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凡勃仑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晚，但他在这之前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完全枉过，那些年里他博览群书，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在19世纪90年代，他在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1899年，42岁的凡勃仑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有闲阶级论》。

作者：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

首次出版：1899年全书名：《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有闲阶级论》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的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伦：“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的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他的著述成为经济学内外用于社会批评的学说和警句格言的一个源泉。

凡勃伦在书中力图用进化思想来研究现代经济生活。认为工业体制要求勤劳、合作、不断改进技术，而统治企业界人士却只追求利益和炫耀财富，这两者的矛盾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随技术发展、技术人员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一旦这两者相联合，取得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那么追求利润的 “企业主制度”就会被摒弃。这本书曾引起文艺界的广泛兴趣，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于1899年问世有着特殊的背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后的一百二十五年当中，经济学家们几乎探访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领域：这个世界的辉煌壮观与它的污秽贫困，它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价值上的缺点。金融界的互相残杀，被描述为“节约与资本累积”的过程；最无耻的骗局被称为“自由企业”，挥霍无度被视为是正当的消费。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却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 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 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

凡勃仑还注意到另一种前工业社会，即古代冰岛、日本幕府社会。这种社会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有闲阶级，但这种阶级却不是无所事事的懒人，而是社会上最为忙碌的人 群，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掠夺性的，他们凭着武力或狡黠地掠夺财富，本身并不靠技艺或劳动从事工作。虽然这些有闲阶级取之于社会，而且也没有贡献出任何生产性 的服务以作回报，但是他们的行径却得到社会默许。因为这些社会富裕得足以养得起种不事生产的阶级，而习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格外推崇，因此这种阶级不 但未被视为寄生虫，反而被奉为能者与强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便有极大的改变。有闲阶级的活动即用武力赢取财富就被视为一种荣誉。相反，依靠 出卖劳力的穷苦劳工却遭到社会鄙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好逸恶劳是人类的天性，而凡勃仑却认为，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在掠夺精神影响下堕落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尊重人类劳动。

凡勃仑的眼光继续往前延伸，他在现代生活里看到了人类劣根性的基因。现代社会里，有闲阶级改变了它的职业，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标——不事工作而专事 掠夺却同样不变，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们专门寻求女色或战利品，而现在代之以求的是金钱和积累财富，而炫耀财富或穷奢极侈却成为挂在印地安人帐篷上的人 头皮的现代仿本。有闲阶级不仅因袭着古老的掠夺习性，他们个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时代一样备受社会推崇。

凡勃仑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求在社会上受尊重，一个人必须要获得某种标准以上的财富；正如同较早先的掠夺性阶级一样，野蛮人必须要获得部族里认同的体力、武艺与狡黠的标准。”同样地，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也必须以力服力，才能赢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这种“力”的竞赛过程中，凡是从事于非掠夺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觉低下。

凡勃仑的贡献不仅止于此，他的关于现代人只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不仅说明了有闲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且暗示了一种社会内聚力的本质。因为早先的经济学家并未能十分清楚地说出当社会组成阶级的利益发生重大分歧之时，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束缚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当无产阶级毫不妥协时，是什么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仑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解答。

他认为，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受限于一种看不见但十分牢固的共同态度：工人阶级并不企图取代他们的管理者，他们只是试着去模仿。他们默认，他们所做的工作，比他们主人的工作要不“体面”得多。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除掉较高的阶级，而是设法让自己成为较高阶级的一员。正是这种心态，使社会得以保持平衡稳定。

凡勃仑对富人社会行为的研究颇为辛辣，《有闲阶级论》就是围绕富人因自己的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的。

《有闲阶级论》这本书的内容一如书名所指出的那样，是针对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在理论探究的终端，凡勃伦阐明了这样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对于经济人与有闲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究。在他们笔下，人类被描绘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顶，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失败者因自己的无能而忍受贫穷，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伦却认为这种人类观没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将社会束缚在一起的力量是出于“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他更不认为闲暇本身比工作更为人所喜好。

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现在这种原始的单纯经济形态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闲阶级。在这种社会里，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一个人必须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没有高低贵贱。这种原始民族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不是盈亏上的考虑，而是一种自然的敬业精神及对后代的一种长辈关爱。人人都力求在他们分内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头地，偷懒（闲暇）虽不会受到责备，但绝不会赢得社会尊敬。

在本书一开始，凡勃伦就将目光延伸到历史的源头，顺流而下，探寻有闲阶级的产生过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由于不存在经济特权和社会分工，有闲阶级尚未出现，但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孕育了有闲阶级的胚胎。到了人类未开化阶段的初期，有闲阶级已经呼之欲出，这时，社会分工已经出现，一部分人开始不事生产，成了有闲阶级。他们统管政治、战争和宗教等非生产性事务，而且牢牢掌握了对他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从事的工作，无比光荣神圣，他们的社会地位，更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在未开化时代的末期，有闲阶级迅速发展壮大，封建时代的欧洲和日本就是例子。在他们这些国家里，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泾渭分明，划分极其严格。

有闲阶级的产生和所有制的出现，是同步进行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私有制一旦出现，人类就围绕财富的占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凡勃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占有财富，与其说是满足生理需求，倒不如说是为了面子。谁拥有的财富多，谁就是社会的优胜者，不仅社会地位上升，还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从而使虚荣心得到满足。所以人人都是欲壑难填，永不满足。

有了财富，如果不显山露水，那也只是孤芳自赏，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更博不到荣誉，所以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焙耀自己的富有。从古到今，有教养的人一直认为，炫耀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享有余暇。凡勃伦举了礼仪的例子。他认为，礼仪的起源和发展，都是因为它能证明有闲。熟谙礼节，需要耗时费钱，劳动阶级起早贪黑，累死累活，自然没有时间去学什么礼节，所以就成了富人的“专利”。尽管礼节也可以表达敬意，表明身份，但刨根究底，还是为了表示荣誉。现代人事务繁忙，行色匆匆，礼仪大大简化，就足以证明礼节是有闲阶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性大为加强，人们社交范围也随之扩大，富人要想给陌生人留下富有的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量消费，所以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掷千金，买东西从不讲价，过着佳肴美酒、肥马轻裘、歌舞升平的奢侈生活。当人们对这些变得习以为常时，他们又开始购买爵位。给自己脸上贴金。如理发学徒阿克莱特发明了旧式纺织机，一夜暴富后，不惜重金，买得一个爵位，改头换面，混迹于上层社会之中。

凡勃伦无情地批判了有闲阶级之后，又转而讨论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而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的。对思想习惯的调整，社会各个阶级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有闲阶级生来就趋于保守，这已是一个普遍认可的事实。

凡勃伦对其中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有闲阶级反对变革，主要是出于本能。人都有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心理，对标新立异之事，会有本能的反感，只有在环境的压力下迫不得已，才会去接受它。有闲阶级养尊处优，衣食不愁，恰恰缺乏压力。当然，维持既得利益，也是有闲阶级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变革，都会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尽管变革后，整体生活水平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对有闲阶级而言，至少在短期内看来，改革有损无益，因此，他们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百般阻挠改革。

有闲阶级的保守性，还体现在对他人的间接影响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的增加总有限度，有人拿多了，就有人没得拿。有闲阶级肥了自己的腰包，同时也造成了一个赤贫阶级。这个阶级迫于生计，颠沛流离，没有闲暇去学习、吸纳新的思想与社会习惯。所以，他们与有闲阶级一样因循守旧，这就使得社会更趋保守。可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闲阶级非但起不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反而是一个障碍，人们甚至把它当作保守、没落、腐朽之代名词。

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 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而在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探测之中，这一各种矛盾暴露得特别充分的过程却出奇地受到忽视，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

资本主义财阀是强盗大王这一点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却接近真实。他的学生——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威斯雷·米歇尔曾对他的先师作过如下评论：“凡勃仑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 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钳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

凡勃仑的文章，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通俗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都充满着进化论，特别是思想方式的进化。不论是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所有权的起源”，还是关于“妇女的未开化状态”，或是在《经济学季刊》上刊出的“经济科学的偏见”以及“为何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凡勃仑的思想充满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这些进化过程给社会带来的好的结果，凡勃仑则强调那些早先时代的时代错误之残余，在那些时代里，由于思想落后于变化中的现实而使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经济学之所以落后于时代而于事无补，正是因为它的分析方法不是进化的。

常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受到了批评，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把注意力囿于一些狭窄的偶然现象，并且拒绝对经济活动发生在其间的广阔文化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凡勃仑认为，有些经济学模型考虑的经济调整，是“没有滞后、漏洞和摩擦的”，所以，这些模型是完全不现实的。不过，这并不是天真的抱怨，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有时也抱怨理论模型并不能完完全全地复制现实世界的所有突出特点。凡勃仑承认，要使一种理论“有用”，它不必“像真的那样真”。但是他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特殊假设所遗漏的，正是他认为对于研究国民经济怎样和为什么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持续不断地发生结构深化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东西。凡勃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解释增长现象的，除非增长只是指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

凡勃仑希望经济学所做的那种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研究，也不同于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要发现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和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如从渔猎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社会，从手工业到工业大生产。很明显，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凡勃仑批评他们提出了种种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他们所提问题的错误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了不少挖苦话，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这些后来都被其他人用于对经济学进行更彻底也更天真的攻击。

凡勃仑本人努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认识经济模式的演进，模糊了经济学同社会学或历史学的界线，并的确模糊了经验研究与自信地揣测之间的界线。当他写《妇女服饰的经济学理论》或《手艺的本能》时，很显然，他已处于一个模糊地带。的确，在他的经济学与非经济学著作之间没有一条明显易辩的界线。

凡勃仑所倡导的制度经济学，与它以后的一些变种有很大的不同，这部分地是凡勃仑给制度下的定义所致。凡勃仑认为制度不是组织结构，而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它们是在给定的时间、地点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固定做法、习惯、行为准则、权力与财产原则”。有时候这些原则要与组织实体结合，但仅仅对组织的描述（就像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所为）并不是对使它们有意义的一些基本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进化进行分析。凡勃仑更倾向于分析，而不是描述。他还原模仿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根本不能称历史学派创造了一门科学，他们的目的不是进行理论研究工作”。而凡勃仑的目标是理论研究工作，然而，很久以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却陷入对某些特定结论的过分描述。

从建立了许多理论来看，虽然凡勃仑是一个理论家，但是他既不是一个系统的分析家，也不是依赖经验证据的系统的理论检验者。提出一些先入为主判断。举出了一些有准确的例证，对反对意见做些不痛不痒的反驳，这就是凡勃仑通常的风格。

凡勃仑的著述并不缺乏经验事实，但他缺少经验证据。在凡勃仑的文章中，可以发展很多描述性的东西，但很少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这与从某个一般理论得出的具体假说联系起来。这成为他留给制度经济学的部分遗产。凡勃仑早期的一篇关于小麦价格的文章，是乏味地做统计学描述的一个典型，这种风格也成了他的学生威斯利·C·密契尔(Wesley C·Mitchell)创建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建所初期的标志。

通过密契尔、J·M·克拉克（J.M. Clark）和他的其他门徒，凡勃仑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他自己的学术生涯范围和他的寿命。他的著作成为经济学内外用于社会批评的学说和警句格言的一个源泉。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经济学技术上的发展使制度经济学远远落后了，甚至连全国经济研究所最终也成了研究新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凡勃仑，很难说当代的经济学能与过去的经济学有所不同。不过，凡勃仑仍不失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人物。

所谓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炫耀性消费又可称为“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富裕者总是要通过购买一些昂贵的奢侈品或大讲排场疯狂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要满足这些富有者的消费欲望，就需要生产昂贵的奢侈品，就要创造可供他们疯狂消费的条件和环境。

炫耀性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该现象长期以来被以“生产主义”为主导范式的社会学家们所忽视。当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凡勃伦倒是个例外。

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了《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该书出版后即引起极大轰动。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并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具有敏锐洞见的社会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表达。K.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关系入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精细分析，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M.韦伯则沉溺于对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大发展的探索；G.西美尔是从货币文化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他对大都市中的时尚等一系列社会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E.涂尔干则尤为关注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转型（由机械械团结的社会转变为有机团结的社会）过程中的失范、越轨等反常社会现象。

凡勃伦所生活的美国则更加引人注目。1894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设在密西根德尔朋的生产流水线隆隆驰下第一辆汽车，可以断言，消费社会在美国已经初露端倪。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nouveaux riches），而这些暴发户的行为则成了凡勃伦关注的焦点。凡勃伦以其敏锐的洞察亲眼目睹了“镀金时代”（golded age）的暴发户们在曼哈顿大街购筑豪宅，疯狂追逐时髦消费品。有鉴于此，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一社会科学界内的不朽语。但由于“炫耀性消费” 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进化论框架、功能主义倾向、本能主义心理学思维，凡勃伦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一段时期，凡勃伦的著作甚至被湮没在社会学的荒野中，无人过问。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西方社会由生产主导型社会（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向消费主导型社会(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的全面转变，消费问题本身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才愈益认识到凡勃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