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兵围攻、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准备将于秋天举行的考试。虽然考试又一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的机会，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篇，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贞佑五年（1217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又赴京赶考，仍未成功。

兴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便愤然不就选任。正大元年（1224年），到他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这次宏词科登第后，元好问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三十六岁的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期间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

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其后因母亲张氏身故，元好问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又应邓州节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移刺瑗投降，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

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他在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此后不久，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后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军围汴京，元好问被围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胁迫朝臣为自己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

金亡后，元好问随金朝大批官员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聊城等地，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行动也较为自由。

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秋，因其诗文名气颇大，耶律楚材倾心接纳元好问。可五十岁的元好问已无意出仕为官，其年重回家乡隐居，并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

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觐见“驻桓、抚间”的忽必烈。希望说服忽必烈尊信儒学，并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国。

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

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元好问的诗主要学杜甫，但受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也很深。他的写景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他的题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其诗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他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他对自己的诗才极为自信，有着与杜甫相提并论的傲气，有过“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诗句。

此外，他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诗歌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

他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留下词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词人。元好问词的内容不及其诗内容广大，但在金词坛却是题材最丰富的一家，艺术上以苏轼、辛弃疾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抒怀、咏史、山水、田园、言情、咏物、赠别、酬答、吊古伤时，无历不控。

作为金词坛现实主义词人，他的词笔首先是面向现实的。有“兵尘万里，家书三月，无言强首。几许光阴，几回欢聚，长教分手。料婆娑桂树，多应笑我，憔悴似，金城柳。”

元好问多作怀古词，形式以长调为主，奇慨遥深，如《木兰花慢》“渺涨江东下”。田园词则往往表现出恬谈、闲适的情趣。描绘山河壮丽、抒发爱国豪情，是遗山词一个重要内容，如遗山代表作《水调歇头·赋三门律》等。

元好问的水词之所以能如笔下山水那样顶天立地，在于它不仅是雄浑的山水画眷更有寄慨、壮思、理想自画卷中选出。即如此首下闻纯为感慨，词之内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词文上，元好问的爱情词是别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词》等。

元好问还写过小说，所著志怪短篇小说《续夷坚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无文和一篇内容残缺者外，实有一百九十七篇。从《续夷坚志》和元好问的其他诗文中，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列子》的影响相当大。他的《续夷坚志》的书名，与其说是仿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倒不如说直接取之于《列子·汤问篇》的“夷坚闻而志之”一语更确切些。他继承和学习了《列子》《搜神记》和唐代传奇、南宋《夷坚志》的志怪搜奇的传统。这书的大部分篇幅虽然也是荒诞不经的东西，但元好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宣扬有神论、天命论，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样，在于以小说存史和鞭笞社会的丑恶现象。元人朱方石在《续夷坚志》跋中说“《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卢（即洪迈）演史寓言也。其劝善戒恶不为无补，吾知起善推广之心，即遗山之心也”。此书记载自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至蒙古国蒙哥汗（元宪宗）元年（1251年）之间的种种传闻故实。内容除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者之外，还有不少是关于地理、历史、文物、医学、天文、艺术等的记载，于理解金元时代的实际情况很有裨益。如《王增寿外力》，记金代“括田”、“签军黟”等弊政外，还有“括驼”，印证了《金史》的记载。《戴十妻梁氏》则记述蒙古统治集团的横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汤盘周鼎》《救熏死》《背疽方二》《骈胎》《测影》《镜辨》《驴腹异物》《古钱》《吕氏所记古印章》《古鼎》《泗州题壁词》《稻画》《华陀贴》等篇目，均有补于文、史及自然科学、艺术的研究。

元好问所撰散曲，今仅存九首，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元好问创制的《骤雨打新荷》散曲，元韧曾广为流传，为元散曲家赵孟頫等人所激赏。《陶南村倔耕录》曾云：’“《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妓多歌之，借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元好问是善于创制新曲的，《古今词话顶好问》条引金源言行录阳：“有《锦机集》，其《三望子》，则《小圣乐》《松液凝空》皆自制曲也。”如《三奠》曲自元好问创作后，刘秉忠、王恽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见元好问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里手，自成一家。故《太和正音剧评》述元独家创作，谓：元遗山之词如穷星孤松，列元好问于元散曲名家之列。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

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

金朝灭亡后，元好问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相当多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二百五十余人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金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此外，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元代徐世隆：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元代李冶更誉元好问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

元代脱脱主修《金史》：①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②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

明代宋濂等主修《元史》：元好问文名擅一时……。

清代张景星《阮诗别裁序》：遗山未尝仕元，而巨手开先，冠绝于时，固不必言。

清代顾嗣立《元诗选》：先生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太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杂弄金碧，糅饰丹素，奇芬异彩，动荡心魄。以五言为雅正，而出奇于长句。杂言乐府不用古题，新意特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晚年尤以著作自娱。……自中原板荡，风雅道衰。汴京之亡，故老都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工，以文章独步者几三十年。由是学者知所指归，作为诗文，皆有法度。百年以还，名家辈出。别裁伪体，溯流穷源，论者以先生为标准，不亦宜乎！

清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近代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一时称者以其诗直配苏黄；而文则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东坡之后，继以元子，可也。然好问诗文，非东坡之流亚也；盖志不在东坡之快利，而出以重缓；又不为山谷之生拗，而力求弘润；沉着痛快，固不仅浩浩直达，如赵秉文、王若虚之为苏轼者也。文为韩愈之排（阙），而无其妥帖。诗得杜甫之沉郁，而逊其渊永。

近现代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金自大定 、明昌以还，文风蔚起，遂于末造笃生遗山，卓为一代宗匠。其诗嗣响子美，方轨放翁，古文浑雅，乐府疏快，国亡以文献自任。所著《壬辰杂编》虽失传 ，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书，故独称雅正。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 ，固不数数觏也。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据说他迄今流传下来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遗山乐府》（又名《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此外还有《遗山诗集》《乐府》《续夷坚志》等。作品集有《遗山先生文集》《元遗山先生全集》（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等。

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作品参考资料：来自郝树侯《元好问传》及唐圭璋《全金元词》等）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哀宗弃城而逃。次年正月，留守汴京的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

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五十四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五十四名知识分子中有十五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元好问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五百余人，例如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李杲、张从正，可以说元好问也是相当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十六岁的元好问赴并州赶考，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写《雁丘》辞一阕，其后又加以修改，成了一首传世之作《摸鱼儿·雁丘词》。

据《遗山故物谱》称，元好问家多藏书，皆宋元祐以前旧物。贞祐四年（1216年）兵乱，将书藏于墙壁间而得免。有杂书及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等书尚有千余册，画有百轴。建书屋为“野史亭”，藏书著述其中。又就顺天张万户家。取金历代实录，晨夕抄集，至百余万言，未成而卒。

（表格参考资料：《元好问传》）

主词条：元好问墓、野史亭

元好问墓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东南5.5公里处的韩岩村北，于1962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区。墓区分墓地和野史亭两部分，坐北朝南，面积约4096平方米。

元好问墓封土高3米，直径6米，墓前设有卷棚顶享堂三间，享堂内有明代诗人访元好问之墓残碑以及明清两代元好问家族碑刻。元代石虎、石羊、石翁仲各一对。墓内有元好问塑像和元好问生平事迹碑刻。

野史亭又名青来轩，创建于元代，为元好问五十一岁时为修《金史》而建，“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民国十三年（1924年）重修，东西宽144米，南北长171.7米，占地面积2.47万平方米。八百年间，多次有人前来凭吊或修缮。亭内有金、元、明、清以来大量的名家诗文石刻、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