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来，胡适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胡适跪下，重重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母亲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胡适上床去睡。胡适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胡适叫醒，真用舌头舔他的眼翳。

冯顺弟这种既严厉又保护其自尊心教育方式，使胡适从小就懂得正经做人、爱惜名誉，这为他日后不断上进奠定了基础。

胡适3岁前，母亲就让他认方块字，学了大约有一千字。

胡适5岁回到安徽家乡的时候，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让他在其四叔开私塾里念书。因为个子太小，还要把他从念书高凳上抱上抱下。在家乡读书9年，先后读了《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经典。当时塾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了事。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好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别的小孩学费只有2元，母亲渴望他多读书，故学费额外多交，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一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12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孩子更扎实。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母亲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母亲冯顺弟得知邻人宋焕家中有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得知宋家减价到80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对此胡适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胡适13岁时，冯顺弟毅然将他送往上海求学。徽州人固有“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送男孩出外学徒经商的习惯，但胡适毕竟是他母亲年轻守寡朝夕相处的独子。深明事理的母亲送儿子上路时没有在儿子和众人面前掉一滴泪。到上海后，胡适初进梅溪学堂，后因其课程设置不完备，又进澄衷学堂，后转学中国公学。

接受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的胡适，经过一番曲折，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他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初读农科，一年半之后改读政治、经济、兼攻文学、哲学，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他母亲在病重的时候也不让人告诉儿子，以免他中断学业。

胡适没有辜负母亲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胡适曾经回忆说：1913年母亲患了重病，她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因此特意照了一张相，收藏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儿子在美国读书，她嘱咐家人说：“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子，仍要请人按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1918年的11月，劳碌一生的胡适母亲冯顺弟在家乡不幸病逝，享年45岁。悲痛欲绝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

胡适写下《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冯顺弟的父亲名叫冯金灶，是个穷苦的农民，兼有裁缝的手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盖上自家的新宅，但因贫穷始终没能如愿。

胡传，字铁花，生于1841年，25岁考上秀才，此后与举人无缘，但他以研究边疆地理为己任，走南闯北，精明干练，居然在河南当上了候补知州。胡传两次娶妻均早逝，但给他留下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

胡传49岁时回到家乡，托他的伯母星五嫂向冯金灶说亲，欲娶时年17岁的冯顺弟为填房。冯金灶同意此事，但遭到了其妻的坚决反对。夫妻意见相左，只好征求女儿本人的意见。冯顺弟当时还是个少女，怎么会同意嫁给一个年届五旬的老头子？然而，冯顺弟却认为嫁给胡传可以改变父母的贫困生活，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门婚事。

1891年12月17日，冯顺弟在上海大东门外居所生下儿子，取名胡适，当时他的母亲才19岁。不久胡传到台湾任知州，冯顺弟带着胡适在台湾生活了不到两年，后因日本有侵占台湾的可能，所以他们母子又回到了家乡绩溪。在胡适不满4周岁时，他的父亲病逝于福建厦门。23岁的冯顺弟得知此消息时如五雷轰顶，猛地从凳子上仰翻在地，可见她蒙受的打击之大。从此，冯顺弟以后母的身份执掌家政。胡适的二姐和长兄也都比冯顺弟年龄大，他的异母大姐比冯顺弟年长7岁，而比胡适大20岁的同父异母长兄吸毒又赌博。一个23岁的寡妇执掌这样一个大家庭，真是千难万难。

胡适回忆其母的文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