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的贫困山区，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相对缺乏对信贷资金还本付息的主动性。农村金融业由于本身具有经营上的风险性，对法律机关的依赖性很强，但司法效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使农村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少信用社出于无奈，对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只好采取消极态度，一般都不愿意使用起诉方法来保护金融债权，使许多信贷资产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农村行政干预贷款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上收，机构撤并，一些县、乡行政部门指令信用社发放本不应由信用社发放的非农贷款，这些贷款往往都是有借无还，使那些急需资金的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

(四)农户因素

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贷款难主要是由于偿还能力的问题。农户联保、抵押担保还不健全，一些边远山区这一办法尚未启动，缺乏贷款保证条件是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农户抵押物来看，仅仅是陈旧的农机具和房屋，由于农村距城区较远，这些抵押物多数未经过公证和过户。对农户的大额贷款的抵押实际是形同虚设，一旦贷款出现风险，抵押物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普遍下降，稍有风险的项目不敢开发，农民单纯依靠种养业，收入很低，对贷款缺乏承受能力。大额信用贷款放出后很少能够归还，因此信用社非本社的存单作质押，一般不放大额贷款，而单纯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很少有大额存单进行质押，这必然影响到大额贷款的发放。

(五)贷款机构因素

一是健全了内控机制，收贷收息力度加大，对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惩不奖，使信贷人员普遍产生“惧贷”的心理，多以不贷为上策。加上信用社正逐步推行“工效挂钩”的人事工资制度改革，使信贷人员感到收贷收息与工效挂钩的压力和责任不断加大，受个人利益驱动，造成信贷人员畏首畏尾，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为主。

二是信用社放款的额度、权限也制约了农户贷款的发放，按规定5000元以上的所有贷款都必须报县联社集体审批。基层信用社只能发放少量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户的正常贷款。而且贷款手续繁琐，环节多，时间长，即使发放一笔小额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少则一个月，多则2—3个月。

三是在执行贷款政策上存在偏差，如有的信用社在对农户的等级评定中，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必须在信用社入股，有股金和其它条件的，可评为一、二等，没有股金的则评为三、四等，而三、四等是不能获得贷款的，使那些没有人股但又需要贷款的农户得不到信用社的支持。

四是一些信贷人员作风不扎实，没有经常深入农户，了解农户的生产和资金需求情况，对信用社的支农政策宣传不够，服务不到位，只是被动地应付，甚至存在关系贷款、人情贷款的现象，使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而没有“路子”的农户实难获得贷款。

(六)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政策因素

自1999年人民银行出台支农再贷款政策后，通过不断增加支农再贷款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紧张状况，扩大了农户贷款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上看，支农再贷款期限较短，不能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适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强的特点，其资金周转比较慢，一般地说，传统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大多在6个月以上，养殖业大多在9个月以上，有的经济作物如林果特产品甚至达2—3年才能产生效益。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最长为一年，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同步，与农户需求不一致，使得部分缺资信用社对支农再贷款的申请和使用采取极其谨慎态度。事实上，近两年已有一部分支农资金不能按期收回，信用社只好以拆借资金归还人民银行再贷款，影响了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的效果。

从当前看，要把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作为农村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中心任务，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把是否符合农民利益、是否让农民满意作为信用社支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加大支农投入，增加支农信贷资金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解决其资金来源则应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进一步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扩大服务领域，把贷款重点放在支持农户和农业生产上。信用社支农信贷投入总量不能低于上年水平，对农户和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应达70%左右。信用社要大力做好资金组织工作，认真清理外拆、外借、外贷资金，两级联社要做好辖内信用社的资金余缺调剂工作，确保支农资金及时投放：信用社在资金不足时，可酌情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合理确定再贷款的期限和金额，保证用于信用社增加农户贷款。

建议之二：明确支持重点，搞好结构调整

农村金融部门要适应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拓展信贷领域，把支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放到支持结构调整上来。集中资金优先发放农户种养业贷款和为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小型农机具贷款，支持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贷款和农户多种经营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大户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它们为农金部门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重点支持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为防止结构调整可能造成的信贷资金流失，政府可建立农业结构调节基金，增强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政府在农户优势项目的产出期，可按农产品销售额提取千分之五的风险调节基金，作为农业发展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或新发展农业项目风险补偿金，在农产品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从调节基金中适当拿出一部分，作为价格补差，以平衡农户 心理，保护优势项目的稳定发展，避免“跟着感觉走”的短期行为。

建议之三：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在这方面要借鉴广东高州市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农村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的“三信”建设试点工作，由农信社、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种“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具体通过评估农户资信、划分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核发贷款证等，建立“一户一档”的贷款管理制度，提高整个农村社会信用水平：为解决那些急需贷款扶持而又缺乏相应保汪条件的大额农户贷款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中介担保机构，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培植更多的既符合贷款政策又具备贷款条件的农户，以利于争取信用社的进一步扶持，健全农联保贷款网络组织体系，农户小额贷款的联保可在自然村、组中进行，农村专业大户的联保应由所在乡、镇种养专业协会成员联保，无论那一类的联保都应手续齐全，切实做到既联保，又联责。

建议之四：完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

一是对大额农户贷款亦可实行信用放款，在健全农户经济档案、夯实农户信息咨询系统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针对不同的农户，不同的农业项目准许发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二是适当下放农户贷款审批权，对20000元以下大额农户贷款，只要资金充足，可由乡镇信用社自主发放，只报联社备案。

三是在加强内控机制的同时，建立信贷激励机制，推行信贷营销责任制，把发放“三农”贷款、扩大农户贷款面作为对信贷人员考核的内容之一。在进行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尽可能地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相关配套措施，保证责、权、利的对等，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消除他们的“惧贷”心理。

四是对贷款的责任追究应区别对待，如对种养业大户确因自然灾害招致贷款损失，不应由信贷人员承担全部责任，以减轻信贷人员的心理压力。

建议之五：改进工作作风，完善金融服务

要在加强贷款管理的同时，按照灵活、方便、安全的原则，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推行贷款公开制度，实现贷款发放“四公开”，即计划公开、对象公开、额度公开、利率公开，以接受农户的监督，增加透明度。信用社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信贷人员要经常深入农户，搞好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想农户所想，急农户所急，为农民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服务，当好农民致富的好参谋。

从长远看，为了解决信用社的历史包袱问题，增强信用社的资金实力，有必要从政策上加大对信用社的扶持力度。

第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粮棉油种养业贷款应免征营业税，对贫困地区信用社继续免征所得税，对高风险信用社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免税优惠，使之能休养生息，降低财务风险。

第二，是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对信用社因承担政策性贷款业务造成的亏损包袱和信用社过去支付的保值储蓄贴补息，国家财政应予以补贴。

第三，是合理消化历史包袱。可考虑：A.对在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甩给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划回农业银行；B.过去政策性的农业学大寨贷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村组集体贷款、小水电贷款等大多已成呆帐，应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专项资金予以本息核消；C.对信用社近些年来承担的在抗灾、扶贫、扶持集体经济、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等政策性支农业务中形成的不良资产，应由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共同组建全国信用社不良资产管理机构，采取收购的形式予以剥离；D.加大农村信用社呆帐核消力度，对有自身承受能力的信用社，允许其提高呆帐核消比例。

第四，是实行低成本融资政策。各级政府可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以低利率、长期限(三至五年)借给信用社周转使用，人民银行可对各地流动性较好、信用较好，但暂时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实行低息短期融资，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