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14 23:43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人，江家是旌德县的名门望族。江冬秀的外祖父曾位至翰林，其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两家老太太所定。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自己回北京。直到1918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她颇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北京后，梁宗岱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何氏离婚，和才女沉樱结婚。江冬秀看不过去，亲自到法庭为梁妻何氏辩护，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都。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虎。其实，江冬秀要求于胡适也就是保住自己的名分、位置而已。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一八九零年出生于旌德江村，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母亲吕贤英是庙首吕朝瑞（探花）、吕佩芬父子翰林的后裔。江冬秀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塾，初通文字而已。“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江冬秀与胡适的结合，有着一段戏剧性的过程。江冬秀与胡适原是亲戚，胡适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的姑婆家走亲戚、看出神赛会，恰巧胡适也随母到了姑婆家。江母看中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儿冬秀许配给他。但胡适颇有顾虑：一因冬秀大一岁，绩溪俗谚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说；二因冬秀属虎，认为属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厉害；三因江家兴旺，胡家已中落，有兴衰不相称之虑，因此不肯表态。由于江母一心想成就这门亲事，便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塾的胡祥鉴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鉴的学生，胡祥鉴为成全这桩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说好，万般怂恿，胡母这才同意让他把冬秀的“八字”开来看看再说。红纸“八字”送来，经过算命先生的推断；冬秀命带宜男，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女大一并不妨碍。胡母又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进了几个初被选中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胡母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赐良缘”。当时还只有14的胡适与15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撮合与灶神爷保佑之下定了下来。
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这时，家乡谣言四起；有的说，胡适在美国有了女朋友，有的说他已经和一个外国洋姑娘结婚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已经生了孩子。可是，江冬秀的思想不但没有因此而波动，而且这时还做了放大缠足的尝试。她的放足的行动，后来还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和鼓励。
一九一七年夏，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探望老母，商订于1917年寒假结婚。他很想先与冬秀见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一九一七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举行文明结婚。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结婚之日是阳历卅日，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他身旁一个绰号叫“疯子”的本家哥哥毓蛟，虽无功名，却有捷才。他脱口而出：“廿七岁老新郎”，巧妙而风趣地对了那幅上联。胡适认为很好，照着写了。在结婚仪式上，他们破除了旧式礼节，只是新郎新娘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都是以鞠躬代替叩头。这样的婚礼，当时在古老闭塞的山村，确是别开生面地揭开了新事新办的新序幕。
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为胡适主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旧礼教毒害较深的小脚女人，但颇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具有男子汉气概。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暧昧关系，不是温柔劝阻，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特点，采取进攻策略，大吵大闹、寸步不让。有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部掷去，虽未击中，但却迫使胡适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梁妻接到自己家中，到法院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
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杨桃岭一带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她回到江村后．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三处，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至今，当地人们还念念不忘。 抗战期间，胡适去美，江冬秀避居沪上。她得知游击区的革命实情，非常同情革命人民。一九四五年春，她回到绩溪上庄。当时上庄既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游击队住，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同志找她求援，她总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同志的家住在革命老区王家庄．国军把他房屋烧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无处栖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她欣然接受，并给予庇护⑦。
江冬秀虽长年寓居外地．但对本族晚辈仍不乏教育，她听说生辉娘经常赔钱，又得知月仙和士全公家吵闹，便亲自写信给近仁叔公，请他严加斥责．并叫他们严守规矩，爱惜名誉，不要败坏家声．如果“再有闲话给我听见，我就不寄钱给他了”。
江冬秀嫁了胡适以后．总是劝胡适不要走上政治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学问。但胡适还是违背了妻子的劝告，涉身于政界，做了“过河卒子”。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两次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美国大使，胡适不能简单回绝了事，只好勉应其命。他写信给冬秀，想让她对此有所精神准备。信中说：“我在这（此时在欧美讲学）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即指蒋要他出任美国大使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胡适为什么说“对不住”夫人的话呢?因为江冬秀始终不赞成胡适搞政治。一个多月后，胡适再度写信给冬秀，谈及此事，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下一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这时两者均末实现，所以说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江冬秀与胡适远隔重洋，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后来，胡适又写信给冬秀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⑨
作为学者的胡适，任美国大使后，在外交场合偶尔讲了些不该讲的话，这就给国内一些本来不满胡适的人以口实，掀起了一种反胡动向。这风声传到了避居上海的江冬秀的耳朵里。她本来不愿胡适在政府做官。听到这种风声后，更觉陷身政界划不来。这位颇有胆识的女人，遂即要求胡适的好朋友张慰慈出面，要他一边劝胡适借病辞职，一边发电要求政府当局允许胡适辞职。
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个彪形大汉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识地把公寓大门打开，反身对那盗贼大叫一声：“GO”。那贼看了她一眼，真的“GO”了。江冬秀不会英语，只会说“GO”。江冬秀还会烧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尤其会烧“徽州锅”、豆腐渣，她常常请在美国的同乡到她家赴“豆腐宴”。
江冬秀除了为胡适的生活服务以外，经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是胡家的经济收入之一。后来，胡适在台湾任研究院长时，胡太太也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胡适也从不干预，当四缺一时，她还要胡适来凑一角。身为院长的胡适，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房打牌的好传统，所以曾对他的秘书说，请帮他买所房子给他太太住，因为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在公房打牌不方便。看来，胡适对太太也够体贴的了。
江冬秀平时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侠小说。寓居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阶段。唐德刚说：“胡太太找不到‘搭’子，就读武侠小说。金庸著作，胡太太如数家珍，金庸的小说，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旎旎然与戴东原，崔碧诸公（的著作）揖让进退焉!”
江冬秀出手一贯大方，一次章希吕之父作寿，江即亲去买一“皮筒”（价约一工人半年以上工资）为其祝寿。江冬秀对乡里贫困亲友不单纯从经济上扶贫，还不失时机的加以礼貌教育，当听说故乡闲置房子准备出租给嗜赌邻人，江冬秀还去信加以告诫，要求注意影响。江冬秀性情和善大度又不乏幽默，一次叶公超教授到胡适家来，一进门就叫嚷：皮带忘带了，江冬秀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她对别人说“适之造的房子，活人住的少，死人住的多”，意思是指房子内书架占地多，且多是历史人物的书。
1948年，胡适夫妇到达南京，胡开文墨店请他们赴宴，店里的小伙计如胡生发等，都收到江冬秀的见面礼，胡生发后在宣城市经贸委任总工程师（退休）。据他回忆，陪同赴宴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对江冬秀执礼甚恭，江上楼时梅在旁扶持保护。1948年大学校长的各种待遇远非只热衷“官本位”的人所想象，由此不难看出江冬秀受到人们尊重的程度。曾任“台大”校长后接任“台科学院”院长的著名科学家钱思亮，其夫人即认江冬秀为干娘，在胡适故居有其侍立在江冬秀身旁的合影。江冬秀会烧胡适喜欢吃的徽州一品锅，他们在北京驻地宽敞（东厂胡同一号原黎元洪故居），江冬秀还去函故乡请寄一些种子，利用边角地种菜，完全没有一般名教授夫人的派头，这或许与她早年的劳动习惯以及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有关。江冬秀待人有魄力且具侠义心肠，更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就具有民主法治意识，主动与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留法教授梁宗岱遗弃发妻案，对薄公堂，轰动京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即使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大剂量的镇静剂，也未能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奋情绪。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胡夫人问：“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浑身一颤，低声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你说什么?”“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猛听这一恶讯，顿时昏厥过去。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经过一阵抢救，她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祖望轻声问道：“父亲在遗嘱里把他的遗体火化，你看怎么办?”胡夫人说：“不行．我和你父亲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把这个意见转告给蒋介石，蒋说：“就按胡夫人说的办吧。”
据唐德刚说，胡太太还用铅笔写过一份自传，曾经带到纽约请他看。文中虽然错别字很多，但却生动地叙述了她的身世。可惜这份自传，如今不知落在何处?
江冬秀在大军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由于胡适执意要她同去美国，她只好随之离开祖国而出走。在纽约度过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后，于一九五八年回到台湾，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