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们在公共空间享有既定以外的权利。在名为公共论坛的公共空间，政府通常不可在合理情况之外限制人们的演说（即是说，政府可阻止演说者对过路人辱骂，但不可改变他们的信念）。相对而言，在私人（即非公共）论坛，政府较容易管制人们的演说；例如，人们是不容许在五角大厦内抗议他人反对医疗保险改革的。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可管制人们家中的言论，或对他人所的言论；政府只可在政府财产实施管制。有时候，私人产业也可视为公共论坛。英国亦然，传统上，公共空间（如演说者之角）准许公众演说。

在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及芬兰，根据一项名为“allemansrätten”（所有人的权利，everyone's-right）的法规，所有自然区视为公共空间。

伊斯兰国家的斋戒月内，人们在外面的公共空间饮食往往是不获接受的。

公共空间是不少廉价旅游游客和流浪者的热点，尤其是一些环境舒适的地方，譬如有瓦遮头，应天气提供冷暖气服务的购物中心。

正当社会普遍认为，所有人有权进入及使用公共空间，而私人空间会有所限制，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空间如何设法排斥某些群体，特别是流浪汉和青少年。

公共空间的一些措施会针对流浪汉，减少他们对公共空间的依赖，例如拆除长椅，或改变其设计，阻止他们在长椅上睡觉和休息、限制他们在特定时间进入公共空间、封锁室内范围等等。有时候，警察还会要求“不受欢迎”的人离开公共空间。

此外，一些公共空间没有设立适当的通道，伤残人士因而受到排斥。

商店的例子介乎两个意义之间：所有人可进入，四处张望而不购物，但是与商店的意途不相关的活动并非完全不受约束的。

购物中心内的走廊和通道（包括人行天桥）未必会宣告为公共空间，在商店关闭后也未必会对外开放。类似走廊的还有铁路月台和公共交通候车室：人们须购买车票方可进入。公共图书馆或多或少是公共空间。高速公路旁的休息站或卡车加油站连餐厅是公共空间。

这些半公共空间会实施比外面较严厉的规定，譬如针对衣着、交易、行乞、广告、宣传、操控溜冰鞋、滑板及摄位车等。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典型差异，可从坐在一张公众长椅，与坐在一家街头咖啡厅的座位的比较分辨出来：

①前者人们不用花费使用长椅；后者人们涉及购买行为。前者时间是不受限制的（纵然或会触犯流浪罪或街头滞留罪法例）；后者人们须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消费。

②前者人们准许自携食品和饮品（或会受到酗酒法例限制）进食；后者这种行为通常是禁止的。

③前者一般不对衣着作管制；后者咖啡厅可以制定关于衣着的要求（譬如禁止穿拖鞋进入）。

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和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

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进入新世纪，中国各个城市中规模宏大的广场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缺憾，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却是从虚拟网络中抽出最稚嫩的枝芽。

狭义上的公共空间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根据居民的生活需求，在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进行交通、商业交易、表演、展览、体育竞赛、运动健身、休闲、观光游览、节日集会及人际交往等各类活动。公共空间又分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开放空间有街道、广场、停车场、居住区绿地、街道绿地及公园等，专用公共空间有运动场等。

也指公共设施用地的空间，例如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城市绿地等。

城市公共空间由建筑物、道路、广场、绿地与地面环境设施等要素构成。城市公共空间一般是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居民生活的需要逐步建设形成。

城市公共空间除有各种使用功能要求外，其数量与城市的性质、人口规模有紧密关系。城市人口越多，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量也越大，功能也更复杂。城市人口规模大，也有条件设置更丰富内容的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内容很多，包括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它与城市规划编制的各阶段有密切关系．在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修建设计阶段都应当作相应的规划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在本质上属于城市设计范畴，需要作城市设计，其目的是创造功能良好、城市空间有特色的环境。城市公共空间的重点是城市中心、干道、广场和公共绿地。

商业活动是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蔬菜、食品、家具、衣物及杂货等，是有规律的活动，早在农业与手工业经济社会已有发展，形成了零售和批发的集市贸易，并在城镇出现了市场、商店和商业街。古代中国唐代的长安在城区布置供商业贸易集中活动的西市与东市。宋初东京汴梁仍承袭汉唐旧制设市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北宋后期城镇出现厂商业网点和商业街，从名画《清明上河图》可看出当时的汴梁街市的繁荣景象。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的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各种官私店铺遍布全城坊巷，形成分行业集中营业的行业街市。与商业相适应的各种服务行业如酒楼、茶馆、客栈、瓦子、浴室等也同步发展，成为临安商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出现商业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生产进一步促进商业区的发展。在西方，欧洲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城市发展迅速，出于改善城市卫生、防火安全和建筑管理的需要，出现了城市分区的思想。最早规定城市分区建设的是1894年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将城市分为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与混建区。其后在各国的城巾建设和规划中也开始采用商业区的规划概念和手法。

商业区的内容、分布及形式

现代城市商业区是各种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以商品零售为主体以及与它相配套的餐饮、旅宿、文化及娱乐服务。也可有金融、贸易及管理行业，商业区内一般有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用房，如百货大楼、购物中心、专卖店、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办公楼、旅馆、酒楼、剧院、舞厅、夜总会等。

商业区的分布与规模取决于居民购物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需求．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城市，商业区的规模较大。根据商业区服务的人口规模和影响范围，大、中城市可有市级与区级商业区，小城市通常只有市级商业区，在居住区及街坊布置商业网点，其规模不够形成商业区。

商业区一般分布在城市中心和分区中心的地段，靠近城市干道的地方。须有良好的交通连接，使居民可以方便地到达。商业建筑分布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沿街发展，另一·种是占用整个街坊开发，现代城市商业区的规划设计，多采用两种形式的组合，成街成坊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城市一般都有较发达的商业区，例如美国城市的闹市区(downtown)，德国城市的商业区(Gcsch~fts—bezirk)。商业区是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经济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及社会生活最频繁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反映城市活力、城市文化、城市建筑风貌和城市特色的地方。

中心商务区

中心商务区(CBD，centralbusinessdistrict)在概念上与商业区有所区别，中心商务区是指城市中商务活动集中的地区。一般只是在工业与商业经济基础强大，商务和金融活动量大．并且在国际商贸和金融流通中有重要地位的大城市才有以金融、贸易及管理为主的中心商务区。中心商务区是城市经济、金融、商业、文化和娱乐活动的集中地，众多的建筑办公大楼、旅馆、酒楼、文化及娱乐场所都集中于此。它为城市提供厂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场所。

中心商务区一般位于城市在历史上成形的城市中心地段，并经过商业贸易与经济高度发展阶段才能够形成。例如上海，自鸦片战争后辟为港口商埠，经过一目年，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黄浦江西侧外滩地区才形成上海市的中心商务区。1949年以后，由于上海市对国外商贸、金融功能的衰退，中心商务功能也随之消亡。1988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开发浦东新区，并在陆家嘴发展金融中心及浦西黄浦区再开发，是振兴上海市经济和重建上海中心商务区的重要决策与措施。

在1949年以前，宏大的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1949年得到了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修缮和扩建的破土动工，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天安门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见证了60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内容主要为聆听最高指示、传达党中央精神、谴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

公园里的百姓生活1978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1971年2月关闭，1978年3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人们都退回了属于各自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或叫“人民广场”，或叫“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国内的的豆瓣、饭否和国外的Twitter（推特），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鸿沟。即便如此，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过去。

中国人的公共场所60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空间的涵义更加广泛，它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当前的公共空间距离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空间”还相去甚远，公共空间的发展之路仍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