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教诲下，克里斯蒂娜成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女骑手。那时在她生活中，马厩成了她的精神家园。再也没有什么比坐在马厩里，倾听马童、马夫闲聊更让她开心的了。

正是在马厩里，克里斯蒂娜首次遇到了小安德鲁·科尔斯基。安德鲁的父亲从自己的庄园瓦布涅把儿子带来和10岁大的克里斯蒂娜玩耍，而他则和斯卡贝克伯爵商谈农事。

这次普普通通的会面对安德鲁或克里斯蒂娜都无关紧要，但却引起了命运女神的极大兴趣。她忙着在这两个孩子之间穿针引线，直到终于有一天，两人的命运变得息息相关，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滑雪时救她脱险的男人成了她第二任丈夫

克里斯蒂娜和斯卡贝克在幸福快乐中迅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母亲发现，女儿需要管束，需要她那个阶层的女孩子做伴，而不是和马厩里的伙计，还有乡下孩子搅和在一起。

克里斯蒂娜被送往位于波兰西部著名的萨克雷克尔修道院。这所学校的母院设在巴黎，因为培训贵族乡绅家的女子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

克里斯蒂娜十分不快，她因此完全忽视所有的规章制度，令善良的修女十分头疼，因为她们无法驯服这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克里斯蒂娜总是不断搞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有位修士做弥撒时，克里斯蒂娜点火烧着了他的法衣。

修道院院长觉得，克里斯蒂娜的叛逆精神或许会带坏整群孩子，于是向克里斯蒂娜父母建议，希望他们去寻找另一家更适合伯爵小姐热情洋溢个性的机构。

克里斯蒂娜被送往另一家更加严格的亚齐沃维奇修道院，而且，由于家族财产遭受严重打击，父母还被迫卖了庄园，从乡下搬走了。

不久，克里斯蒂娜和贵族青年查尔斯·格特利希结婚了。

18岁时，克里斯蒂娜仍然非常单纯浪漫，不过查尔斯首先是个商人，他很爱克里斯蒂娜，但他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业。而且，这对年轻伴侣根本就不和谐，没有经历任何痛苦，这次婚姻就悄然画上了句号。

克里斯蒂娜一边考虑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一边去扎科帕内旅游滑雪。有一天，在从一个非常危险的滑雪坡上飞驰而下时，她失去了控制，如果不是一个大个子男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伸出手臂搂住她，她的处境可能就会极其危险。克里斯蒂娜的救命恩人叫乔治·吉齐基。

乔治来自乌克兰一富裕家庭。14岁时，乔治和父亲大吵一架，接着就离家出走了。他登上了开往美洲的轮船，在那里先后做过牛仔和淘金者。他最终成了一名作家，周游世界以便为自己的著述和文章寻找题材。

乔治狂热地爱上了克里斯蒂娜。1938年11月2日，他们举行了婚礼。不久，克里斯蒂娜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但由于当时既受丈夫吸引又被其控制，克里斯蒂娜还是设法把他在自己内心激起的那种恐惧理想化，不过这种恐惧最终还是把两人活活拆散了。

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个个圈子中游刃有余。吉齐基夫妇和驻华沙的外交使团关系也非常友好。克里斯蒂娜遇到了很多外交官，有些外交官在她将来的人生中会再次出现，并在她所从事的某些活动中帮了不少忙。

或许正是克里斯蒂娜和这些外交官的会面促使她涉足新闻界。日后，在克里斯蒂娜成为特工时，这提供了一个幌子。

乔治·吉齐基在欧洲从来没完全满足过。他想重新回到非洲那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当机会来临——乔治代表国家作为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时，他马上就接受了。

乔治决定先带克里斯蒂娜去肯尼亚，年轻时他去那里探过险。

克里斯蒂娜1939年看到的内罗毕是个新旧事物交集的大杂烩。最早的定居者开了商号做买卖，建了办事处做生意，盖了平房来居住，还种了又高又大的桉树作为装饰。随着岁月流逝，现代化的石头楼房取代了原先那些破旧的办事处。

吉齐基夫妇住进了索尔兹伯里旅店。这时，克里斯蒂娜已经明白，嫁给乔治是个错误。虽然乔治有时也非常开朗幽默，但他却给克里斯蒂娜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

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沮丧。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落入魔掌。1939年9月1日，德国进犯波兰，波兰军队开始了英勇的防卫战。

也是在这时，克里斯蒂娜遇到了童年时的玩伴安德鲁，两人坠入情网同居了。安德鲁虽然一条腿残废了，却已是波兰抵抗组织的一名军官。克里斯蒂娜受安德鲁的影响，加入了英国的情报组织。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为英国搜集、筛选、传送了很多信息。他们的团队里面有许多出色敬业的助手，其中有个叫作拉斯基神父的耶稣会教士。此人身材瘦小，脸庞酷似西班牙画家戈雅，据说，他为梵蒂冈工作。拉斯基神父往返波兰数次，最后他被布达佩斯的德军逮捕了。德军把他送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放出了阿尔萨斯猎狗袭击他，猎狗把他撕成了碎片。

另外一名助手是马尔钦·卢博米尔斯基王子，他体质较差，无法参军，但在接到艰巨任务时，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却从没退缩过。“步枪手”（波兰的一抵抗组织）不时派来信使，定期给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提供消息，包括德军的动向等等。

波兰逃亡分子源源不断涌来，安德鲁依旧把他们运往安全地带。但是，安德鲁再次被逮捕了，被送进了布达佩斯监狱。他在那里遇到了老朋友，来自二局的风度翩翩的少校。少校说：“中尉，你来到玛丽亚-特里萨兵营应感到非常幸运，这里仍然完全由匈牙利人掌控着。我希望，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请尽快离开匈牙利。”

他们在新房子刚一安定下来，克里斯蒂娜就告诉安德鲁，她打算再一次返回波兰。安德鲁指出，她的照片和文件现在可能都在盖世太保手中，但克里斯蒂娜毫不在意。她原本打算10月就动身，后来颇不情愿地同意等到11月降下第一场雪后再出发，那时边境警卫不愿呆在冰冷的树林里抓捕越境者。

10月中旬，有个信使赶来向克里斯蒂娜报告说，16名逃离德国战俘营的英国士兵现藏在华沙的一家聋哑人收容所。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外面谣传：希特勒将会实施“仁慈地杀害”残疾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疾）的计划。

11月13日，克里斯蒂娜离开了布达佩斯，18日抵达了华沙。克里斯蒂娜径直去了聋哑人收容所，结果却发现英国士兵已经撤离了。这个群体的领导人坚持要波兰地下组织把他们疏散开来，并请求地下组织帮助他们进入苏联占领区。于是，克里斯蒂娜自告奋勇，要把另外两名英国士兵从波兰送往匈牙利。到了华沙后，这两名士兵的情况非常糟糕，医生断定如果不经过至少三个礼拜的休养，他们是不适合长途跋涉的。克里斯蒂娜必须把情报送到布达佩斯，不能等士兵康复了，所以她就把病号委托自己的那些“步枪手”朋友照料。后来，这两名士兵和克里斯蒂娜在贝尔格莱德有过一次愉快的团聚。

克里斯蒂娜在波兰的分分秒秒都非常危险。德国人在街上当众抓人，被捕者倘若不能提供真实的证件证明他们为德国人效劳，他们就会被送去做苦力或被送到集中营。

11月底，克里斯蒂娜返回布达佩斯，当时她身体状况不妙，患了严重的流感，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克里斯蒂娜不在的时候，工作照旧，但安德鲁却不安地意识到：他一直被人监视着，经常被人跟踪。安德鲁告诉她：他们该搬家了。

克里斯蒂娜不想听这些，声称她已经用火车托运各种文件，她必须等这些情报运到。在这些文件被理清之前，她不能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她卧床休息了两个礼拜来医治流感。令安德鲁感到恐怖的是，克里斯蒂娜开始咳嗽吐血。他们的圣诞节过得一点也不愉快。

清晨四点钟时，门铃响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立刻就明白，那担忧良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克里斯蒂娜匆忙穿上睡袍，安德鲁急着安上假腿。敲门声越来越响了。

安德鲁打开房门，看到4名匈牙利警察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安德鲁身边穿过，进入房内。把所有的灯打开后，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搜查每个房间。自然，一切相关的文件早就处理了，所有那些剩下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旅游小册子，还有一些刊登着旅馆和饭店广告的地图。警察把这些都一点不剩地装进箱子里带走了。

安德鲁跟着克里斯蒂娜来到洗手间时，后面有个警察紧跟着他，那警察眼睛一眨不眨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过程。

安德鲁拼命想找到一个办法，把那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扔掉。他用波兰语对克里斯蒂娜说：“这记事本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个警察赶紧说道：“不要说话。要是你们想说什么，就用德语说。”安德鲁回答道：“这位女士是不会说德语的。如果那样，就不能说话了。”

警察在房内搜索了一个小时。清晨五点钟时，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被匆忙推进了一辆宽大的警车里。克里斯蒂娜低声对着安德鲁耳语道：“把记事本给我。”安德鲁摇了摇头，局势本来就已经十分危险，他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更深地卷入其中。

安德鲁与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纳粹监狱。后来，他们再次得到那位匈牙利少校的暗中帮助，他说：“因为斯卡贝克伯爵小姐病了，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你们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你们可以回到公寓，但没有我们允许，不能离开。”

他们热切地向少校表示谢意，然后尽快离开了。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负责押送他们，命令他们前往平常的集合地——哈格里咖啡馆。

自然，这是又一道陷阱，因为他们明白：要是地下组织的两名成员消失，然后又出现了，所有其他人——尽管告诫他们绝不要犯这种错误——有可能围在四周询问消息，这就可以使警察抓住该组织中的一名又一名成员。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沿着街道朝哈格里咖啡馆走去，这时安德鲁看到有个朋友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安德鲁小心谨慎地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姿势，那小伙子知道：克里斯蒂娜和组织的头目后面有人在跟踪。他一溜烟跑了，等到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还有他们的护送人员赶到咖啡馆时，没人上来欢迎他们，他们独自坐在桌边，点了一杯非常想要的热咖啡和一块三明治。只有在接到信号表示可以离开时，他们才动了一下身子。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克里斯蒂娜给安德鲁讲述了她在狱中的经历。

克里斯蒂娜逃出纳粹的魔掌后，先后辗转于土耳其、埃及、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为英国的情报机构工作。她勇敢机智，屡屡化险为夷；并成功地营救出被俘的英国特工，几度策反轴心国的士兵加入反法西斯队伍。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二战的胜利做出贡献的波兰女子，战后的境遇却很凄惨，不得不四处漂泊，最后惨死在一精神病患者的刀下……

1944年7月8日清晨，克里斯蒂娜到了韦科尔，那是法国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克里斯蒂娜接到了一些明确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到已与纳粹德国反目成仇的意大利部队中，担任一种称为“招募官”的工作。其中有一支第51阿尔皮尼师，他们曾在蒙·塞尼斯隧道和德军有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德军很轻易地就让拥有大约四万五千士兵的意大利部队缴械投降了，而且，还把他们当劳工，送到法国去修筑防御工事。他们中的许多人逃亡到了马基游击队中，而其他的一些人，则加入了英国特工“罗杰”领导的部队。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克里斯蒂娜的角色就是去扮演一个天真、年轻的村姑。她曾两次被德军抓住，但是她的演技太好了，德军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就把她放了。

但是第三次，克里斯蒂娜正带领一支意大利游击队，赶往离他们最近的马基游击队。途中一支德国边境巡逻队追上了她，他们命令克里斯蒂娜把双手放在头上，她照做了，但是，她两只手都握着一个拔了引线的手榴弹。克里斯蒂娜用流利的德语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让她和她的同伴们走，否则，就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德军见此情形，很不情愿地走开了。

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说服德方在拉尔什山口堡垒里的驻防军队。这个山坳通道是通往周围地带的必经之路，山口大约有1994英尺高。克里斯蒂娜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到达山顶。一到堡垒的背风处，她就成功地让在那里的波兰联络人注意到了她，并让他们聚到一起。接着，她拿着一个扩音器，并用波兰语向那群波兰籍士兵说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结果，她说服他们离开了德军，转而加入了抵抗部队。

但是，几乎同时，“罗杰”和他的同伴被捕了。克里斯蒂娜找到了面色铁青的雷诺瓦和茹弗医生以及该组的其他成员，他们正在商议袭击迪涅监狱的可能性。

克里斯蒂娜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主意。她说：“大家先稳住阵脚，等我从迪涅回来再做打算。”说完这些话，她推出一辆旧自行车，摇摇晃晃骑了25英里的路赶到了迪涅。

一听说“罗杰”身陷囹圄，克里斯蒂娜唯一的想法，就是在盖世太保还未发现“罗杰”和他同伴的真实身份之前，尽快把他解救出来。她十分清楚，如果德国人发现，大名鼎鼎的英国特工“罗杰”和他的朋友们就会立即被枪毙。

约翰·罗珀是克里斯蒂娜的朋友，当他听说了“罗杰”的处境后，马上筹集了一些金币和现金。“我带着所有的钱，骑摩托车去了塞纳，看是否我能帮上什么忙。”

克里斯蒂娜一到迪涅，就想弄清楚“罗杰”具体被关在什么位置。她溜进了监狱，一边沿着那幢阴深深的牢房走着，一边大声哼着《弗兰基和约翰尼》这支歌曲。“罗杰”和她都很喜欢这首歌。她绕着监狱转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听到回应。突然，她听到有个人也在唱这首歌，这是“罗杰”在扯开嗓门唱歌。克里斯蒂娜不禁喜上心头。

克里斯蒂对监狱的宪兵说自己是“罗杰”的妻子，想知道能否现在见她“丈夫”一面。

一位老宪兵非常同情这位身体瘦弱、脸上裹着一条乡下人常用的黑色围巾的年轻妇女。克里斯蒂娜问，她怎样才能得到给她“丈夫”带肥皂和剃须用具等生活必需品的许可。“食物可能对他更有用处，”老宪兵说，“但是，我不能帮你去见你丈夫。在这里，唯一可以帮你的就是艾伯特·申克。他是阿尔萨斯人，担任地方管辖区和盖世太保之间的联络官。”克里斯蒂娜要求见申克，直接和他谈这件事。“上校，盖世太保抓了三名十分重要的盟军特工，我丈夫‘罗杰’也在其中。我是一名英国特工，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是我的舅舅。盟军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已经登陆，很快就会到达这里，你应该早就听说了吧。那时，杀害我丈夫和他朋友的人的日子可就不会好过喽。你完全明白，即使我们的人不杀你，而那些杀到这里的马基游击队的人也会杀了你，因为你们的手上沾满了他们战友的鲜血，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

申克听后沉思了一会，他决定和她摊牌。

“我自己帮不了你任何忙。但是，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姆的比利时人可以帮你，或许他能帮你打个招呼，因为他是盖世太保的翻译。打这种招呼很危险，而且要花很多钱。不过，假如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出身名门，那么你肯定能弄到足够的现金让韦姆去打通关系。他对任何总数低于200万法郎的钱财从不感兴趣，这可是真的。”

克里斯蒂娜沉着地说：“好的，上校。你安排我和韦姆先生见一次面，我会见机行事的。”

8月14日下午4点，克里斯蒂娜坐在申克夫人的公寓里等着韦姆的到来。这时，门开了，韦姆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盖世太保的制服，腰上别了把左轮手枪。克里斯蒂娜为了降低酬金，和他争论了三个多小时。她告诉他，盟军随时有可能打到这里。她自己和英国军队一直保持无线电联络。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她拿出了一些作废的无线电晶体碎片给他看。

“假如我是你，”克里斯蒂娜说道，“我就会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条件。正如我对申克上校所说的，假如我丈夫或是他朋友有任何不测的话，你们就会很快遭到恐怖的报复。因为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你和申克上校在当地的口碑很差。”

韦姆手上沾满了太多人的鲜血，盟军和法国抗德部队肯定要报复他。想到自己的下场，他惊恐不已。他说道：“假如我把他们弄出监狱，你将会如何保护我？”“我保证，”克里斯蒂娜回答，“我以英国当局的名义向你保证，假如你把我丈夫和他朋友都弄出监狱，我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和申克上校的人身安全，让你们免受游击队员的报复。”

克里斯蒂娜觉得她已经为“罗杰”的生命赢得了时间。然而，她必须尽快筹到钱，以免韦姆改变主意。她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塞纳，她给布鲁克斯·理查兹的留言就是：“用200万法郎赎回‘罗杰’和他同伴们的性命。”她还补充说时间非常紧迫。她确信阿尔及尔“自由法国”总部一定会对她的求救信号做出回应。

8月14或15日，克里斯蒂娜见到了申克。钱是总部在16日夜里空投下来的。克里斯蒂娜把用塑料袋装好的钱放在了自己床下，那天晚上，她睡了一会就醒了，一直辗转反侧到天亮。天一亮她又踏上了那条她再也熟悉不过的通往迪涅的道路。

在监牢里，“罗杰”他们个个都变得十分消沉。他知道，他们的性命已危在旦夕。

第四天下午，马克斯·韦姆穿着国防军的军衣，头上戴着印有骷髅画的护国军帽，昂首挺胸走进了监牢，粗暴地命令他们出来。他们战战兢兢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他们心想，他是来把他们带到足球场去处决的。

韦姆手中握着左轮手枪，押着“罗杰”他们穿过院子，走到了监狱门口。“就在监狱外面，”“罗杰”说道：“停着一辆汽车，那是辆前轮驱动的雪铁龙汽车，是我们车队中的一辆，我记得克里斯蒂娜就坐在车里等着。我们死里逃生，实在是从地狱到天堂般的感觉。”

二战即将结束。克里斯蒂娜知道，在她的人生当中，这是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她孤独地离开了法国。以前她每次到伦敦，总是有一种回到安德鲁身边的温暖。这次，却没有任何人来问候她。那个晚上非常漫长，她独自一人漫步在伦敦的大街上，身无分文。

就在这段悲凉的日子里，克里斯蒂娜再次见到了约翰·罗珀。这次重逢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成了好朋友。“就在那时，”约翰·罗珀说道，“她第一次来到我在伦敦的公寓，并住了下来。公寓是我的姨妈，已故的弗伦奇夫人暂时租下的。在那段日子里，克里斯蒂娜和我彼此更加了解了对方。”

1945年1月1日，因为救过两名英国军官的性命，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被授予乔治勋章。因为她救过索伦森少校，法国授予她战斗银星十字勋章。

克里斯蒂娜呆在英国驻中东部队统帅部下属的行动部门，直到复员为止。1945年5月11日，克里斯蒂娜放弃了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作，部队给了她100英镑的退役金。随后，感激的英国政府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英国特种行动执委会，先前承诺会给她提供一些保障，然而，在对待他们出色的特工时，却是那样随随便便。克里斯蒂娜的祖国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来表彰她的英雄女儿。甚至在寻找最卑微的工作上，克里斯蒂娜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尽快办理好自己加入英国国籍的手续，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由于情况看起来没有任何进展，她就开始认真找工作了。

她去接手帕丁顿一家宾馆被服室里的工作。克里斯蒂娜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人的意料，因为她决不是位熟练的女裁缝。一大堆一大堆的毛巾、被单、枕套都要不断地修补，做这样的事令她很沮丧。于是她就辞职了。

一个朋友把她介绍给了一位管理着几家连锁酒店的经理。在她第一次面试的时候，经理就告诉她，这一职位只会考虑结了婚的女人。克里斯蒂娜问这位经理，这一规定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男人，经理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行，”克里斯蒂娜说道，“给我一份你们还没有结婚的经理名单，我就嫁给他们其中一位。”

克里斯蒂娜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她加入了英国国籍。1947年，克里斯蒂娜拿到了英国护照。她十分高兴，并且相信这肯定标志着一个前途更加光明的时期的开始。她紧紧握着这份崭新的证件，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她怀着激动的心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去参加了工作面试。她未来的雇主仔细检查了她的新护照。

“对不起，格兰维尔女士，”老板把护照还给她说道，“你不是英国人，你只是一个拿到了英国护照的外籍人员。”按照护照前页上的说明，克里斯蒂娜是一位“移居英国的外国侨民”。移民证书上写着“亚利桑那第20605号，英国内政部编号G26822，1946年11月23日颁发”。

这件事情带来的打击使克里斯蒂娜再也承受不住了。克里斯蒂娜想离开欧洲。她总是渴望阳光和广阔的视野……

一把长刀捅进了她的胸部

1951年5月，克里斯蒂娜又找到了一份在“劳海因”号客轮上做女乘务员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这不仅解决了她的生计，又满足了她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行的愿望。

在船上，克里斯蒂娜有教养的举止、沉默寡言的性格和乘客对她的一致好评引起了有些女服务员的嫉妒，这时，41岁的浴室服务员马尔唐尼出现了，他处处照顾克里斯蒂娜，同时疯狂地爱上了她。克里斯蒂娜感激马尔唐尼对他的保护，和他成了朋友。

然而，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马尔唐尼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他对克里斯蒂娜的爱越来越变态，克里斯蒂娜走到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克里斯蒂娜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离开马尔唐尼。

在结束了又一次航行后，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一天晚上，她和朋友波皮耶吃完饭后回到宾馆，然后抱着一大堆制服准备放到地下室的衣箱里去。在楼梯口，她惊讶地又发现了马尔唐尼。他问她是否真的想离开伦敦，她回答说是的。随后，他又叫克里斯蒂娜把他写给她的信还给他，克里斯蒂娜说已经烧了。突然，马尔唐尼向她猛扑过去，把一把长刀深深地捅进了她的胸部。克里斯蒂娜痛苦地喊：“把他从我这里带走，把他弄走。”这时，一名受惊的旅客马上给警察和救护医院打了电话。但是，等救护人员赶到时，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马尔唐尼并没有逃跑，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反复说道：“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1952年9月30日，马尔唐尼被处以绞刑。在上绞刑架前，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杀了她才能最终占有她。”

6月21日上午，心情沉重的人们聚集在肯萨尔-格林罗马天主教公墓，为克里斯蒂娜举行了葬礼。经过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后，护柩者把棺材抬往了墓地。在这些护柩者中，有安德鲁、斯卡贝克上校。法国马基游击队队员把红白相间的国旗放进了他们的“保利娜小姐”的坟墓里。为了让克里斯蒂娜可以在她祖国的国土下安息，一袋从波兰运来的泥土撒在了克里斯蒂娜的坟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