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对云南、对全国都是一个值得纪念日子——卢汉将军率部在云南宣布起义了!这对刀世勋又是一个光明的号召和促进。他谢绝了朋友为他出资去国外的邀请，并毅然参加了云南学联为迎接和平解放组织的宣传队。后来，1949年底上面又号召青年学生下乡工作，刀世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却被批准了。要走的时候，他犹豫了：去吗，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不去吗，可又报了名。正在为难时，他当时的好友，现在的夫人徐菊芬出现在他的面前。她鼓励刀世勋：“去!我也报了名，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一同走。”周围的同学也一再鼓励他，终于使他坚定了信心。第二天，刀世勋和同学们背着背包到富民县城，并被编入滇北区地方工作团第四武工队，开始在该县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征收公粮，迎接解放军的工作。后来，根据他的表现，当他被吸收参加共青团工作时，这位末代傣王才恍然大悟——原来动员并同他一起来这里的同学们，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对刀世勋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工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实行的是配给制。行军时发双草鞋，住下来发块肥皂洗衣服。吃的是糙米饭、青菜汤加辣椒，这都是刀世勋从来都未见过、体验过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在一起分工搞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还轮流做饭、值班，刀世勋的心情，却比他当“召片领”的时候舒畅多了。

解放军进入云南以后，组建了西南服务团富民工作队。刀世勋所在的武工队也被编入工作队，并被派在队部做资料工作。这期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当富民县人民银行成立后，刀世勋又被派去担任了那里的政治指导员、团小组长。

在富民县工作不久，一次刀世勋因病去昆明就医。在昆明，他碰到了同乡刀有良等人。他们对刀世勋说：“搞银行工作的人很多，搞民族工作的人却很少。你能不能给陈赓司令员写封信，调换一下工作呢?”对于如何做民族工作，有关方面能不能允许他做这个工作?他心里没谱。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陈赓司令员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3天后，刀世勋收到了省军管会干部科的回信，请他到干部科去报到。刀世勋惴惴不安地带着卢汉主席给换发的宣慰使委任状和学生证等证明文件，到省军管会干部科报到填表，并交上了委任状。一个星期后，已担任云南省副主席的卢汉，代表省军管会领导接见了刀世勋，并和蔼地对他说：“你留下来不是很好嘛，要是你去了南京，我们今天可就见不着了!”又说：“工作先不要着急，我们会研究替你解决好的。现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就要来了，我们也要做些准备，你和有良同志先做些翻译工作如何?”

以后，在卢汉的安排下，刀世勋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件和重要著作的傣文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卢汉还对刀世勋说，译文用词要慎重，不能出原则性差错。并为刀世勋向富民县请了假。

1950年7月，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了昆明。副团长王连芳同志会见了刀世勋和在昆明读书的边疆少数民族学生。不久，张冲副主席从外地回到昆明，也接见了刀世勋。他对刀世勋说：“我和你一样是少数民族。你是傣族，我是彝族。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要团结，谁也不能歧视谁，大家团结一致，力量才大。”他还对刀世勋说：“西双版纳的老百姓和头人，正在请军管会帮助寻找多年不知下落的小召片领，原来你就躲在这里呀!”说罢哈哈大笑。被张冲的情绪所感染，刀世勋也就不象当初那么紧张和拘束了。他对张冲说：“请转告他们，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张冲最后又叮嘱刀世勋：“你参加工作的事我们会考虑的。你们现在的翻译工作做得不错，还是先搞搞翻译，把汉文文件译成傣文，让傣族人民都能看得懂。”

以后，为了继续学习、充实自己，在张冲的鼓励下，刀世勋积极参加了1950年的高考，并被云南大学社会历史系录取。

这年9月，张冲的秘书到云南大学找到刀世勋，告诉他思茅地区赴京国庆代表团已到昆明，请刀世勋去见见他们。当刀世勋到达代表团下榻的住地时，张冲对他说：“祝贺你考上大学。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被批准为西双版纳的首席代表，随西南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庆祝国庆并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当时，刀世勋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50年9月30日下午，刀世勋随西南民族代表团乘飞机到达了北京西郊机场。

10月1日，他又随各兄弟民族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东侧观礼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后，又观礼了阅兵仪式和万众大游行。

10月3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怀仁堂接见各民族代表团。召存信和刀世勋被荣幸地安排向毛主席献礼。献礼时，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刀世勋的手，刀世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那幸福的时刻，令他终身难忘。

参加完国庆庆典和到各地的参观活动以后，刀世勋又回到了云南大学继续学业。

1951年，云南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刀世勋所在的学校与省市各大专院校一起首批参加了土改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刀世勋被分配到蒙自县草坝大落鹫工作组。

大落鹫是彝族聚居的村落，生活很艰苦。土改队员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刀世勋所在的一个小组集中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然后再分别到各联络户的家里劳动和吃饭。开始的时候，刀世勋来到指定的联络户家，问主人有什么活需要做，人家说没什么活，然后指指灶上的大铁锅说，先吃饭吧!刀世勋打开锅盖，见里面煮着是一锅红薯，正纳闷是怎么回事呢，那家人说：“能吃的吃，不能吃的丢猪槽喂猪，什么时候饿了就来拿。”说完，扛着锄头就走了。刀世勋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又转回住处找组长。组长是个区委书记，他对刀世勋说：’不要着急，因为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有顾虑，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多接近他们。”并且还提示刀世勋：“他的地在哪里?你去跟他一起劳动，聊聊天，慢慢会处得好的。”于是刀世勋来到地里找到那家人，见人家正在挖着长得稀稀拉拉的花生，就帮着捡花生。捡了一会儿，那人对刀世勋说，昨晚村长已经告诉说有工作队的同志到家来搭伙，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挖点花生回去磨个汤，好赖喝喝。刀世勋听了很受感动。

刀世勋在村里重点负责发动旧乡长家里的长工孙长锁。这个人平时只埋头干活，很少说话。开始，刀世勋还以为他从来就是这样。后来时间长了，经过深入地了解，才知道他主要是有思想顾虑，觉得工作队是外地人，总有一天要走。自己土生土长的，工作队走了，惹恼了东家，怕饭碗保不住。根据这一情况，刀世勋就天天和他一起干活，谈心。经过做工作，最后在斗争会上，这个长工边哭边诉苦，教育了大家，对村里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促进作用。

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刀世勋又被调到建水县西庄工作组，先后在情况更加复杂的马街、汤伍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学校。

1952年至1953年，云南省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刀世勋所在的学校学生，也都参加了。他在党的教导和关怀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通过学习和结合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实际，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也彻底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猜疑和顾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1953年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之前，领导上曾征求刀世勋的意见，准备让他回去任副主席(即副州长)。当时刀世勋已经上三年级了，为了不中断学业，他没有回去。这时，又恰好赶上全省的民族上层人士到云南民族学院政研班学习，里面有很多人和刀世勋相识，他就经常去和他们聊天谈心，也做一些思想解释工作。

思想改造运动进入最后阶段。一天，工作组来了一位同志约刀世勋到翠湖散步，并问他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刀世勋表示，父亲不在，他是1949底因不明共产党的政策才出走异国他乡的。何况现在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即便要结婚，也得和家里联系。工作组的同志表示，这些都不成问题，要有结婚的打算，就请写个报告好了。刀世勋和好友徐菊芬商量后，向上级打了结婚报告。很快，领导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且告诉他们，建议在云南民院的政研班结业前举行婚礼，这样也可以请许多老相识、朋友们参加。需要的东西可以自己准备，以后凭单据报销。1953年3月，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刀世勋和徐菊芬在共和春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张冲副主席亲自主持，各级领导及在昆明工作、学习的西双版纳各族学员、朋友们，也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4年4月，刀世勋的父亲刀栋廷从国外回到了祖国。这时，刀世勋已参加了由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教授领导的西双版纳傣族语言文学调查组。于是，在政府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他一边去看望回国的父亲和亲友，一边继续进行语言调查。1954年底，已经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刀世勋，更加坚定了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信念。在老师傅懋绩的帮助指导下，他来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并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院语文系共同开办的语言学研究班。研究班的课程均由各专家、教授主讲。专业课还设有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词汇学、普通语言学等课程。通过这段系统的学习，使刀世勋的专业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1956年初，在周总理的具体指示下，刀世勋参加了傣泰语言的比较研究，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同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教育会议，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握着刀世勋的手，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勉励他在民族语言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周总理的教诲，令刀世勋终生难忘。

以后，在傅懋绩先生的指导下，刀世勋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音节结构》的研究；编写了《西双版纳傣汉词典》、《汉·西双版纳傣语词典》和《西双版纳傣语描写语法》等专著。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刀世勋又感到北京距离他的家乡西双版纳太远了，很不利于研究工作，就向上级要求调回云南。1962年12月，他回到了昆明，被分配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并参加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工作组，继续从事傣语文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他编写了《西双版纳傣汉对照简明词典》，编译了一批通俗读物。

“文革”十年，象刀世勋这样有特殊身份的人，更是深受迫害。他被指派到省民委机关的农场劳动。1969年9月，他又和在昆明工作的父亲和舅父刀福汉一起，被武装押送到西双版纳景洪县公安局接受审查。以后，他又被送到景谷县农村劳动改造。他和妻子花费多年心血搜集的语言研究资料、撰写的文章手稿、书籍等等，全部被没收或丢失。在景谷县农村，刀世勋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油灯下，利用身边仅有的一本泰、老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复习泰文和老挝文，将两 种语言的词汇进行对照比较，还补充修改了《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音节结构》等论文。除了下地劳动，刀世勋还要和家人在一起喂猪、养鸡、种菜，生活虽苦一些，但能与家人在一起，多少也可以有所安慰了。

1978年，有关方面为刀世勋落实了政策，一家人又陆续回到了昆明。他和妻子徐菊芬被安排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他们的4个孩子，如今也都成了家，有的也有了孩子。家里逢年过节，老少三代，十分热闹。刀世勋常常对子女和周围的同志讲：“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民族学院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等许多职务。

他还受聘主编了《西双版纳傣、汉对照词典》、《汉、西双版纳傣对照词典》，协助西双版纳州政府等有关部门，制订了《老傣文使用方案》。

与人合作编著了《汉傣英电脑处理系统》，获国家文化部科研成果三等奖。

2017年10月1日4时8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云南省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席刀世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89岁。刀世勋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刀世勋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真诚与党合作共事，为党和人民、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云南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