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金日成和反对派双方都在争取苏联的支持。苏联虽然没有明确支持任何一方，但始终把朝鲜的政治稳定放在首位。在1956年夏金日成访问苏联和东欧等国期间，苏联领导人要求金日成自己批评个人崇拜问题和各种政策缺陷，并加以改正，不过苏联方面也强调这必须由金日成本人来主导，即支持由金日成自己纠正错误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苏联方面还多次向反对派强调不要损害金日成的政治威信，并劝阻对金日成进行公开批评，对领导层人事问题严格采取中立和不介入的态度。8月13日，苏联驻朝大使伊万诺夫将苏共中央关于关于二十大决议讨论和执行内容的一封信的转达给金日成，其中强调“党内民主不能沦为以损毁党或削弱党的纪律为目的和助长对党领导层及机关负责人的负面舆论工具”，这句话使金日成备受鼓舞。同时，他在回国后经过与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交谈，发现虽然金斗奉等最高领导参与反对派，但在所有干部群体中，反对派属于一小撮，因此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8月21至23日特别会议

1956年8月18日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会会议上，金日成公开了苏共中央来信，并让常委们传阅。崔昌益在这次会议上辩解说，他只是想指出党的领导层在工作上的缺陷。另外，金斗奉虽然不掩饰对党领导层的不满，但也提议“为处理党内发生的问题，希望召开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于是为处理党内矛盾，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在8月21至23日召开了为期3天的特别会议。会议第一天，崔昌益和金斗奉提出了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现象、缺乏集体领导原则、文学艺术政策上的误区以及对领导人的忠诚度而不是能力为标准来决定的干部选拔等问题，还批评了现任领导层在政策上的过失。由于金日成从回国后就大体上承认了上述内容，所以没有太大的分歧就达成了协议。金日成表示:“承认党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上表现的不够完美，因此常务委员会将会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主要争论仍然发生在金日成和反对派之间的焦点——现任领导层人事更迭与否这一问题上。崔昌益和金斗奉坚持罢免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郑准泽、金昌满等多名现任领导层成员，要求常委会对他们进行调查。对此，朴金喆、金昌满、金一、林海、南日等人均一致表示反对，说他们在反对金日成，还助长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削弱了党的力量。而崔昌益则坚持认为自己并不反对金日成。他认为“金日成同志今后还要做很多工作”，“他应该任用一些有原则的、值得信赖的同志，但现在被无能的人包围着”。

尽管金斗奉和崔昌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还是以金日成的胜利而告终。如上所述，在15名常务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了金斗奉和崔昌益以及具有中立倾向的朴义琓之外，都是亲金日成势力，因此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会议最后一天，金日成宣布：“在对党中央目前掌握的受批评干部（即朴正爱、朴金喆、郑准泽、金昌满等）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的结论是，罢免这些干部职务的理由不够充分。”因此，金斗奉和崔昌益的人事更替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随着金日成的追随势力不断批评崔昌益，他过去的政治行为和错误也在会议上被揭露。据参加会议的朝鲜外相南日对苏联驻朝大使伊万诺夫所言，金斗奉在听到崔昌益多次参与政治阴谋的前科后转变立场，还提出解除崔昌益的主要职务。另外，金斗奉在人事调整问题上也改变了部分立场。金斗奉以前批评朴正爱在日据时期的亲日嫌疑，并要求罢免，此次会议后就认为在选拔内阁部门人士时，不能只抓住个别干部的过去问题而不放手，还要对干部过去的事迹进行全面审查。这意味着金斗奉在金日成的压力下，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妥协。南日认为，“老头子（指金斗奉）脱离了以崔昌益为首的集团”是特别会议的一大成果。

8月30至31日全体会议

金日成在此次特别会议取胜后，其自我批评只在表面上进行。8月29日，朝鲜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对金日成即将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上发表的演讲稿进行了最终审议。在演讲稿中承认“我国也存在着一些个人崇拜现象”，并对“领导人（金日成）”“万岁”等称呼和口号上的个人崇拜现象及朝鲜历史教科书中过度赞扬个人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没点金日成的名字，反而点了朴宪永曾受到南劳派干部的崇拜。演讲稿中还增加了对党内不满势力的强烈警告。朝鲜领导层规定，党的队伍的团结统一是“当前党内生活的首要问题”，并主张与危害它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演讲稿结尾处的呼吁“同至今仍留在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作斗争”实际上针对的是以崔昌益为中心的反对派。同时，金日成还在场外进行了事前准备工作。作为金日成亲弟、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金英柱先后突袭了朝鲜职业总同盟和内阁工业建筑材料局，扣押搜查了他们的相关工作资料。他还当着有关部门人员的面，将徐辉、尹公钦、崔昌益、李弼奎定为“宗派主义者”和“反党分子”，并指示他们与之展开斗争。不仅如此，当时担任平壤市党委员长的金日成追随势力李松云召集了过去数年间在尹公钦和高凤基领导下的平壤市党员，声称他们企图破坏党，并开始进行内部管制。接到金日成的紧急命令，从苏联回国的内务相方学世也加入其中。内务省开始对包括反对派在内的部分常委及中央委员等主要干部进行监视，并对高层干部的司机及秘书等身边人士也进行了调查。最后是将其余的苏联派从反对派中分离出来。8月底，建设省相金承化因赴苏留学已经无法参加全会，朴昌玉难以拉拢。因此，金日成及其亲信朴正爱、金一、方学世开始不断做苏联派中的朴义琓的工作，说莫斯科支持的就是金日成自己，并嘱咐他不要在全会上对领导层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8月30日至3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全体会议终于召开。会议议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6月至7月进行的海外出访结果和人民保健政策的改善事项。此外，作为领导层内最热门的话题——对个人崇拜现象原本也将进行批评和讨论。但随着金日成为消除不满势力而展开的政治攻势和陷入困境的反对派的抵抗，会议成了双方之间的最后一场对决。

在会议的第一个环节即开会报告中，金日成按照之前草案内容，对个人崇拜现象和现领导层的政策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提到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对苏共决定并开展个人崇拜批判的路线表示支持。此外，还列举了若干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批评。其后，他在谈到朝鲜半岛的分裂时提到“敌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并强调“他们在企图破坏我们党，为寻找我们的弱点不择手段”，而现阶段朝鲜劳动党党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党队伍的团结统一”。随后，他呼吁“永远不要忘记在解放前的我国革命运动和解放后南朝鲜的革命运动中宗派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并且为了清除我们党内依然存在的宗派残余继续进行彻底的斗争”。

在金日成发表演讲后，对“党内留存的宗派”即朴昌益等反对派的谴责之声便开始高涨。第二位发言者是咸镜北道党委员长金泰根。他在发表完咸镜北道在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之后，突然强烈批评内阁商业相尹公钦和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在工作上犯的错误。

在会议气氛风云突变之际，第三位发言者商业相尹公钦发表了对金日成和现任领导层的激烈批评。尹公钦说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领导层以“民族特性”为借口，拒绝反映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并且对提出此问题的干部进行残酷的镇压。此外，他还提及对一整套赞扬金日成的历史教科书和大众宣传的编纂和组织以及根据对金日成的忠诚程度选拔干部等问题。金日成打断了尹公钦的发言，并批评他在否定和侮辱朝鲜劳动党。随之而来的就是赞同金日成发言的多数中央委员开始集体批评尹公钦。在8月全会之前，曾与“八月集团”成员密切沟通、一度受到他们高度信任的崔庸健也对尹公钦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尹公钦对崔庸健反唇相讥其以朝鲜民主党党首身份成为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庸健激怒并大骂他是个“狗崽子”，甚至还试图动手打人。崔昌益虽然想为尹公钦辩护，但却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之后轮到自己的发言时，也被会场的拥护金日成的气氛所压倒，未能明确陈述自己的意见。在会议的下半场，朴昌玉也试图批评金日成及现任领导层，但由于金日成派的阻挠未能扭转局面。

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亲金日成派人士的单方面攻击在持续不断地进行。财政相李周渊、外务相南日、民主青年同盟委员长朴容国、平安南道党委员长金万金、党副委员长金昌满、咸镜南道党委员长玄贞玟、宣传鼓动部长李一卿、党副委员长崔庸健等多个高层领导先后站出来，对尹公钦、崔昌益、朴昌玉、李弼奎等反对派进行强烈的批评。他们一致将尹公钦的言论定为有损现任领导层威信的“反党”行为，其中一些人还列举了尹公钦的个人履历及道德缺陷，主张解除其职务并开除党籍。

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尹公钦、徐辉、李弼奎感到人身安全上的威胁，遂偕文化宣传副相金刚开车急奔鸭绿江，逃到了中国。第二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得知他们逃亡后，开除了尹公钦、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的职务和党籍，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了以下定性：

“崔昌益同志、尹公钦同志、徐辉同志和李弼奎同志早些时候就对自己的职位表示不满，组成小集团。特别是在最近，他们利用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正随政府代表团出访各兄弟国家而不在的时候，走上了公开分裂党的宗派阴谋道路………类似反党阴谋的主要目的在于夺取党的领导权，这也是他们入党的真正意图。”

逃到中国的尹公钦和徐辉等人在全会上声称批评他们的干部只有20多人，但参加全会的11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对中止尹公钦发言的表决提出反对的只有7人，反对开除他们党籍的只有1人。

“八月宗派事件”虽然以金日成的胜利而告终，但余波仍在持续。逃到中国的4名流亡者和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分别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通报了八月全体会议的始末并请求给予帮助。请求中苏两国直接介入朝鲜内政。中苏双方均对金日成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满，认为有必要维持朝鲜党内团结，于是在9月19日，由米高扬和彭德怀组成的中苏联合代表团抵达平壤，展开调解工作。金日成迫于压力，在9月23日又一次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宗派、阴谋等词语改成纪律问题、错误，并撤销了8月全会上对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李弼奎、徐辉做出的处分（但只是保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的资格，没有恢复在政府中的任务），随后中苏联合代表团离开朝鲜。但金日成无意履行9月全体会议的结果，尽量避免公开9月全体会议的全部内容。其后的波匈事件让中苏缓和了对金日成的态度，金日成从年11月中旬起正式展开推翻9月全体会议决定的工作。他首先开始公开批判崔昌益、尹公钦、李弼奎、徐辉等人为“反党宗派分子”，接着在11月21日决定召回属于反对派的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而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1956年12月起开始更换党员证，其目标为“让全体党员彻底认识到在月全体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宗派分子的真相和他们的罪恶”。1956年12月11日至1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月全体会议，金日成作为这次会议的结论再次严厉批判“反党宗派分子”。1957年2月11日，在平壤召开的“全国商业工作者大会”上，延安派领袖金斗奉严厉批判宗派分子。1957年3月17日至18日召开的平壤市党积极分子大会总结了对中央部门的检查结果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徐辉、李弼奎、金承化等人正式被批判为“反党宗派分子”。八月宗派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经过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此后，金日成开始走上了树立“主体思想”的道路。而中朝关系因为这次事件受损，为了修复两国两党关系，中国在1958年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