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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1898年10月15日—1991年1月9日），初名裕朝、道威，字中舒，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一（10月1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徐家世代聚族居于怀宁城西北三里左右盛唐山下之月形山，世又称徐家坂。先祖徐振庆长子家文即徐中舒的父亲。徐家文出身贫农，然而聪慧异常，言谈尔雅，因家境清寒弃农而改习木工，其雕镌之精常得乡人赞誉。五口通商后，吸食鸦片之风日侵社会，徐家文以出人城市之故，不幸染上鸦片，不出一年称贷经商所营之业因吸鸦片而败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徐家文在大通替人建房时不慎从房上摔落而逝世，尚不满两岁的徐中舒从此失怙。其时祖父徐振庆公已于去年（1899年）腊月去世，两位叔叔析产异居，自给不暇，家中已无儋石之储，其母金氏“椎心泣血，以死自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徐中舒随母栖身于安庆清节堂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矮小房屋内，清节堂是收养贫困守节寡妇且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慈善机构。母亲不辞辛劳，进入清节堂新设织布厂做工，稍得工资以供日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中舒入清节堂附设之育正高初两等小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育正小学停办，转入安庆市尚志小学六年级。民国元年（1912年），徐中舒考入安庆皖省中学，因无力支付学费而中途辍学。民国三年（1914年），徐中舒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跳级就读于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师从胡远浚，这时所受的三年中等教育为其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远浚是桐城派吴汝伦的弟子，长于老庄之学，著有《庄子诠诂》《老子通义》行世，晚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徐中舒时常向胡远浚请教庄学问题，深受桐城派的熏陶。胡远浚的国文课是徐中舒最喜爱的课程，在胡的指导下，徐中舒治古文及先秦诸子书甚勤，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热情很高。牢固的古文基础使徐中舒能够顺利阅读古文献、接触大量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因学桐城派古文之故，他在上海做家教时又接触了西方思想，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以增长见识。
民国六年（1917年）1月，徐中舒从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毕业。9月，再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数理系就学。民国七年（1918年）1月，徐中舒再次因无法支付学杂费和满怀对中国古代学术的热爱而中断学习，在安徽省庐江县裴家岗小学短暂任教，其后公费考人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然终因不忍舍弃传统文化而辍学。民国九年（1920年）初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经胡远浚介绍到城方守家任家庭教师一年，又经董嘉会介绍在上海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均以讲授《左传》为主。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在上海黄家路私立立达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6日至7日，徐中参加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招生考试，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这是其治学路上的重大转折点。徐中舒人学登记之研究科目为“古文字学”，入学后深受王国维、梁启超和李济思想的熏陶。同年，徐中舒听闻王国维将担任主讲席于国学院，决然前往就学。当时王国维已声名显赫，《观堂集林》是人人爱不释手的必读之著。王国维讲学每周二至三次，从不迟到早退，授课时先讲《说文》，从后序讲起，再详讲部首，又讲《书经》（古史新证），旁及钟鼎甲骨，多有敷陈，陈辞滥套皆略，再讲《仪礼》和钟鼎文、铭文拓本等。徐中舒亲炙王门，以先秦史和古文字学为主攻方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徐中舒顺利完成课业和毕业论文，毕业成绩甲等9人，徐中舒名列甲八。其毕业论文《殷周民族考》和《徐奄、淮夷、群舒考》，分别由王国维和梁启超指导。徐中舒深受李济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新知识的感染，《殷周民族考》对人种学的观念、思想有所探索和化用。徐中舒在国学院学习到基本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继承了乾嘉以来三百年的传统，并接受经史子集以外的新方法和新学说等，奠定了术业的专攻方向。陈寅恪夸奖徐中舒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9月，徐中舒受聘于合肥市安徽第六师范学校(后改为合肥第二中学)，其后在上海立达学园、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他辞去教职，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任编辑员。徐中舒赴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和编辑出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民国十八年（1929年）8、9两月徐中舒率同史语所尹焕章将档案运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由傅斯年和徐中舒设计，招雇书记、工人约二十余人进行整理。史语所第一组组织“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推选傅斯年、陈寅恪和徐中舒为委员，负责审定编印史料事务。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共计10册1000页。同年12月，徐中舒担任史语所秘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日军强占承德，平、津震动，刊布工作停止。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中舒在北平继续从事档案的整理刊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史语所第一组在北平成立“明清史料复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和徐中舒担任委员。
1938年春，史语所从长沙迁至昆明，徐中舒接受四川大学聘请，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一直执教于此，兼任教于嘉定武汉大学历史系华西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徐中舒在川大开设了“殷周史料”“中国近代史”“明清史”“中国古文字学”“铭刻学”“先秦史”“先秦史料学”等课程。
1946年，徐中舒指导论文多达九篇。1947年，徐中舒休假一年，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本年仍通过信函指导评阅川大史地学系第十六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五篇。
1951年，徐中舒与冯汉骥、邓少琴在重庆筹备西南区文物展览，收购成渝两地流散文物，充实库存藏品，并选聘热爱文博事业的中青年干部。在徐中舒的关怀下，博物院的初步筹建和出土文物的清理、发掘、保护、宣传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同年秋，徐中舒陪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长裴文中及西南文教部副部长李长路到北碚和歌乐山考古调查。
1957年，经徐中舒讲授，由罗世烈、谢忠、常正光、缪文远等记录并编写成十三个专题约十余万字的“先秦史教学大纲”。
1958年7月，徐中舒被迫在川大教育改革大辩论会上作检查，深受非难。1963年，又根据他为川大历史系五年级同学讲授专题课时的记录，由谢忠、罗世烈整理而成“先秦史讲义”，共十讲，约十一万字。1965年8月，徐中舒再次为历史系五年级编写《先秦史专题课讲义》约四万字，因“文革”动乱未能完成。
1966年，“文革”开始后，徐中舒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非人折磨，其间被关押在川大“牛棚”进行“集中审查交待”，不准回家与家人见面。从“牛棚”放回家后，每天都要参加批判学习及劳动改造，徐中舒患有严重的疝气病仍不能幸免，年迈的他数次被分配到农场劳动。
1971年1月，徐中舒因连续受到刺激而突发心因性精神病。6月，夫人江聪经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徐中舒的心情变得极度压抑，失眠现象极为严重，不得不靠服食各种安眠药来入睡，最后因身体太差无法坚持到学校学习。1972年4月，江聪的病逝再次给徐中舒以沉重的打击。
“文革”结束后，徐中舒以高涨的热情翻检资料写作论文，八十高龄亲临考古现场，考察新都县马家公社的战国土坑木椁幕、五代前蜀永陵和后蜀和陵等，且身体力行招收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在其主持下，《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大部头工具书相继编纂出版。“文革”结束后，川大历史系领导来徐中舒家，请求培养研究生，徐中舒欣然应允。
1978年，徐中舒亲自主持研究生复试。同时徐中舒受高教部委托，在川大举办“先秦史进修班”，面对全国高校招收中青年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教学，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步行前往，风雨无阻。来自11个院校的11位进修教师，回到单位后都成了学术骨干。同年7月，他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并导致败血病入院治疗，他多次带信让系里的同志到病房商谈研究生及进修班的工作安排。
1981年7月，川大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获得“中国古代史”和“西南考古学”两个博士授予点。徐中舒希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文科人才。他多次恳切教谕学生要热爱祖国和自己的专业，树立虚心学习的治学之风和老实诚恳的为人态度，做一个正直的学人。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因劳成疾，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94岁。亲属尊其遗愿，将其几十年辛苦积累的各类图书全部无偿捐赠给四川联合大学图书馆，以供学子翻检查阅、研究学问之用。
徐中舒的主攻方向是先秦史，撰文达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论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该文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作了周密的考证，阐明了古农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关于耒和耜，虽两千年来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但他们大多仅仅根据文献典籍来考察，故而始终众说纷纭，似是而非。该文的发表，一举廓清了这学术上的迷雾。文章首先从考释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诡，不易认识。以前罗振玉先生曾释为“扫”字，但验之卜辞，字形与辞例均不相合。先生该文联系与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踪迹，发现甲骨文“藉”字是“象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变的“力”字、从力的“男”、“协”、“加”等字的字形均随之而明。一些有关字的本义与引申义也可从而钩稽出来。如金文中的“丽”字，从两耒，古时两耒并耕为耦耕，故而“丽”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妇二人称为伉丽。这一系列与耒字相关的字，不仅可以证明藉、耒二字考释的正确，并可从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钩曲，下端分歧”的木制农具。
徐中舒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揭开古代社会发展的奥秘。他在文中指出：“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进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轻出臆说，不讲究科学的方法，更无周详的考证，务在释出别人所不识的新字，而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而徐中舒则是将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起来进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释与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释上也大有创获。陈梦家先生就曾对这种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谈到《耒耜考》的时候指出：“用这种方法处理文字是很正确的。”（《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为了论证殷商文化绝非受西方外来文化之影响而产生，徐中舒发表了若干论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对商及先商农业之悠久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证了甲骨文的“为”字是“从又（手）牵象”，表示役象助劳之意。并从《禹贡》豫州之得名，进一步证实古代河南产象之说，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讹。联系到古时姓名字多从女，表示以“女生为姓”，从而得知舜后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时郑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为象之特征，有庳盖附会服象之事而出现。
后世传说的古史，多荒诞不经。由于象之南迁，到战国末年，韩非说人们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无象，这就使人们无法理解“象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传说，这些传说经过徐中舒的研究，所谓荒诞也就成为信实了。
徐中舒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殷周文化之蠡测》，该文打破一般学者把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的传统见解，指出殷周本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在姓氏、历法等方面则有异，这体现了民族习惯之间的差异。《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认为太王居岐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政策，所谓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国力膨胀已臻极限，舍伐纣而无他途之时的国势，旧史所言文王积德行义之说实不值一辩。《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黄河流域有大批竖穴和窦窖，其中有的有足窝可以上下，有的有台阶可以出入，并用古文字材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古时黄河流域以穴居为主，这一地区地面建筑的出现，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响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田猎社会演变而来”；并对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释，指出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在农业上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徙他处。其后空地渐少，不能供转徙之用，则须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所谓“爰田”，就是“交换其田”。《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赵过。《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两文，从田制入手对周代社会性质作了详细考察，并将殷周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性质不同，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这些论文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此不能一一详述。
徐中舒执教于四川大学，居蜀以来，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记述著名特产，作《蜀锦》。考证出土文物的特点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作《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青川木牍简论》等文。探索四川古时与邻接地区的相互关系，撰有《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川甘边区的白马人为古氐族说》《〈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古代蜀楚的关系》（与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况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论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该书涉及广泛，见解深透，对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时，徐中舒还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对历来认识模糊的所谓“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互为表里，徐中舒在研究古史的同时，在古文字学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徐中舒亲自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该书兼采各书之长，独创最先进的编纂体例，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分为字形、解字、释义三部分，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时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读者能通过该书对甲骨文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书中既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中舒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获。对甲骨文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徐中舒的研究方法，强调字与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字与历史背景的密切关系，释出许多新字，纠正了许多以往考释工作中的谬误，代表了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由于《甲骨文字典》的这些长处，所以该书一出版，就饮誉中外，受到学术界一致的高度评价。
《金文嘏辞释例》是徐中舒研究金文的重要论著。该文全面系统地对铜器铭文的祝嘏之辞作了比较归纳研究，充分结合古代典籍，考释了金文中各种嘏辞的含义，解决了许多前人未曾弄清的问题，并对各种嘏辞的时代进行了探索，许多成果现代专家看来仍然准确无误。如指出“万年无疆”、“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等嘏辞主要盛行于西周厉、宣之世；而凡言“无期”者，如“眉寿无期”、“万年无期”、“寿老无期”、“男女无期”等，均为春秋时成周偏东地区之器，结合《诗·鲁颂》“思无期”之语，可知“无期”语春秋时盛行于东方。由此推论，《小雅·南山有台》有“万寿无期”，《小雅·白驹》有“逸豫无期”，或即东周之作。又如金文时常提到“永命”、“灵命”、“嘉命”，以前多误解命为性命之命，该文结合古代典籍指出：命并非性命之命，乃天命。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兴衰系于天的思想。在时代上，“永命”主要流行于西周，而“灵命”“嘉命”则是春秋时的常用嘏辞。由于该文考释精到，论证翔实，因而饮誉学界，成为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徐中舒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氏编钟图释》，对?氏编钟铭文中不常见的疑难怪字作了详细的考释，释出了许多前人不曾认得的难字，并考定该编钟为春秋时晋器。《陈侯四器考释》，综合考察战国时期田齐国君之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该文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据该文所取得的成果对其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作过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联系大量金文材料，对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将该器年代考定在厉王时期。文中并对金文材料所记载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与南方淮夷的战争，广泛结合文献记载，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指出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事主要发生在穆、厉、宣三世，使文献记载与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铜器断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徐中舒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举《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论著还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对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该字的多种形体，论证了殷商时期儒为巫师一类人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周原甲骨初论》，对与殷周史实有关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详细的考释，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体结构和词汇上的特点，并论证了周原文化的两个来源以及周文王时期的殷周关系，这些成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典籍是赖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材料，对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关系到古史研究的质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徐中舒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对《战国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战国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传统说法一直认为二人是同时的敌对人物。该文广泛结合其它有关典籍，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战国策》中有关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实不符，苏、张二人并不同时，张仪早于苏秦。张仪在秦惠王时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与之敌对的同时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而苏秦乃是齐闵王时期（前300—前284年）的风云人物，与之同时的人物是田文。苏秦因替燕国在齐国进行反间活动，被齐国发觉而致死。该文的这些研究成果，竟然为10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证实，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有关记载与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徐中舒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豳风说》，该文根据《诗·豳风》所反映的风俗习惯和物候农产，指出《豳风》并非如传统所说，产生于高寒干燥的豳地，而应是春秋时期东方鲁国之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指出《左传》记事虽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必尽信，但其成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文献材料，保存了许多古史传说，仍不失为研究古史的必读书籍，并将其成书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间。《九歌九辩考》一文，论证了《九歌》《九辩》并非作于战国末期，而是西汉人所作。另外，徐中舒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并未公诸于世，如他在讲课中多次谈到《尚书·盘庚》应为西周时宋国人所作，不过，文中的记载仍然符合殷代的实际情况，所据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讲到盘庚对殷庶民说，如果我做得不对，我的祖先要惩罚我；但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而带来了恶果，我的祖先也要惩罚你们，并且还要告诉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祖先也不会来搭救你们。这种祸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这些古文献经过了徐中舒的深入研究，将会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
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
古史多重证法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 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
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
徐中舒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在继承前人治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较有特色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古史二重证”的继承和发展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证”的研究方法以来，传统的史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徐中舒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他发表的百数十篇论文，都无一不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良好范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等文，都是将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充分结合来进行古史研究，其结果不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创获。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依据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而徐中舒除古文字材料而外，还充分吸取了考古学成果。他早年撰写的《再论小屯与仰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材料，参以文献记载，探讨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及分布地域。建国以来，考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徐中舒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学成果，于1979年写成《夏史初曙》，放弃了他以前主张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同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并结合典籍记载，对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结合了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
考古学离不开对古器物的研究，徐中舒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论古铜器之鉴别》《说尊彝》《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寿县出土楚铜器补述》《关于铜器之艺术》等论著，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上文提及的《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也都是通过对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与外界联系的史实。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徐中舒对“古史二重证”的发展并不止此，重要的还在于他进一步将对照范围扩大到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他时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证”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认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从有关殷代的史料去考察，还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过对四方边裔各种族历史的考察，再结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国古史关于“五服”、“九服”之制，两千年来迄无定论。徐中舒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傣族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徐中舒的“古史三重证”，使中国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考释古文字是古文字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确的考释方法，乃是该项工作的核心。徐中舒根据多年来研究古文字的心得体会，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后来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向学术界介绍这种方法。文中说：“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地造，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
周谷城：（徐中舒）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作创造，精密绝伦。讲学授徒，七十年整。影响所及，遐迩咸钦。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吴天墀，1949年之前参加过青年党，在西康省政府任过职，因而被判定有“历史污点”，开除了公职。迫于生计，他只好去拉架子车，同时卖掉了藏书。徐中舒觉得这个人才可惜了，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 据说，吴先生后来也这样对他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分你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
四川南充一个小学教师，考徐中舒的研究生没考上。他家里穷，偏又生病住院，徐中舒托人带钱给他，并劝他，考不上没关系，照样可以做学问。后来此人来拜访，徐中舒当真在饭桌上给他讲起了《左传》。
对年轻后学，不管水平怎样，只要说是对学问感兴趣，徐中舒就来劲儿，就高兴得不得了。常有很多青年人写信来问学，徐中舒嘱咐孙子要一一回复。徐亮工不以为然：“这些信还要回吗？不理就完了！”徐中舒却总是说：“唉唉，还是要回的，要回的。”对一些具体问题，他会告诉徐亮工去查哪本书，就可以回答了；对泛泛而谈的，则让徐亮工写些鼓励的话。
与老友蒙文通相比，徐中舒缺乏幽默。非常难得的一次，他和友人在校园里散步，路过几栋红砖修的楼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又红又‘砖’吗？”而多数时候，他和朋友下棋，可以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一九二五年
《木兰歌再考》， 《东方杂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2卷14号。
一九二六年
《<木兰歌再考>补编》， 《东方杂志》第23卷11号。
一九二七年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国学论丛》 （清华国学研究院出版）第1卷1期。
《古诗十九首考》， 《立达》（季刊）第1期。次年又经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6卷65期重载。
《评<中国文学变迁考>》， 《一般》（上海出版）第2卷3期。
《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第24卷18号。
《王静安先生传》， 《东方杂志》第24卷3号。
《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 《文学周报》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第5卷1、2期合刊。
《追忆王静安先生》，同上。
《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同上，署名史达。
《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历史研究》本年第5期。
《先秦史讲义》；在川大历史系授课，本年及1963年均编撰有油印本。
一九五八年
《论尧舜禹掸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 期。
一九五九年
《巴蜀文化初沦》，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对〈金文编〉的几点意见》， 《考古》本年．笫7期。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 《考古学报》本年第3期。
一九六〇年
《巴蜀文化续论》，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一九六二年
《四川彭县檬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 《文物》—本年第6期。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历史教学》本年第11期。又载所编·《左传选》，中华 书局1963年出版。
《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四川大学第4次科学讨论会油印本。
一九六三年
《孔子的政治思想》， 《成都晚报》本年1月3日。
《左传选》，编选一百六十余篇，写有后序，注释标点由罗世烈担任，中华书局于9月出版。
—九六四年
《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 《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
一九六五年
《先秦史专题讲义》，四川大学油印，因“文革”影响，未印完。
一九七四年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锌于》， 《文物》本年第5期．
一九七五年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 本年第4期。原文有改窜，后复加修订。
一九七七年
《古井杂谈》， 《井盐史通讯》 （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编）．本年第1期．又载《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3期，略有修改。
一九七八年
《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又载云南《思想战线》本年第2期．
《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本年第2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 （笔谈摘要）， 《文物》本年第6期。
一九七九年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3月创刊号。又载《史学史资料》本年第3期。
《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殷周史的几个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夏史初曙》，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3期。
《西周史论述》 （上、下），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3期4期连载．又本文补充，见同上刊1980年第1期106页．
《中山三器释文及宫堂图说明》，与伍仕谦合撰，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4期。
一九八〇年
《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属称谓》，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 《历史教学》本年第4期。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
《夜郎史迹初探》，与唐嘉弘合撰， 《贵州社会科学》本年7月创刊号。
《<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本年7月出版。
《锌于与铜鼓》，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第5期．又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铜鼓学会编，文物出版社本年出版。
《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四川民族研究所本年编印。
《<西夏史稿>序》，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本年8月12日．并见吴天墀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初版本及1983年增订本。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4期。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一书，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第1版，线装本上、中、下三册。1981及1982年第 2版第3版，均合订一册。
一九八一年
《古代楚蜀的关系》，与唐嘉弘合撰， 《文物》本年第6期。
一九八二年
《周原甲骨初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本年5月出版。
《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 与唐嘉弘合撰， 《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本年第5期。
《论巴蜀文化》，系汇集有关巴蜀文化论文六篇成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
《经今古文问题综论》，本年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征稿撰写，巴蜀书社即将出版。
一九八三年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 《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本年7月出版。
《怎样考释古文字》，香港中文大学编《古文字论集》，本年9月出版。又《先秦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总3期）摘要转载，四川辞书出版社《辞典研究丛刊》 （6）于1985年5月重载，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物研究》于1985年6月重载。
《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杜本年6月出版。
《<羌族史稿>序》， 《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为冉光荣等著《羌族史稿》作．此书后改名《羌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唐嘉弘合撰，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2月出版。
《夏商之际夏民族之迁徙》 （讲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本年印本。
《徐中舒史学论著辑存》，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选收论文60篇，约90万字，先生委托吴天墀编辑，至本年夏间告成。
一九八四年
《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 《四川文物》本年第1期。
《怎样研究古文字》， 《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本年出版。
《殷周金文集录》，由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2月出第1版，1986年2月出第2
版。
《青川木牍简论》，与伍仕谦合撰于本年，中华书局《古文字研究》，即将刊出。
《<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序》，系多年前为著者黄绶所撰，存有手稿，未刊。
一九八五年
《关于夏商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郑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关于夏代文字问题》，与唐嘉弘合撰，齐鲁书社《夏史论丛》本年第1版。
《<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序》，为著者冯汉辑《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作，文物出版社本年第1版。
一九八六年
《<山海经>和“黄帝”》，与唐嘉弘合撰，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本年1月出版。
《汉语大字典》，先生担任主编，四川及湖北辞书出版社于本年10月出第1版。
一九八七年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载《辞典研究丛刊》 （8），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我的学习之路》， 《文史知识》本年第6期。
一九八八年
《甲骨文字典》，先生主编，本年1月交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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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28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林沄讲学，做“耒耜考补正”的主题讲座，讲述徐中舒研究古文字的特点，及徐中舒《耒耜考》的发表及其创见、贡献等问题，并对其相关研究进行延伸性的探讨和阐发。
2019年10月19日到22日，徐中舒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计170余人参会。会议围绕徐中舒先生学术思想与成就、先秦史专题、古文字专题、巴蜀史专题等问题，提交会议论文140余篇，分别举行两场大会发言、七个小组十四场小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