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亦是一位翻译家。抵台后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共译过20来本欧美名家的小说和散文，1967年，沉樱60岁。她自费印刷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历经30年而不衰，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几乎成为这部名作的中文“定本”。其余有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同情的罪》，赫尔曼/黑塞的《悠游之歌》《车轮下》《拉丁学生》，还有《毛姆小说选》等等。

《喜筳之后》（短篇小说集）1929，北新

《夜阑》（短篇小说集）1929，光华

《某少女》（短篇小说集）1929，北新

《女性》（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一个女作家》（短篇小说）1935，北新

沉樱散文集1972，（台湾自刊本）增补本改名为，《春的声音》，林海音编，1986，纯文学。

参考资料

1920年，随家迁居济南，住正觉寺街吉仁里。翌年，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其间，北大毕业的国文老师顾献季先生向学生介绍正在兴起的新文学，给她很大影响。

1925年，考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因学校被国民党封闭，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1928年11月，沉樱的课业习作《回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第二期发表（署名陈因），茅盾读后，曾致信编者问“陈因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且又在该刊12月号第三期上撰文称许：“《回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此后沉樱又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

1929年8月，她在《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15期发表短篇小说《欲》时，始用“沉樱”为笔名。这缘于她对周氏兄弟翻译的日本小说的喜爱：“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

1929—1935年间，沉樱共出版了五个中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1929年，北新书局）、《夜阑》（1929年，大光书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书局）、《一个女作家》（1935年，北新书局）、《女性》（1935年，生活书店）。

早期小说多写青年男女爱情，也写贫困人民的悲苦生活，描写细腻，散文朴素可亲。到台湾后自费出版过《沉樱散文集》，此书绝版多年后在1986年以《春的声音》为书名重新出版。

在台湾文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这一评价据说曾得到过沉樱本人的认同。

沉樱是最早关注并表现现代知识女性生存状态和性别自觉的作家之一。有研究者认为，现代女性的自处问题（如何自怜、自珍、自强、自卫）这一20世纪女性写作的最大主题，可以说最早始于沉樱。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已经从追逐自由婚姻、新式生活的兴奋中走出，开始理性地面对女性在婚姻感情中的性别和角色定位。

揭示出曾被“五四”女性狂热追逐的自由爱情内部的危机，将新式婚姻放入思辨范畴接受新的理性考验。这在后来的张爱玲笔下有进一步的发展。

写《往事并不如烟》的章诒和女士，透露自己的写作深受沉樱影响，并盛赞沉樱：“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就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

1920年，沉樱一家迁居济南，住在正觉寺街吉仁里。次年，沉樱入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沉樱遇到了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国文老师顾随。顾老师文才出众，还拥护新文学。在顾老师的影响下，沉樱喜欢上了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作家的作品。沉樱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开始步入文坛，其处女作就得到了茅盾等人的赞赏，在大家的褒奖之下，沉樱便一举成名了。

1924年，17岁的沉樱随家南下，并于次年考取了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上海大学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闭。于是，沉樱便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了两年。当时，剧作家洪深也在复旦大学教书，并积极从事戏剧运动。由于沉樱能讲普通话，洪深便动员她参加了复旦剧社，主演了话剧《女店主》。在此期间，沉樱与戏剧家马彦祥相识、相爱，最后结婚。可不知为什么，1930年底，沉樱又和马彦祥离了婚。

接着，沉樱到了北京，结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诗人、学者。他早年留学欧洲多年，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等文坛大师交往颇深，1931年回国后任教于北大，与沉樱结识。梁宗岱在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中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给沉樱很大影响。1934年秋，梁宗岱因早年包办的婚姻问题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闹翻，便从北大辞职，与沉樱同赴日本，同居于叶山。一年后，沉樱与梁宗岱回到国内，结为伉俪。此后，沉樱多居家中，偶有所作。1937年，长女梁思薇出生。抗战爆发后，一家离开天津，辗转至重庆，梁被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教授。1941年，次女思清出生。

1944年，梁宗岱在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时，与当地的粤剧演员相识相爱。沉樱闻讯后，立即偕两个幼女思薇、思清搬出两人的住所。

沉樱与梁宗岱的感情纠葛颇为复杂，沉樱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抗战胜利后，沉樱先后在上海戏剧学校、复旦大学工作（此前梁宗岱已从复旦辞职），1948年带子女随母亲、弟妹离开上海去台湾，后赴美居住。

沉樱与梁宗岱的感情是颇为复杂的。他们当年是因互相倾慕才华而结合，感情不谓不深。巴金先生留学日本时写的散文《繁星》中这么描写了梁宗岱和沉樱在叶山的生活：“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看到了这一切。”可见当时他们感情的甜蜜。而他们的幼子思明，是在他们分居之后才出生的，可见他们感情并未完全破裂。

而据林海音在怀念沉樱的文章中说：“她并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湾，她们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沉樱和梁宗岱在1950年代后期便恢复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宗岱的一封尤其感人，信中沉樱称他们为“怨耦”，“耦”通“偶”、“藕”，寓意深长。她还写道：“……时光的留痕那么鲜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其中意味，也是深长的。不过，1982年沉樱回国探访亲友时，却终未与梁见面，其时她内心的复杂，别人自难体会。1983年，梁宗岱病逝于广州。

关于沉樱和梁宗岱的分手，台湾女作家潘琦君在文章中写道：“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都相互的欣赏，相互的关爱，但因两个人个性都太强，永远无法相爱。母亲毅然离开父亲，并不一定是因为父亲对她用情不专，而是由于性格不合。”在重庆时曾与沉樱邻居多年的好友赵清阁回忆说：“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接近她。为了家务之累，她不能常写作了，心里不免烦恼，常和宗岱闹脾气。宗岱性情耿直，也不谦让，终于两人吵了几年分开了……”沉樱的山东人脾气性格，使她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年幼的子女离开大陆，远赴他乡。据赵清阁回忆，沉樱赴台前，她曾与方令孺劝阻，“但她个性很强，表示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到梁宗岱。这是恨，但也是因爱而恨！他们的矛盾主要还在于宗岱希望她做贤妻良母，而她偏偏事业心很重。据说当年梁宗岱也曾从广西飞到上海，希望至少阻止子女赴台。未果。”

沉樱说的“山东人的脾气”，实际道出了她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尊与坚强。潘琦君曾在文章中说她去美国看望晚年的沉樱，一起到屋外拍照时，潘琦君去扶她，她不让扶，我知道她的心情，是愿意让老友看到她能自己健步行走。“当潘琦君要和她拍一张她坐在轮椅里的照片，她说：“不要，你坐在里面，我站在你旁边。”拍照时，她要戴眼镜，“戴上眼镜比较象样些。”——“她总是希望朋友们看到她整齐的仪容。”潘琦君写道。在美国时，沉樱喜欢邻儿女租房单住，说“既有依靠，又能独立”。而她独自抚养三个儿女成人，更显出了她的坚强。也正因此，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世界，赢得了朋友的尊敬和爱戴。

1948年沉樱到台湾后，执教于苗栗县头份镇著名的私立中学——大成中学，后为了儿女上学方便，1957年移居台北，受聘于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

在台湾，沉樱独自负担三个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压力很大；但她从来是乐观的。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在头份镇，沉樱结识了乡居的台湾国学大家和抗日志士张汉文和他的夫人司马秀媛，与他们成了忘年交，在他们的果园中建了三间小屋，这成了她经常读写的地方。阅读和翻译是沉樱寻求的快乐，而且她的翻译很受读者的欢迎，很多读者向她写信交流，这也增加了她的快乐。1967年，沉樱60生辰，用女儿寄自美国让她宴请亲友的汇款余款，自费印了她翻译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作为更有意义的纪念，不料引起强烈反响，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萧条的境况中，一年内竟连印10版，后来又印行了几十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1967年，沉樱自台北第一女中退休，开始自办家庭译文出版社，此后一年间出版译书9种之多。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研究者写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

沉樱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独立的工作给她创造了快乐，也为她赢得了朋友和尊重。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但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刘枋等人都与她过从甚密。她也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1986年8月，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特辟两个专栏，刊登了沉樱的4篇散文和6位友人林海音、琦君、罗兰、张秀亚、刘枋、司马秀媛怀念沉樱的文章。编者按中说，这些文章，是祝贺这位在文学上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文坛先辈的八十寿庆。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在默念着。

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那些“春的声音”呢？

沉樱的散文名篇《春的声音》，1939年写于重庆北碚，1949年又重写于台湾，不单是为了文字的修饰，更多的还是由于乡情的难舍。“不如归去”的声音，几十年来一直响在沉樱的心头。沉樱在台湾虽不乏朋友，却仍怀恋家乡的亲友和过去的往事。1963年除夕，在台北的沉樱给在女儿思薇写信，该信收入她的散文集时题为《一夜乡心五处同》，其中当也包括远在大陆的梁宗岱。1980年给其表兄田仲济的信中还问及济南的变化，问还有没有烧饼、油条、炉箅，以及她早年就读的第一女中是否还在原址。沉樱还多次在信中向表兄透露想回国居住的念头。

因子女在美国，1972年，沉樱离台赴美居住。1982年4月，沉樱从美国回国探访亲友，先后到上海、济南、北京，见到了巴金、赵清阁、田仲济、朱光潜、卞之琳、阳翰笙、罗念生等亲朋好友。以她最初的打算，是想回国定居。但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始终不能习惯，只好又飞回美国。晚年的沉樱患P·S（“帕金森”病），执笔不便。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于美国玛利兰州老人疗养院。赵清阁通过沉樱女儿梁思薇的信获知，沉樱走时身边一个亲人没有，因为儿女们不住一地。“但她生前曾遗嘱思薇，说她活着一直不愿加入美国籍，死后也要尸还故国。并且希望安葬北京。”当可想见，在异乡的暮春中如一片美丽的樱花悄悄沉殒的刹那，沉樱的心头仍在响着幼时故乡空中那“不如归去”的春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