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二十七，唐代宗李豫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京兆尹郑叔清、李齐物因残暴贪婪被罢免，代宗下诏命令刘晏兼任京兆尹。十一月十四，代宗任命户部侍郎刘晏兼任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刘晏将户部侍郎和京兆尹分别让给颜真卿和严武，被改封国子监祭酒。

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国子监祭酒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职仍旧。因与程元振关系好，被免职任太子宾客。不久升任御史大夫，任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

当时大战之后，京城米价每斗一千钱，皇宫厨房没有一个季度的积蓄，靠京城郊区和附近的郡县农民磨制谷穗来供应。刘晏就亲自巡视，从淮河、泗河乘船，抵达汴河，进入黄河。向西经过砥柱、硖石，观察三门渠道渡口的遗址；到达河阴、巩县、洛阳，看到宇文恺修建的梁公堰，分流黄河水入通济渠，观察李杰修建的新堤，知道了它们所有的弊病和好处。

刘晏担心漕运受制于人，就发函给宰相元载，元载由于忙于朝中专权，收到信函后，就将漕运事务全部交给刘晏，因此刘晏能完全发挥才干。货物一到，代宗很高兴，派卫士奏乐在东渭桥迎接，又派使者慰劳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总计每年运粮四十万斛，从此关中即使遭遇旱涝灾害，物价也不上涨了。

大历元年（766年）春，正月三十，唐代宗任命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转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等，侍郎第五琦为京畿道、关内道、河东道、剑南道、山南西道转运使等职务，分别管理国家的财政赋税。又掌管吏部官吏选拔、授职、考查，审查处理优劣分明，下属因此都敬重刘晏。

大历十二年（777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十分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二人都很贪婪。元载的妻子王氏和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和出入王门的尼姑，都争相收纳贿赂。元载、王缙又将政务委托官吏们办理，求取功名的士人，如果不巴结他们的子弟和主书卓英倩等人，就无法进入仕途。代宗多年来包涵宽容，但元载、王缙仍不悔改。代宗想杀掉他们，害怕左右泄露消息，没有可以商谈的人，唯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划此事。吴凑是代宗的舅舅。恰巧有人控告元载、王缙夜里举行祷神的祭礼，图谋不轨。三月二十八日，代宗驾临延英殿，命令吴凑在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又将元仲武及卓英倩等逮捕入狱。刘晏害怕元载同党势力大，不敢单独审讯元载等人，因此代宗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共同审讯他们，起诉文书都出自宫中，还派遣宦官使者责问他们的秘密勾当，元载、王缙全都服罪。当天，代宗先在宫中命令人将左卫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的董秀用杖打死，后又赐在万年县的元载自杀。元载请求负责的官员说：“我希望死得快些！”负责的官员说：“你会受到些许污辱，请别见怪！”于是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将他杀掉。开始王缙也被赐自尽，刘晏跟李涵等人说：“按昭惯例，施用重刑应当审查上奏，何况大臣呢！而且法律上有首犯和从犯之别，应当再次禀报皇上听候处理。”李涵等人同意。于是代宗将王缙贬为栝州刺史。

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常衮当权，妒忌刘晏有威望，就称颂刘晏过去的功劳，认为应当作为百官的师表，任命为左仆射，实际想夺他的权。代宗出于对管理工作刚刚有起色的考虑，下诏吏部尚书、兼任转运、盐铁等使职刘晏为左仆射兼管旧的使职。当初刘晏分派各道租庸使，慎重选择朝中官吏专管。当时因经费不充裕，停止任用全国的一切辅佐官，只有租庸使能补充官员，增加到几百人，都是资历浅、有才干的一代英才，刘晏督促和重用下，令他们都能建成功业。即使有权势的人要求想为人求职，刘晏只会给予高薪，而不让他们掌权，因此人人办事勤勉。他曾说“：官员有爵位俸禄，因此对于官员而言名誉重于利益。小吏没有地位且不能升迁，因此对于小吏而言利益重于名誉。”因此审查出纳情况的工作，只能任用官员，小吏只需按吩咐办事。刘晏任用的人，即是在几千里外，听从命令像在刘晏眼前，偷懒和不务正业根本瞒不住刘晏。只有刘晏能做到这样，别人都做不到。代宗曾命刘晏考查辖下官吏的好坏，刺史如果有罪，五品以上的就关押审判。六品以下的先用杖刑再上报给代宗。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德宗李适任命户部侍郎兼度支韩滉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起先刘晏、韩滉分管天下财物赋税，刘晏掌管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掌管关内、河东、剑南，到这时，才由刘晏一人兼管。德宗早就听说韩滉过度搜刮民财，于是罢免了他的财政大权，不久让他出任晋州刺史。

李灵耀反叛，河南道节度使有的不遵守法纪，擅自征收赋税，交赋税的州县更少了。刘晏常常用盈余补足短缺，即使百姓不增加赋税，国家收入仍然很多。从第五琦开始专卖食盐帮助发展军队，刘晏接替第五琦，财政制度更加周密，管理没有漏洞。刚开始，每年收入六十万贯钱，到最后的财政收入是刚开始的十倍，总计国家收入一千二百万贯钱，盐业的收入占了其中大半，人民没有怨言。京城盐价暴涨，刘晏下令调三万斛补充关中，从扬州出发仅用四十天就到了京城，人们认为刘晏一定有神通。由于湖泊山区这样荒凉陡峭的地方，出产的货物价格低廉，利润少的抵不过向外运输的费用，于是刘晏将这些货物都储存在淮河、楚地一带，用来交易铜和柴，这样每年就能铸钱十多万贯。

唐德宗李适即位，有进谏的言官多次请求撤销转运使，刘晏以坚决辞去转运使的职务对言官和德宗做出回应，德宗不答应。刘晏加封为关内、河东、三川的转运、盐铁使和各道青苗使。

建中元年（780年），当初，杨炎任吏部侍郎，刘晏任吏部尚书，双方互不买账。刘晏审讯元载案件，杨炎被牵连贬官。到杨炎掌权，想为元载报仇。此前，德宗做太子时，代宗宠爱独孤妃，因此宠爱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宦官刘清潭和代宗亲信请求立独孤妃为皇后，并说韩王李迥多次有吉兆，想废黜太子李适。当时有流言说刘晏参与了这件事的谋划。杨炎掌权后，杨炎拜见德宗流着眼泪说：“靠祖宗有灵，先皇和皇帝没有被奸臣离间，如果不是这样，刘晏、黎干危害国家的阴谋就得逞了。现在虽然黎干被治罪，但刘晏还在任，我担任宰相，却不能惩罚他的罪行，罪该万死。”崔祐甫说：“皇上已大赦天下，不应听信谗言，判人有罪。”朱泚、崔宁也极力帮刘晏说话，崔宁说得太重。导致杨炎发怒，把崔宁贬出京城，罢免了刘晏的使职。正月，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二月十四，刘晏又因呈交账簿和实物不合，被贬为忠州刺史，由宦官押送。

建中元年（780）七月，杨炎一心要罗织他的罪状，知道庾准和刘晏有旧仇，就提升他任荆南节度使。庾准就奏报刘晏给朱泚写信，有很多不满的话，又选练军队，擅自拿走公物，威胁传诏使者，想反叛。杨炎作证使罪状成立了。德宗下诏命令宦官处死刘晏，享年六十五岁。死后十几天，处死刘晏的诏书一经发布，宣布了刘晏的罪状，刘晏家的亲属被发配到岭南，朝中受牵连的有几十人，全国都认为冤枉。当时杨炎兼任删定使，提议没收刘晏的家产，众人认为不应该，杨炎才不提这事。然而杨炎早已命令官员清点了刘晏的家产，结果只有各种书两车，粮食几斛，人们都佩服刘晏的清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奏说杀刘晏太过分，没有验证事实，先杀后下诏，全国人都吃惊惋惜，请求把他的妻子儿女接回来。德宗没有答复。

兴元元年（784年），德宗渐渐醒悟，才准许刘晏的亲属回来安葬刘晏。

贞元五年（789年），又任命刘晏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刘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捐出官职，请求追赠父亲，德宗下诏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封为司徒。刘晏死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相继执掌财权，都是刘晏提拔的，在当时都具有名气。

刘晏在他主管的食海盐区，对第五琦推行的榷盐法作改革。他既坚持了原先的官营原则，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私商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赢利，刘晏奏罢诸道对商人盐舟过境及使用堰埭的加征税，又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查私盐。这里刘晏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较好地适应了民间商业发展的趋势，因而“官商分利”的基本原则一直为后代封建政府的禁榷制度所沿承。就当时的财政收益来说，“官商分利”的销售原则，调动了私商贩盐的积极性，适应盐的销售细碎化的现实特点，官营盐业的赚利倍增。

刘晏故意提高造船价格，留有羡余，避免因官吏贪污挪用公款而造成资金短缺，设法保证官造遭船的质量。刘晏雇佣水手，又在黄河沿岸六百里屯驻军队，防止漕粮被劫，从而完善了督航与护航的设施。刘晏改革漕运收到奇效。究其有异于前任的特色，在于他在漕运的各个环节均贯串了国营的原则。

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这些地区是中唐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这就为刘晏巧妙地运用“贸迁”之法理财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为了充分发挥常平的营利效能，他对常平法作二点改进。其一唐朝中央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如前所述，开元以来的常平法，具体业务系由各州自办，由于政治的动乱和市场消息的闭塞，各州常平赢利有限。刘晏则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由中央统一指挥。这就减少了常平业务的中间环节，加快了常平商品的周转速度，加上市场情报及时掌握，因而大大增加了常平之利。其二扩大常平品种。传统的常平项自是粟、豆之类的粮食品种，这是被常平仓具有调节粮价的一面作用所规定的。刘晏要发挥常平营利的作用，自然要把常平品种由粮食扩大为“万货”了。可惜他如何常平“万货”的情况不得详知，推关于“常平盐”，《新唐书·食货志》略记说，“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集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此外，在救灾恤荒措施和铸钱方面，刘晏也灵活地运用商业手段。

《全唐文》录有其文两篇：《奏禁隔断练湖状》、《遗元载书》。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两首：《咏王大娘戴竿》、《享太庙乐章》。

刘晏自幼天资颖悟，少年时期十分勤学，才华横溢、名噪当时，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唐玄宗召见后，大加赞赏，授秘书省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十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有风趣的字谏。接着贵妃又让刘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嫔妃等人的一片赞颂。为此，唐玄宗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神童刘晏一时名噪京师。从此他利用职务之便，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四处求教，对他后来的施政改革，都有重大影响。

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

刘晏的安排细致到如下所述，各道的巡院都招募快骑。每隔不远的距离就设置驿站，各地物价高低和其他情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没几天刘晏就能知道，这样就能够调节物价高低，让全国物价没有大起大落而保持平稳，他自称能如同看见在全国流动的钱。每次上朝，骑在马上都用鞭子计算财政的情况。天一亮就开始办公，到半夜才休息。即使休假也不会休息。公事不论紧急与否，刘晏都是当天处理完。

刘晏所住的修行里十分朴素简陋，伙食俭朴，家中没有小妾和婢女。由于刘晏任要职时间长了，朝廷中如日中天的宰相和其他高官显职多是刘晏的门生。长江、淮河一带的茶叶、柑橘、奇异的珍宝、美味的食物等，刘晏总想着抢先于当地进贡到京城，导致即便当地截断交通，禁止在当地进贡前运出，刘晏总能抢在各地进贡到京城之前出高价买到。因此妒忌怨恨的人就更多了。刘晏对各地有名人士没有不赠送答谢的，其中敢说话的人，刘晏都用好处打点，使他们不会说关于刘晏坏话。因此议论者大多数落刘晏是在耍弄权术保持地位。大历年间沿用旧政，国家军队行政开支都靠刘晏，不曾检点节制。

李豫：①卿，朕酂侯也。②构广厦者，审象於宏材，经万邦者，注意於良弼。自非道符萝卜，名冠簪裾，何以永副虚求，式谐时望。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充勾当度支等使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伯刘晏。应期生德，维岳降贤，文为君子之儒，器蕴通人之量。学苞前典，志在於直方；词蔚古风，义存於比兴。自兼京剧，职总均输。变而能通，宏适时之务；居难若易，多济物之心。顷者戎事方殷，军赋惟错，率皆倚办，每务推诚。寇难初夷，皇猷咨弼。周王佐国，必自於天官；汉代登台，咸由於亚相。宜应选众之举，用成亮采之功。

陈谏：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晏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二年，尽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百余万。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每州县荒歉有端，则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自免阻饥，不待令驱。以为二胜。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

刘昫：①总大体不苛，号称职。②丰财忠良，晏道为长。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宋祁、欧阳修：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

司马光：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然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完颜璟：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七十三》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