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比预料的严重

不过，冯锦华也承认事情的发展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我本来以为关个10天就该放出来了，本来，乱涂乱画并不是特别大的事，但24号，我被告知，东京地区检察厅以‘毁坏公物罪’对我正式起诉。我知道事情大了，但依然很镇静。我既然已经做了，就一定敢于承担。”

冯锦华说在大使馆的帮助下，他联系了一个律师，律师在上个星期五递交了取保申请书，自己所在公司也垫了200万的保释金，到了星期一下午，他被通知获得保释。

在那10天里，冯锦华说自己想了很多事：远在家乡即将临盆的妻子，来日本多年的奋斗，还有可能会有的后果，比如拿不到下一年的签证，比如被判刑，他说，即使判决结果对他很不利，他也依然觉得值得。只是，不能在妻子生产期间如约回去探望，冯锦华感到很遗憾，“一两个月之内是回不去了，我已将机票延期，希望年底能回去。”

最后，冯锦华在电话中强调他之所以那么做并不是因为想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相反正是为了促进中日友好，“我的思想并不极端，我的行为正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极端思想、极端行为的反抗。”

归国后,冯锦华又多次参加了保钓行动,并曾经策划登上钓鱼岛，但由于准备不当和日本海岸警卫队提前拦截而失败。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为了爱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行为。

两国的外交战已经打起来，日本方面一会说要去（靖国神社）一会说不去，中国外交部的话也很硬，说如果去了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这是2001年8月上旬，离日本战败投降日越来越近。8月13日下午4点半，当选不到半年的日本第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身穿燕尾服以首相身份去参拜。韩国人愤怒了，20名青年人14日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剁小指抗议。报章上开始分析韩国人和中国人对这件事反应的差异。

下午4点多，一个中国青年人向公司领导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他按捺不住积压许久的情绪，琢磨着做点什么。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在上班，不愿意一同出来，他只有一个人行动。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抗日影片《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一幕：一个中国人在夜幕下往日本占领区的柱子上刷上“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准备也这样做，买油漆，在靖国神社门口刷几个字。油漆店里油漆种类繁多，让他眼花缭乱。他把店员叫过来问：“有什么往混凝土上喷洗不掉？”店员给他拿来一罐说：“这个好。”他就买了这个。他没喷过漆，担心关键时刻喷不出来，于是又买了刷的油漆、刷子和手套。

买好了“作案工具”，他犹豫了，去熟悉的地方坐了坐，在一家肯德基店买了个大汉堡，边吃边想。想定了，干。

靖国神社附近的地铁站叫九段下。一出站，他心就凉了，靖国神社附近到处是警察，黑色防暴警车也停了好几辆。那天他穿的是白色裤子。这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

他先到了附近的公园里，试用了一下油漆。他担心喷不成，又专门买了两罐玻璃罐的饮料，准备把饮料喝完，往里面灌油漆，然后摔到靖国神社里面。但喝完后，发现罐子口太小，灌不进去。

公园里蚊子很多，他有些烦躁。他又犹豫了，万一被抓，他在日本的前程可能就要中断。但他想：如果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脸在朋友面前吹牛，谈论国家大事。

当他再次下决心“干”的时候，他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明天帮他去买机票，这是安排好的第二天的事情。老婆在山西太原即将进入临产期，他计划回国陪伴夫人生孩子。　那时候，他喜欢背双肩包。包两边的网袋里各有一罐油漆，远看就像放着两罐饮料。他手里还提了一个纸袋，那里面也是油漆。

靖国神社的墙是白的，他准备沿着墙一边走一边喷，没想到后边的树下有警察，差点被发现，他马上故作轻松地把油漆拿在手里摇了摇，就像准备喝饮料前一样，警察没有注意。

到了靖国神社南门，这里没有固定哨所。他趁警察不在的时候，选了一罐黄色和一罐红色的油漆，这是代表国旗的颜色。他先拿出红色的，猫着腰，喷了“该死”两个字，这个字喷在石雕的底座上。石雕是“一个像狗的动物”，看上去张牙舞爪，于是他站起来，把油漆“往狗口里喷”，喷满了，口里像流血一样。

越喷越起劲，他又往里走到门口，再喷了“该死”两个字。这时正好被一个日本警察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警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就继续喷，那个警察拿出对讲机说：这里发现一个捣乱分子，请求增援。

一会儿，许多警察来了。他把油漆罐一扔，坐在地上。警察问他：你是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回答：中国人。

警察看到他身边的手提袋，问：“这个，可以打开吗？”他就打开了。“背包也能打开吗？”他又打开了，里面没有危险物品。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被带到警察局。

4个月后，经过3次开庭审理，他被日本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

“我首先不是英雄……”

他叫冯锦华，1970年生于山西太原，1994年赴日留学，先在日本学校学日语，后考上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就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公民个体在外国的刑事案件发表意见，冯锦华事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那几年，也是中国外交的多事之秋。前有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有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冯锦华在日本时并不觉得外交部的发言是多么大的事，因为他看多了日本电视上经常播放中国外交部为保护海外国民的努力，回国后，他才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中国大使馆派人去看守所看他，对他说：你的事，全中国都知道了，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你有什么就尽量配合它（日本法庭），尽量不要上诉。

大使馆帮他介绍律师，但收费有些贵，被他拒绝了。他的同事出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上网一看，国内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是他的事情，他觉得20多天的“牢”没白坐。在监狱里时，日本警察对他说：“日本的右翼很厉害，我们警察都惹不起，你别折腾。”冯锦华回来后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刀。

那时候，冯锦华留了一头浓厚的头发，戴着大框眼镜，气质上仍像一个留学生。网络上，许多人把他尊崇为“民族英雄”、“中国脊梁”，但他似乎并不符合“粉丝”心目中的形象，许多时候他还在为日本辩护，他觉得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太多。

当时有记者告诉他，《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提名他的得票率已经很高，他说，“我认为最应该选龚文辉这样的人。”（龚文辉那年通过自己的行动揭露了希望工程中的腐败问题）

有网友向他提问：“冯英雄，在你被关进去之后你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害怕过？”

他回答：“我首先不是英雄……”

还有网友问：“冯同志！你说实话！用过日本的产品吗？”

他回答：“用过，现在也在用。”

他的言论中还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还不如中国当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厉害。”“（在日本）经常有被拘的人与警察吵，警察不敢打骂。”

反对冯锦华的声音最先在海外发表出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2月28日发表旅居美国西雅图的中国人王伯庆的文章《冯锦华的违法行为不应赞扬》，他认为冯锦华的行为是一种“暴民文化”——遇有不平就揭竿而起违反法律。“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清除这种传统的‘造反有理’的心态，更不能把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强加于他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2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文章又引起轩然大波。说他是“汉奸”、“卖国贼”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冯锦华坚决反对马立诚的观点，但却“也能理解马立诚为什么那么说”，“人去了日本后很少有不被那里感动的，马立诚肯定也是被日本感动了，那里空气清新，天空是蓝的。男男女女都穿得那么干净，人那么有礼貌，彼此间那么尊敬，互相碰了一下都说对不起，汽车见了人老远停下，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打仗呢。”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觉得中国外交，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看人家日本双簧戏唱得多好啊，一边是政府，一边是民间。”“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说话似的，那多恐怖。”

有一件事让他记忆深刻，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在私下场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日本的侵略行径，于是当地官员陪同日本律师来采集口述证词，结果受害者却像官员一样大讲中日友好。

这让日本律师很纳闷：受害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小家”与“国家”

有时候，人不一定考虑到以后的事情，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十几年过去了。7年后，冯锦华这样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一头短碎发，皮肤白皙，身体微微发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

所有熟悉的朋友见了他都会问：锦华，你现在干什么？他则礼貌低调地回答：瞎忙、瞎忙。过去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多在中国的日企工作，月薪基本上都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社保各方面待遇都不错。

冯锦华至今没有固定职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在南宁出差，他和朋友在南宁有个工程。事业是他遗憾的地方，毕竟他已经38岁了。他的日语除了与日本记者偶然聊天外，很少说，有些都不太熟练了。性格决定命运，他并不后悔当初那样做，他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

冯锦华2001年12月10日接到判决书后没有上诉，十多天后，他低调地回国了一次，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2002年1月7日，他又返回日本，日本的职位还在，他要回去赚钱“养家糊口”。

第二次回来，他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他知道，今后不可能再返回日本工作了，虽然他并不一心返回日本，但今后的工作却是个大问题。

返回的那天，北京机场，爱国者同盟网等的网友租了一辆大巴到机场迎接他归来，这让他觉得很温暖，许多朋友一见如故。

在家里，他待了一段时间，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捐款。有的人想见他，他都尽量去见。

现在他还记得，总捐款有2万多元，“我不愿意说捐给希望工程。”他说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冯锦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2002年，他遇到了童增。童增曾参与1996年的华人联合保钓运动，是参与该活动的内地代表人物之一。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香港，在海外华人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冯锦华来到了童增的公司工作，把家安到了北京。保钓运动在内地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他成为总联络人，征集人员，筹集资金。“什么人都来了，从博士到小学文化，从农民到高官，从老板到无业人员……有的会搞无线电，有的能搞到船只，有的能……”

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促成了2003年出海行动，当时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他们听传言说北京要封城，甚至准备步行到天津搭船。

比保钓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保钓活动聚集了一批爱国人士，北京、宁波、武汉、重庆……到哪里都有他的朋友。

历来外交无小事，“保钓运动”更事关国土争议。在中国外交上，草根民间团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成了“敏感人群”。“有的人因为参加保钓活动，个人生活遭到严重影响。”1990年代初，有的人因为给日本大使馆写了封信，就被调查。

现在，环境宽松了许多。遇到抗战纪念日，或敏感的事件，他们会组织人员去日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记者比抗议的人群要多，但警察还是很尊重他们。

一些成员的家境并不太好，有的人家里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土地被强制征收，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周围的人笑话他们：你们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还保什么钓鱼岛呢？

冯锦华觉得，这并不矛盾。“自己的房子要保，国家的领土也要保。不能说，我的房子保不了，就说这个钓鱼岛也不要。我们要宽容对待政府，政府也在发生转变，全中国人都在为这个奋斗，有的人比我们付出代价更大，把程维高搞下马的人，我见过，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好……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享有公民权。”

有的时候他跟公安人员说：“我看到你们都很亲切，我把你们当作中国人看待，不把你们当作公安局的人，不管你怎么对待我，咱们永远都是一个血脉。”这时候，警察也被他们的话感动。

记者问：如果发生以前的事，你还会那样做吗？

冯锦华说：在日本，我看到中国要派航天员升空的时候，当时眼眶就湿润了，回来后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真的不能保证还会那样做。因为在国外，我会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回来后，我已经感觉不到特别，反而是，日本人没有欺负我们，我们自己却做了一些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

冯锦华社会活动者

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学，2001年因不满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神社两边的石兽座上喷漆抗议，造成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2001年岁末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