更新时间：2023-10-26 17:57
让·弗朗索瓦·富凯法国耶稣会会士，中国名傅圣泽，字方济。1699年来华，竭力在中国早期著作中寻找基督教的证据。1720年回欧后，发表了一个大事年表。他曾对两种《道德经》版本作过笺注，参加了“上帝、天、道”三种术语的讨论，提出“道”字系指基督教徒的最高神——造物主“上帝”，认为“道”相当于“上帝”，也相当于天，对《道德经》作了如下评价：“整部《道德经》仅仅是经文，其中讲到智慧得到发展而形成了道德的模式。”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在攻读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余，又将这些经典译为西文出版，使之在欧洲国家得以广为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发行。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Nicolans Frigault）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22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oannes F.Fovicquet）回国时带去中国古籍共3980种（本），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以至欧洲国家法学者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提供极大方便。
傅圣泽1698年随同白晋（Joachim Bouvet）乘“海神号”船启程，于1699年7月抵达中国厦门，初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传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协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研究翻译工作，并参与了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的测量过程。傅圣泽对中华文化异常倾心，他甚至想证明中国古籍中的“道”和“太极”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而《易经》即真神传给中国人的玄秘经典。
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正是通过这种学术接触，他于1719年，写了《论由尧至秦所谓统治中国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aux Tcin）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坚持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于洪水或创世之前，约当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他却认为，三代均为虚构。他否认夏商周三代的存在。他的论证思路是，首先证明伏羲是一位真人，然后证明三个朝代既不能置于伏羲之前，也不能置于伏羲之后，只能是不存在。傅圣泽先在中国人普遍认为可信的《汉书·艺文志》中找到声称伏羲发明了“卦”，创建了汉字系统并撰写了论及禹、夏、商、周之典籍的记载，这说明夏商周当在伏羲之前，而既然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他之前的三朝显然就不是中国人的帝国。他接着分别引用《列子·杨朱篇》、《荀子·荣辱篇》以及《中庸》里论及周初三王的字句，证明作者与作者所叙述的内容不可能并列于一个朝代，这表明如果确有周朝，它就不可能如中国人声称的在秦代之前，而只能是在伏羲之前，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朝代。否认周朝的存在，夏和商就更不存在了。傅圣泽最后指出《中庸》不应是孔子所作。
那么傅圣泽为中国历史确定的起点在哪里呢？在1729年所刊《中国历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的序言中，傅圣泽提出中国历史的“真纪元”应始于公元前424年周威烈王统治时期。他的年表是对年希 《纲鉴甲子图》的编译，《纲鉴甲子图》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定，而《通鉴纲目》则继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年代体系。傅圣泽持公元前424年说的依据就是，司马光主张从这一年开始华夏民族的历史才有了可靠记载。另外他还提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起源各有说法，所以他们的记载并非信史。就《年表》本身的价值而论，傅圣泽所提供的关于甲子纪年系统的材料并未超出柏应理的水平，唯一新鲜的是他尽量给出了皇帝的年号和名字。
傅圣泽在中国22 年（1699 —1721），可谓博览群籍，儒、道、诸子，古代经典，近人注疏，都有涉猎，傅圣泽对欧洲汉学发展真正重大的贡献是带去数量巨大的中文书籍，而这些书籍与他后半生的命运相伴随。
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傅圣泽所征引的书不限于《易经》，还包括道家的典籍《道德经》、《庄子》、《列子》。并一反过去耶稣会士排斥道家和道教的态度，他指出，道家思想并不违反“仁”、“义”，而《道德经》甚至比《易经》更能解释中国之传统。他认为道或太极就是神：“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古经中唯一真实的道即代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创造及保存者。在本质上与宇宙真主合而为一。”在谈及《易》时，他说“‘易’字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神秘的符号”。傅圣泽奇异而近乎怪诞的理论在教会内部遭到相当严厉的批判，甚至他本人也由此退出了耶稣会。傅圣泽的思想极富于洞察力，他和白晋的分歧，乃至与利玛窦的分歧，也许在于他走得实在太远了。他的彻底的思想在精神上更接近科学。因此，他晚年沉浸于学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历法的研究工作中去了。
傅圣泽为专心进行研究，曾几度申请返国，但均未获允。1720 年11 月，他遵耶稣会总会长之命离开北京准备返回法国，这是对他屡次不服从传教区长上的一项惩罚，但也是他自己曾经要求的结果。由于时间紧迫，傅圣泽来不及将其丰富的私人藏书全数装箱交运，但其带上船的书籍仍有十一大箱，总数将近四千册之多，他同时也协助法属东印度公司在南京购买了七箱的书，以充实皇家图书馆中文方面的收藏。但由于船期耽误，赶不上季节风，他被迫在广州羁留了将近一年，其交运的书亦无法开箱使用。直到年底才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起程，次年秋天抵达法国。
由于耽搁广州期间已接受传信部主教的指示去罗马陈述礼仪问题，故又在1723 年6 月4 日到达罗马。他因反对同僚们对礼仪问题的立场，失去耶稣会总会长的欢心而无法在耶稣会士住院容身，但又得到教皇象征性的奖励，1725 年3 月被封为传信部主教，一直赋闲于传信部，直至1741 年3 月14 日逝世。他带往欧洲的书籍正是在广州时购置，随他飘洋过海到法国海岸，其中大部分又一路辗转陪他到罗马落户。确切而言，随傅圣泽一起来到欧洲的有两批书———他为自己购买的书籍和帮助法国皇家图书馆购买的书籍。
早期的欧洲传教士一旦在《圣经》史与中国史之间找到任何一点具体的相似性，就力求将一种历史纳入另一种历史之中，傅圣泽即为如此。他也热衷于从早期中国经典著作中寻找基督教传教的依据，后来，在他看来，中国的“四书五经”就成了一种比喻，仿佛每一座山都是耶稣受难处，早期的中国皇帝都是教皇；他在分析中国文字的过程中，甚至寻找到了与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和一些其他工具。
尽管傅圣泽否认中国历史起源于公元前2925年的伏羲时代、公元前2607年的黄帝时代、或公元前2357年的 时代等“比较温和的观点”，但事实上他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左势没什么影响力。这主要是由于，当他1722年返回巴黎时，法国启蒙哲学家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旗手，而耶稣会士和教会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