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国，实行了“公子无功不当封”。乐毅破齐有功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并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来区别赏赐的等差。

在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规定“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

在齐国，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赵、燕、韩、齐实行的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军功爵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赐税”“赐邑”“税邑”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势大张。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

据《荀子·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