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巴山蜀水间遍布了一位跋涉者的足迹——1938年暑假，先生只身往峨江上游地区考察羌族现状，历时三月，风餐雨宿，披荆斩棘，备历艰辛。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

1942－1943年，他主持了前蜀王建墓之发掘，像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基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国范围以内，也是没有先例的。

1944年，他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成功取出一件雕版印刷品，成为至今国内保存的最早的中国印刷品标本。

1962年，他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编写，该书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视为先生二十年辛勤劳动之总结。

此书的出版，不但是考古学上的重要成绩，也是对我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我国现当代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 。

解放后，先生和著名的考古学家徐中舒先生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数年之间，使四川考古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在宝成铁路修建过程中发现的船棺葬，为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在羊子山发掘的土台遗址和大量墓葬，其时代从春秋延续到明清，等于是翻开了一部四川墓葬编年史。

先生还振聋发聩地大胆预言：我国早期新石器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先生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但自1964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先生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终于发现了一种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原始文化，证明了先生预见的科学性。

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长江，生前还制定了大量的考古计划——探索长江流域远古文化之源流，编写出羊子山发掘报告，并系统地研究西南民族历史。

惜壮志未酬，而哲人已逝。1975年11月，先生身体已很衰弱，但仍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即感不支，进入医院。以后时病时起，延至1977年3月7日逝世。

先生一生均遵守祖母“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训示。

1914年，先生入宜昌美华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因美籍校长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先生激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

1919年先生以第一名成绩从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毕业，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先生信教、读神学，遭到先生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先生享受免费的权利，要先生偿还全部学费。先生在毕业以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悉数奉还。

20世纪40年代初先生负责主持王建墓的开掘，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引起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先生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先生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未受影响。

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先生洁身自好，不入反动党团，不与政界中人来往，“虽有相熟之人，当其一入政界，就等于断绝来往了老体弱”。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我国边疆活动，亦存戒心；当有人约他参加当时为外国人主持而成员又较复杂的某边疆学会时，先生“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拒不加入。解放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工作的建议。

在“文革”中，先生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不论在何种艰危的情况下，均以气节自励，不作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

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

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后人去指认、评说。而巢里每年都有“凤凰”栖飞，国内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冯汉骥先生门下，流风余韵，绵绵不绝。先生的孙子冯六一目前正在四川考古所，从事着先生未竟的事业。长江两岸仍活跃着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他们正沿着先生的足迹，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进行文物古迹的发掘与保护。先生九泉有知，自当欣慰。

故乡人也没有全然忘记先生，冯士美告诉我们，前年县里修县志，还特地让他提供了一份父亲的材料。而在西南四川，人们更是无法忘记他。四川联大在1999年举行了盛大的冯汉骥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冯士美还告诉我们，父亲解放后多次表示“想回老家看看”。但为了考古事业，他只争朝夕，经常“忙到深夜”，只好抱憾终身。

揖别夷陵，已是暮色四合。街头的梧桐落叶在脚底下“吱吱”作响，霓虹闪烁的乐坊断断续续飘来流行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小溪流浪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在长江岸边“流浪”了近大半生的先生，如能听到这妙曼婉转的歌声，当是如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