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6:21
《再与方植之书》是清代文学家姚莹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抒写了对国事的忧愤,对民气的信心,揭露了侵略者和投降派相勾结陷害抗英人士的险恶伎俩。文末表明自己“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的素志,反侵略的受国之情,溢于言表。这篇散文层次清晰,剖析分明,前后浑然一体,雄直刚健,有强烈的感染力。
再与方植之书
年前接读手书及论夷事文1,深为叹息。所论何尝不中,无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2,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真能得兵民之心,审事局之全,察时势之变,复有强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卤莽轻躁所能济事也。虽有善策,无干济之人3,奈之何哉!今世所称贤能矫矫者4,非书生则狱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晓畅兵机5,才堪将帅,目中未见其选项也。况局势已成6,挽回更难为力耶!
莹五载台湾,枕戈筹饷7,练勇设防8,心殚力竭9,甫能保守危疆,未致偾败10。然举世获罪11,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12,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13。况以夷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诉之辞14,恫喝诸帅,逐镇、道以逞所欲,江南闽中,弹章相继。大府衔命,渡台逮问,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当此之时,夷为原告,大臣靡然从风,断非口舌能争之事,道、镇身为大员,断无哓哓申辩之理15,自当委曲以全大局。至于台之兵民,向所恃者,镇、道在也。镇、道得罪,谁敢上抗大府、外结怨于凶夷乎?委员迫取结状16,多方恐吓,不得不遵,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
然台之人固不谓然也。始见镇、道逮问,精兵千人攘臂呶呼17,其势汹汹,达镇军惧激变,亲自循巡,婉曲开臂18,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团,纷纷佥呈开申诉者19,凡数十起,亦足见直道自在人间也20。复奏已上,天子圣明,令解内审讯寻绎21,谕辞严厉中,似有矜全之意22,或可邀末减也23。委员护解启程,当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则大幸耳!
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古有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者,彼独非丈夫哉?区区私衷,惟鉴察焉。倘追林、邓二公24,相聚西域25,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读书,补身心未了之事,岂不美哉!
1.夷事:指鸦片战争中英国侵华事。
2.畏葸(xǐ):畏惧,胆怯。
3.干济:才能特出。
4.矫矫:卓越出众。
5.晓畅兵机:通晓战争的枢要策略。
6.局势已成:鸦片战争1840年爆发,由于清廷的软弱和投降卖国大臣的破坏,战争以失败告终,于此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文写于《南京条约》签到签约后不久,故称“局势已成”。
7.枕戈:头枕兵器而睡,形容时刻戒备敌人来犯。
8.练勇:指训练民兵。鸦片战争在广东爆发后,姚莹为加强台湾防务,除进行官兵守战训练外,还亲赴地方动员组织团练,至1841年底,组织了团练义勇四万七千余人。台湾民兵在抗英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9.心殚(dān):竭尽心力。
10.偾(fèn)败:败坏,失败。以上两句是说保卫台湾的战争取得了胜利。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侵略军曾多次进犯台湾,均被台湾军民击败。1840年6月,英国军舰侵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被击走。此后英舰又多次侵入台湾近海,均因台湾军民防守严密,未敢进入海口。1841年8月中旬,英舰一艘并舢板多只侵入鸡笼(即今基隆)海口,向我炮台开炮。我各炮台奋起还击,击中敌舰,我军民架舟大举出战,大量杀伤英军,生俘一百有余。同年9月初,英舰再次侵入鸡笼海口强行登陆,又被击败,狼狈而逃。1842年3月,英舰入侵大安海口,见设防甚而退出,我军派渔民伪装汉奸,诱敌舰触礁搁浅,我军大炮齐发,击毁敌舰,兵民奋勇出击,杀伤、生俘敌军数十。此后英舰又多次入侵,均遭失败。
11.举世获罪:指鸦片战争失败,抗战派受到朝廷遣责处分。
12.镇、道:指总兵达洪阿及道台姚莹自己。
13.“督抚”二句:督:总督;府;巡抚。前者为清代最高地方长官,辖一至二、三省,后者为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该二句是说台湾镇、道等大员受赏,而管辖他们的督、抚却无功,这有以小凌驾大官之上的嫌疑。
14.肤诉:“肤受之诉”的略语,为切身利益而上诉的意思。《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下令释放台湾军民俘获英军。英军头目颠林等获释后即在厦门散布谣言,说被击毁的英舰均为遇风失事的非武装商船,否认英舰进攻台湾,诬蔑姚莹等冒功。英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也贴出告示,要求将台湾镇、道正法。
15.哓哓(xiāo):争辩声。
16.委员:朝廷委派查处的大员,这时指闽浙总督怡良。
17.呶(náo)呼:喧哗大呼。
18.开譬:劝导,开导。
19.佥呈:联名呈文。
20.直道:公道。
21.内:内地,指京城。
22.矜(jīn)全:同情怜悯而加以宽免。
23.末减:定罪后减刑。
24.林、邓二公:指林则徐、邓廷桢。林则徐于1839年受命为饮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没收英、美商人鸦片二百余万斤,并积极设防多次击退英军进犯,1840年初就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严密设防,使英军在广东不敢妄动,膈遭投降派诬陷,被革职充军新疆伊犁。邓廷桢1839年在两广任上协助林则徐禁烟,同年调任闽泊总督,鸦片战争中曾在厦门击退英军,后遭诬陷,充军伊犁。
25.指西域。
年前接到您的亲笔信和探讨夷事的文章,我深为感叹。您的论述何尝不中肯,无奈如今能担当国事为国分忧的人太少,而畏惧胆怯的人太多。那些能够舍弃身家性命、将其置之度外,确实能赢得军心民心,同时明悉事件全局,洞察时势变化,又有果敢刚毅的力量,对这样的人还可说说,而鲁莽、轻率的举动是无济于事的。虽有良好的策略,但没有才能出众的人才,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所说的有贤德才能、卓越出众的人,不是书生就是狱吏,他们这些人只能治理太平盛世的百姓而已。通晓战争的枢机要略,才能可以担当将帅的人,我还没有发现有合适的人选。何况败局已定,那已是很难挽回了。
我在台湾任职五年中,时刻戒备敌人来犯,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训练团练义勇,加强台湾防务,尽心竭力,如此才保守住危难的边疆,不至于失败。然而,大陆各处不断失利,各地官员都因此获罪,唯独台湾屡次受到朝廷奖赏,这已触犯了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戒条。镇台、道台受赏,而总督、巡抚无功,这又有下级凌驾于上级的嫌疑。何况,凭英夷的强大和狡诈,不能在台湾逞其志,遂编造出诬蔑之词,恫吓朝廷的将帅,要将镇台、道台革职以逞其所欲,而江南、福建的官员,弹劾的奏章也接连而来。总督奉命渡海抵台逮捕问罪,由于成见已定,不容剖白。在那时,英夷倒成原告,大臣们都顺从其说法,那已不是口舌所能争辩之事。镇台、道台身为地方大员,绝无为自己喋喋申诉的道理,自然应当委屈自己以顾全大局。至于台湾的军民,他们过去一向依靠的是有镇台、道台在其位。镇台、道台获罪,谁还敢对上抗拒总督、对外结怨于英夷呢?朝廷委派的查处大员以强逼取得罪状,多方进行恐吓,我们不得不遵从,于是,镇台、道台假冒功劳就成为定案了。
然而,台湾的军民从来不承认这是事实。开始时,看到镇台、道台被逮问罪,即有精兵千人振臂呼叫,形势非常紧张,达洪阿镇台担心激成事变,亲自到军中巡视,委婉动导,众兵士才哭着放下武器。台湾军民又成百上千聚集成群,天天跪伏在总督行署前,纷纷联名呈文申诉,这样的事情共有几十起,足以看出公道自在人间。奏章再次呈上后,天子圣明,下令将我们押解进京,审讯以求原委。词语严厉的圣谕中好像有同情宽恕之意,或许可以求得定罪后减刑。朝廷廷委派的大员押解起程,应当是在五月中旬。大局已经败坏,镇台、道台受冤又何足挂齿!但愿委身法吏之下,从此后永远不再有战事,那就是莫大的庆幸了。
君子的志向,应当是为国尽力分忧,保卫疆土而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不在于自己一身的荣辱得失,是是非非的争辩对时势又有什么补益呢?古代有人为了解除国家的危难,宁可毁弃自己的家室,有人为了成全仁德,不惜牺牲自已的生命,难道这些人不是大丈夫吗?个人的一点想法,还请您鉴别考察。假若能追随林则徐、邓廷桢二位大人,也被充军新疆,得以与他们相聚在那里,彼此也不寂寞。或许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读书,补办一生未了结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这篇散文是作者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农历四月写给同窗好友东方树的一封书信。此时正值鸦片战争时期,作者任台湾道台,与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知府熊一本等组织防务,训练团练义勇,屡败英军进犯,使英军未能染指台湾。后受英国殖民者与投降派诬陷,遭革职讯问,该文即写于此时。
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段由对方的来函及文章写起,导入对时局的分析。方东树在道光二十二年年底曾致信姚莹,并附去了一篇关于抗英谋略的文章,姚莹读后,“深为叹息”。而所以如此,又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方文所论,“何尝不中”,但当时官员中“任事人少,畏葸者多”,而真正能扶危济倾的人,一定得是那种“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真能得兵民之心,审事局之全,察时势之变,复有强毅果敢之力”的官吏,而非“卤莽轻躁所能济事”。但当今所谓“贤能”,“非书生则狱吏”,只可治太平之民,而“晓畅兵机,才堪将帅”,足以抵御外来侵略者,却未见一人。因此,作者不由哀叹:“虽有善策,无干济之人,奈之何哉?”其次,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政府腐败无能,竟与英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局势已成,挽回更难为力”。
第二部分是叙述自己被诬的前前后后,着力揭露投降派和侵略者如何内外勾结,罗织罪名,编造了这一所谓“镇、道冒功之案”。文章先简略说明自己任职台湾五年期间,是如何“枕戈筹饷,练勇设防,心殚力竭”,才得以“保守疆土,未至偾败”。然后从分析获罪原因入手,以叙投降派及嫉功妒贤者的卑劣行径为主,叙侵略者的怂恿为辅,逐层剖析这一阴谋的形成过程。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各处都有过失利,“独台湾屡邀上赏”,这便“已犯独醒之戒”了。而“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再加上侵略者军事力量强大、策略上又狡猾,制造谣言,是要赶走台湾的抗英官员以达到占领台湾的目的。这三者相合,互为推演,于是“江南闽中,弹章相继”。作为闽渐总督的怡良,本来就非常忌恨台湾镇、道战功卓著,所以“渡台逮问”时,“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在此内外勾结,必置功臣于死地的情势下,申辩是无济于事的,台湾的军民也爱莫能助。更加怡良存心制造冤案,“迫取结状,多方恐吓”,“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但这毕竟是不能恹服人心的,文章第三部分便进而例举恰良至台时,台湾守军与士民所表示的一系列抗议,说明自己这一冤案确实是由怡良等构织而成的,也以“直道自在人间”而自感宽慰,再次感叹“大局已坏”,表示自己不论结局如何,也“不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则大幸耳”。这其实是愤激之语,内中蕴含着作者内心强烈的愤懑和失望。
文章最后一段是感慨,承上而来,重中夙志,表示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又以抗英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祯为榜样,决心与他们为伍,“相聚西域”,虽流放千里,终不后悔。慷慨意气,溢于言表,至今读之,尤令人感奋。
这篇散文因为是倾吐胸中积愤之作,所以在行文之初,作者未按桐城家法先作过严密的构思,但由于功力深厚,文章同样层次清晰,剖析分明。更加一腔怨怒从胸中奔泻而出,自然浑成。文章前后浑然一体,雄直刚健,有强烈的感染力。
桐城市作家协会主席杨怀志《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本文虽是鸣其不平,但爱国赤诚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他是清代杰出的爱国官员,也是桐城派爱国文人中的一面旗帜。”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姚鼐侄孙。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选为福建平和县知县。鸦片战争时期。奉特旨为台湾道台,加按察使衔,遇英军来犯,积极组织抗击,毁英船,俘英军,受到朝廷嘉奖,进阶二品;清廷与英军议和后,英人谎称并非战败,而是遇风触礁船毁。姚莹因此以“冒功”罪一等押送进京入刑部狱。后曾奉命入藏处理呼图克图争端。咸丰间为广西按察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年从姚鼐学古文,为姚鼐著名弟子之一,所作散文刚劲雄直,长于议论。著有《中复堂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