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袁牧之到香港购得了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 等全套十六毫米摄影器材及数万米胶片，又动员了战前在“电通” 和“明星“曾与他合作过的摄影师吴印咸从上海来参加工作。适值荷兰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来中国拍摄纪录片，由于受到阻挠，无法到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去进行拍摄，伊文思会见了袁牧之，决定将自己带来的埃摩摄影机和胶片转交给袁牧之等。 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吴印咸坐着出租汽车到约定好的马路边接受了摄影机和胶片。

伊文思离开汉口前，既然不能亲去延安，完全可以把他的摄影机交给中国同志，让他们带到延安去工作。这样，经 过中共同志的帮助，决定在某晚，将摄影机交给一辆出租汽车内的中国同志。那是深夜，在汉口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了那辆出租 汽车。当时，未能看清这个中国同志的模样，见到他后，急忙把摄影机交给他，同时，激动地低声对他说：“延安！延安！ ”这位同志点了点头就走了。

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 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解放区纪录片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电影团”的全体人员被分配到东北解放区，接收“满映”

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解放区电影创作的新闻纪录片以《民主东北》为代表，全方位地纪录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后方解放区军民的生产和生活，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其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中途歇息的镜头，毛泽东深夜不眠、研究战局的镜头，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内容。

外国进步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在延安罗曼·卡尔曼是当时苏联杰出的时事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大热点：西班牙内战、缅甸、古巴、印度等等，当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也引起了他莫大的兴趣。1939年5月，卡尔曼完成在国统区的拍摄之后，突破封锁线来到了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也接见了卡尔曼。卡尔曼在后来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我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卡尔曼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完成了两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新闻工作者都先后来到中国，拍摄和报道中国抗战实况，这不仅为中国抗战留下了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宝贵历史纪录，也在外交上体现出国际人民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支持。

1938年，瑞芬斯塔尔拍摄了《奥林匹亚》（德国）。

这部两集片政治意识浓重，字里行间都在试图强调自己是“优等种族”，但是无可否认，《奥林匹亚》具有不可忽略的艺术成就。

20世纪30年代末期，好莱坞已经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彻底醒来，重振雄风，投入巨资拍摄大型史诗电影，其中包括1939年推出的影史永恒经典之作《乱世佳人》。

注重平民化的当代中国纪录片

纪录片在这几年呈现出愈加火热的趋势，从法国关注自然生态的《迁徙的鸟》，到英国的《冰峰168小时》，闹得最欢腾的还是莫过于美国“愤青”迈克尔·摩尔，从《科伦拜恩大保龄》到《华氏9·11》竟然通吃奥斯卡和戛纳，且不论他的作品是否有个人观点凌驾于纪录事实之上的嫌疑，至少他再一次让更广大的世界人民看到了纪录片可能拥有的力量。

中国的纪录片从1895年开始的“影戏”时代，到之后的民主时代、烽火时代、英雄时代，一直到1983年至今的平民时代，也跨越了将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延安电影团”

时期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已经成为一抹不可忘却的回忆。

今天从和平时代走来的纪录片制作者，显得更关心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涌现出大量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是时代的转变促使人们从纪录传奇到关注生活，你很难评价究竟哪一种姿态更为高尚或伟大，毕竟决定一部纪录片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并不在于它的题材有多惊世骇俗，而是纪录者的态度。

2004纪录片亮点之作

《茶马古道·德拉姆》《茶马古道》系列看上很像那些很红火的旅游指南，但还好，它并不是一部只求风光旖旎或是民族猎奇的浮夸之作。《茶马古道》有一种难得的平静，这种平静与田壮壮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然坚持回归电影本质的沉着、泰然是一脉相承的。

具有纪录片风格的故事片《可可西里》

陆川带领着工作组深入藏区，耗时两年半拍摄《可可西里》这样一部纪实性故事片的行动，听上去很像一次现代人对边缘状态充满好奇的探险，但难得的是《可可西里》不是一部猎奇之作，它将都市人对青藏高原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拉回到残酷的现实，其中呈现的是陆川对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关注，贯穿的是反映真实的一种精神。

延安电影团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这是因为延安电影团不单纯是八路军的下属宣传机构，而是党中央为未来建立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战略部署，在当时中央领导人心目里对它有个特殊考虑和长远打算。

一是，延安电影团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开始筹备的。从袁牧之、钱筱璋和吴印咸等人的回忆录里都说到，他们去延安前在武汉做筹备工作，从去香港购买16mm胶片和摄影机，秘密接头领取荷兰电影伊文思的捐赠，以及出发去延安的具体安排等等，全部都是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下进行的；

其二，说延安电影团的建立是党中央的战略安排，还可以从新影总摄影师苏河清(中共五大政治局委员苏兆征之子，由于其父英年早逝，七岁时由周恩来护送去苏联上学) 2001年的一次采访谈话中得到印证。

其三，延安电影团成立不久决定开赴华北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1939年初出发前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据吴印咸和徐肖冰的回忆，毛泽东同志除了鼓励赞扬他们外，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革命根据地条件有限，开展电影工作有相当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奋斗，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久的将来，你们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的黄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揭开了“延安电影团”创作的最新一页。

整部纪录片拍摄过程历时两年，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极为鲜明，其中心为“天下人心归延安”，这也符合当时全中国进步青年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的热切心情。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上映，但是它拍摄的许多素材，在后来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等片中曾被反复使用，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枪林弹雨中的拍摄正像“电影团”成员之一徐肖冰回忆的那样：“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有部队保护才突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宝贵资料中，不乏精彩而激烈的实战场面，甚至敌人的子弹射在匍匐前进的战士面前激起的一柱柱尘土，都清晰可见、惊心动魄。

《白求恩大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这要归功于“延安电影团”吴印咸拍摄的有关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的宝贵素材。《白求恩大夫》一片生动表现出白求恩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情以及战士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热爱。

从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次关于延安电影团的谈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真的实现了两位领袖对延安电影团的预言。1946年电影团走出了山沟，先是接管和建立了东北电影厂，后又进入北京筹建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首任电影局局长和书记，就是延安电影团的老领导袁牧之和陈波儿，他们和白区进步电影工作者大会师开始了“大有用武之地”时代。

延安电影团与新中国电影的薪火相传关系，除了它为新中国提供电影事业管理干部外，还表现在着眼未来，积极培养和积累电影业务人才方面，尤其是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他为培养革命电影事业接班人倾注了毕生精力。早在1939年，他拍摄纪录影片《白求恩大夫》路过华北抗日根据地时，他就亲自编写摄影教材给《晋察冀画报》开课；40年代他主持电影团工作时，曾招募了50多名学员；1946-1948 年，他和袁牧之在东北电影制片厂还开办了四期训练班，照收学员约600名。1956年后他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毕业生遍及全国。从华北、延安、东北到北京，他所培养的弟子、以及他弟子培养的新弟子，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骨干和中坚，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延安电影团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的薪火并没有熄灭，在继承中又有发展，越烧越旺。

伟人最早的身影

电影团拍摄《延安与八路军》过程中，渡过黄河，到达贺龙率领120师开创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同志发现电影团的同志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就给主要成员都配上了骏马。

由于当时拍摄条件很差，往往造成很多麻烦。

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左翼电影精英从国统区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以他们为核心，中共中央于1938年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生活、战斗场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上海。著名左翼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共产党员)、钱筱璋三人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表达了希望赴陕北拍摄红军的意愿。叶剑英介绍他们三人去武汉找周恩来。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袁牧之等人，肯定了他们想去延安拍摄影片的设想，但由于暂时条件还不具备，建议先到刚改组成立的中国电影制片团去参与阳翰笙编剧的影片《八百壮士》，以促成这部宣传抗日的影片早日完成。1938年春，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派他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袁牧之从香港购买到一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16毫米胶片后，返回武汉。

1938年4月初，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世界著名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来到中国战场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战役”部分后，伊文思计划到延安拍摄八路军的镜头，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建议下，伊文思来到西安，打算从这里再设法去延安。谁知到了西安后，伊文思的行动受到了更多限制，找机会去延安的计划也泡了汤，只好失望地又回到武汉。不久，伊文思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拍摄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会的情景和林伯渠、周恩来及叶剑英等人的镜头。伊文思向周恩来提出会见中国进步电影艺术家的要求，周恩来推荐了袁牧之。

袁牧之告诉伊文思，自己即将离开武汉去延安，拍摄有关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八路军敌后抗日活动的纪录片。伊文思慷慨表示，准备将自己使用的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送给八路军。袁牧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他说，国民党特务可能已经注意你了，你不能去伊文思那里取摄影机。袁牧之经过考虑，提出派信得过的电通影片公司摄影师吴印咸去接受这批器材，周恩来同意。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印咸乘车来到汉口郊外的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了他。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安排下。袁牧之和吴印咸筹备到了拍摄电影的最基本的器材和胶片。但是没有照相机。当时，吴印咸因为失业，经济上十分拮据，但是他知道党的经费非常紧缺，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带到延安。一台是德国“维阿他”135相机；一台是德国“伊可弗莱斯”120双镜头相机；另一台是专门拍摄4英寸以上照片的木壳照相机，后来因为在延安搞不到专业胶片，改作放大机使用。吴印咸用另外两台照相机在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袁牧之和吴印咸离开武汉前往延安。袁牧之原来设想还有些同志要一起去的，但是党组织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多人同时离开武汉的抗战电影工作。齐赴陕北，目标和影响都太大。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所以决定其他同志暂时留下，以后待机分别再走。8月28日，袁牧之和吴印咸到达延安，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见到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

在袁牧之、吴印咸等专业电影艺术家来到延安之前，陕甘宁边区曾于1938年4月1日成立过一个电影组织——边区抗敌电影社，高朗山任主任，赵品三任副主任，并确定了“拍制抗战影片”、“摄制前方抗战和边区生活等新闻照片”的工作任务。但抗敌电影社并未开展实际活动，而且在电影团成立后即解散了。

1938年9月，电影团在延安成立。谭政兼任团长。总政秘书长彭加伦和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先后具体领导电影团的工作。电影团成立之初的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1942年5月13日，为统一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编人联防政治部宣传部，改为“联政电影团”。“联政电影团”日常通称“电影团”。直至离开延安。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便于称呼，特别是为强调电影团及那个时代的意义和影响，就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团”了。

电影团成立之初，全团只有六个人，叫摄制组似乎更合适。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从事过电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1939年后，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当时电影团的全部家当包括:两台能拍活动电影的机器，一台是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赠。另一台是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台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大家戏称之为“两呆三动”；胶片共有1.6万英尺35毫米底片，包括伊文思送的2000英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构成了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1940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由吴印咸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电影团的胶片所剩不多，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拍摄工作。为克服困难，实行“精兵简政”，延安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电影团被保留下来。为减轻政府的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便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这样，电影团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

2023年7月7日，纪念延安电影团诞生85周年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在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