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3 16:42
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提到“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蒙古族铁骑又征服了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及宋朝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天险成了灭亡南宋的最大障碍。于是蒙古军采取了迂回包抄,南征大理的战略。而渡过丽江金沙江天险便成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
“元跨革囊”其实就是一种革囊渡江的手段,当时元军正是在纳西族人的帮助下制成了大量革囊。渡江的时候,元兵身上各绑一革囊,数人为一小组扶着一竹筏,竹筏上承载着军械物件(忽必烈等大官自然也会在竹筏上),在绳索的牵引下就此渡过了金沙江(《盐源县志》:“数夷人各跨一囊,以长绳牵之”)。
元宪宗三年(1253),元世祖忽必烈率十万铁骑从四川木里、盐源一带进入丽江宁蒗永宁,驻跸日月和,(光绪《永兆直隶厅志》载:“厅属永宁界,有地名日月和,元世祖驻跸处)。元军在丽江当地曾建筑一桥,取名为“开基桥”,意为开基帝业。
元军在丽江永宁稍事休整后,翻越瓦哈山(大药山)直下金沙江边,到达现云南丽江宁蒗县拉伯乡拉伯行政村(拉卡喜里),面对滔滔江流,蒙古军凭借革囊和羊皮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对岸的丽江县奉科乡,丽江纳西族土酋率众迎降,元军随即顺利翻过太子关(原名雪山关门),进入今丽江宝山乡果乐村,再翻越鸣音直下到丽江大具坝,然后挥师进驻丽江坝。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元跨革囊”典故的出处。
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西路军随后也在中甸县境内金沙江边渡江到丽江县巨甸、塔城一带。丽江巨甸原名“九赕”,元初改为“巨津”,意为大渡口。如今,云南丽江地区境内尚存众多与丽江“元跨革囊”事件有关的地名和遗址。
史书记载,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进攻大理,他率领中路军经四川西南,在泸沽湖附近休整后,翻越瓦哈山(今大药山),在今宁蒗县境内用革囊横渡天堑金沙江。忽必烈的另外两支队伍,一支在梓里渡金沙江进入丽江,另一支从永胜跨越金沙江经鹤庆进攻大理,孙冉翁以“元跨革囊”四个字概括了十万大军轰轰烈烈、气势磅礴、横渡金沙江之壮举。
灭亡大理国,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战例。昆明大观楼长联以“元跨革囊”四个字,概括了这一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大理国300年的历史,从未对外用兵。当时面对宋、辽、金、西夏与蒙古之间的争斗,大理国一直置身事外,不予理会。然而,蒙古的战略——“斡腹之举”,却将大理国牵入了战争之中。
所谓“斡腹之举”,就是先出奇兵灭大理,然后再由大理派一支军队,对南宋腹地发动攻击,南北夹击,一举而灭南宋。这个策略看起来简单,其实,蒙古对大理用兵,也是颇费周折。据考证,蒙古对大理国用兵,前后三次,方才取得胜利。最早是在蒙古成吉思汗时。一次成吉思汗向大臣郭宝玉询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回答说:应该先攻取巴蜀、大理,然后藉其兵力,顺势灭掉金国,再合围南宋。据有的文献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确曾派遣过一支部队进攻大理,军队到达金沙江边的铁桥城而还。
昆明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1244年,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命征蜀蒙古军抽调精兵,攻取大理。据说当时调集的军队达20万之众。大军由川西过大渡河,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军将高禾率部迎敌,在今丽江九禾一带,与蒙古军展开激战。
迎战蒙古军队的大理国将军高禾,又名高和、高泰和、高逾城和,是当时大理国相国高祥之弟,为大理国重臣。这场战争的战况,没有资料记载,不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此次战事的激烈与重要:其一是战役结束后,大理国派专使段连柘赴南宋通报战况,南宋朝廷派使团专程来大理,到九禾吊唁阵亡将士;其二是大理国在九禾建佛塔,为战死沙场的将士超度。九禾塔现虽然已毁,但当年建塔用的砖,却仍有保留,砖上模印有“追为高逾城和及殉国……”等文字,说明此塔是专门为“九禾之战”的阵亡将士修筑的“超生塔”。
九禾战役中大理国与蒙古军都损失惨重,但蒙古军北还,不完全是军事因素,主要原因是窝阔台汗突然逝世,大军只好撤回。
而大理国方面,与高禾同时战死的高氏家族成员,还有高福善、高明胜、高明祥、高政运、高政志等,所以此次战役,对大理国震动很大。段氏意识到,要抗击蒙古军队,必须与南宋联合起来,便遣使四川,想与南宋共议御敌之策,却遭到拒绝。其结果是大理国在大渡河一带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区,而只好把防线收缩到金沙江一带。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九禾战役引起了南宋的高度重视,然而,大理国方面并未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产生警惕,军事上没有进行积极的布防,外交上也没有与周边,特别是没有与大渡河以南的各部族进行联络,更没有与南宋方面联合抗击蒙古军队的意图与行动。但据《元史类编·兀良合台传》说,“宪宗初立,大理方结好于宋,帝锐意图宋,乃遣皇帝忽必烈先进兵讨西南夷。”这就是说,大理国确曾有主动与南宋联合的举动,连蒙古宪宗皇帝都觉察到了。
宋淳祜七年(公元1247年),蒙古军队再度南下,意在偷袭大理国,但受到四川宋军的阻击,未能到达大理国境。如果南宋能联合大理国,实现“联滇保蜀”的战略,则蒙古军队要灭大理,继而攻南宋,是非常困难的。不幸的是,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战略结盟,并没有在大理国与南宋之间再度出现。
蒙古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九月,忽必烈奉命率军10万,由蒙古高原起程远征大理国。当年十二月,大军乘冬季封冻之机,越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第二年春天,大军经过盐夏,四月出萧关,六月进驻六盘山,八月抵达甘肃南部的临洮。
大军到达临洮后,忽必烈做了两件事,一是遣使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召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军过藏区作准备;二是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人先行,招谕大理。前者应召而至,后者却因道路阻塞,无功而返。这说明蒙古军用兵,还是以谋略为上。在八思巴的协助下,蒙古大军顺利进入川西地区,九月,抵达忒剌,即今天四川西部松藩一带。
大理国在金沙江以北设有建昌、会川二府,这里是南诏时期东蛮所居之地,这里的部族,虽在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管理之下,但同时常常依附于宋王朝的黎州,一如南诏时期的东蛮,既归南诏,又倾向唐王朝的剑南西川节度。蒙古军队进至大渡河边后,忽必烈将大军分为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忽必烈亲率中路,分别进攻大理国。
兀良合台所率西路军,由晏当路(今四川理塘、稻城一带)南下,经川西藏区,进至今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一带,在巨甸渡过金沙江。西路军在今丽江石鼓一带,被“空和寨”所阻。空和寨是大理国在金沙江边设置的军事要隘,沿江依山而筑,牢不可破。兀良合台亲自率军出战,经过七天的激战,才攻破寨门。
抄合、也只烈所率的东路军,沿川西平原南下,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辖地。此路大军的战略意图,是占领建昌、会川二府,过金沙江,进逼姚州,转而西进,与中路军、西路军会师,合围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姚州即今云南姚安,这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传统通道之一。南诏大理国时期,姚州为仅次于“首邑之地”洱海周边地区的重要辖区。但东路军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后,遭遇顽强抵抗,后来虽兵临姚州城下,亦不能攻克城池,只好停下等待忽必烈中路大军的支援。
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先到达满陀城(今四川泸定),由于行军不便,蒙古军丢下粮草辎重,轻装渡过大渡河,在高山峡谷无人区之中,急行军二千余里,到达金沙江畔。据考证,忽必烈中路军的行军路线,是由大渡河而南,沿河谷南下,到达今丽江宁蒗县永宁镇金沙江北侧。么些族(纳西族)首领和字出降,为蒙古军引路。
蒙古军队虽来自大漠,不习水性,但出师之前,他们对大理国的山川地势有详细的了解,知道这里有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为渡河作好了准备。来到金沙江边,面对汹涌的江水,蒙古军士不用船只,使用北方人渡河惯用的“革囊”渡过了金沙江天险。
“革”者,“皮”也,“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过河,都是乘革囊而过。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制作的方法,大概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然后只要将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就天衣无缝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藉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飘浮过河。大致说来,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
渡过金沙江之后,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由永宁南行,从今天的宁蒗县境内直驱丽江,到达大匮(今丽江大巨),进而攻击三赕(今丽江),么些族首领麦良出降。蒙古军由三赕至谋统(今鹤庆),高氏出降,邻近的善巨(今永胜)高氏也投降了蒙古军队。至此,忽必烈所率的中路军沿途招降纳叛,把大渡河以南直到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国辖地,都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大理国西北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渡河、金沙江两道天险,以及无数的“蛮夷”部族所形成的缓冲区域,霎时间被“天兵”所破。段氏、高氏万万没有想到,蒙古军有如天降,一下子就出现在苍山洱海之间。
紧接着,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首先攻下邓川。这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也抵达龙首关外,两路大军合兵一处,乘势攻破龙首关,大理国“首邑之地”的北大门洞开。蒙古大军占领大嫠后,沿苍山山麓小道,很快直抵羊苴咩城下。
经南诏大理国近500年经营的羊苴咩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从战略上说,蒙古军并无十分把握攻占此城。回想唐朝天宝年间,唐军就曾攻至城下,最后却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蒙古军虽有兵临城下之优势,但忽必烈并不急于攻城,他认为如果能兵不血刃,订立城下之盟,那才是上善之策。于是忽必烈再次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位特使入城,招谕大理国段氏出降。但大理国段氏、高氏君臣却颇为自信,他们杀了蒙古使臣,丝毫不理会忽必烈的招降。国王段兴智、相国高泰祥引兵出战,与蒙古军大战于羊苴咩城下。
面对坚固的城池和高昂的士气,蒙古军一时攻城难克,忽必烈决定再遣使臣招谕大理国君臣,劝其出降。“三返弗听”,大理国断然拒绝投降。
忽必烈命令蒙古勇士组成一支特别队伍,绕道苍山西坡,由西向东翻越苍山。这支登山部队,十之八九死在苍山之上,但最终完成使命,存活下来的军士,在苍山上组成一支奇兵,军旗招展,鼓号齐鸣,由山顶直冲而下,突入城中。大理国君臣被这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气势所逼,弃城而逃,退守姚州、善阐。此次军事行动,是自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以来,外部军事力量第一次攻入羊苴咩城,南诏大理国城防体系被蒙古铁骑踏破。
此后,蒙古军队乘胜追至姚州,与在那里久战不胜的东路军会合,攻克姚州城,俘获大理国相国高泰祥。再后蒙古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进军滇中,围攻善阐,攻城虽费时日,终究攻破城垣。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出奔至昆泽(阳宗海)被擒,后降蒙古,被封为世袭大理总管,段氏大理国至此灭亡。
元军将被俘的段兴、高兴智送到北方见蒙古汗蒙哥,段见到蒙哥即表示归顺。蒙哥任其为“大理总管”,让其回云南与元军共同治理云南。1260年忽必烈继位,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是为元世祖。1279年元灭南宋。元世祖忽必列对云南的统治比内地早18年。
蒙古军队虽获得大胜,但损失也是空前的:当年出师奔袭大理国的10万铁骑,仅存2万,损失了五分之四。至今,云南许多地方都还保留有为数众多的“鞑子坟”,据说就是当年蒙古阵亡将士的墓冢。
蒙古灭大理国之后,对云南实行了20年的军事管制。行省建立之前,蒙古先在大理立“元帅府”,总制大理国旧地,后改为“大理善阐都元帅府”,再后改为“云南诸路宣慰司”,下辖万户、千户、百户府。1274年,忽必烈在云南设立行省,任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改万户、千户、百户府为路、府、州、县,云南从军事管制时期进入正常的行政管理阶段。云南行省建立时,将首府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结束了大理作为云南首府536年的历史。
大理国灭亡后,蒙古“斡腹之举”的战略意图实现,对南宋形成了夹击之势。公元1258年,当蒙古军三路进攻南宋时,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爨白军”,随蒙古军征战至鄂口(汉口)。后来,爨白军中的大部分军士,落籍于湖南西部长江流域的桑植县一带,成为现今这些地方白族的先祖。
元王朝虽然在云南建立行省,但为了限制行省的权力,又分封蒙古亲王镇守云南,划给他们管辖范围和领地,不受行省约束。大理国段氏则“世袭大理总管”,管辖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并划定滇西为其辖地。云南形成了蒙古亲王、行省及段氏总管三家统治的格局。段氏总管时期,洱海地区仍较多地保留着大理国时期的传统。
“元跨革囊”,促进了忽必烈平大理国和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从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同时也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是丽江纳西族结束了长期的各部落分立的局面,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二是统一后的纳西族首领得到了中央政权的任命,土司世袭制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