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御用乐队

1935年，刘汉林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八宝楼一个城市平民家中，幼年生活极为贫困，穿着破衣烂衫，常常肌肠辘辘，冬天和小伙伴们拣煤球，还帮人卖过糖，用老人自己的话说“就差讨饭了”。

1948年12月，刘汉林13岁，当时解放军已逼近北平城，城里的人们有的欣喜，有的慌张，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刘汉林悄悄跟随一位叫“刘伯函”的邻居从东便门翻城墙出了北平城，走时身上穿一件破烂的大褂，脚上的鞋露着脚趾，他没有想到，这一走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位英勇机智的“地下党”叔叔将小汉林连夜带到京城东部的通县参加了解放军，这支部队属北平市军管会东北区分会，当时他的个子还没有枪高，部队首长思考了半天，说:“这么小的小鬼干什么好呢，去文工队吧！”当时文工队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演戏，对国民党的伤病员做忆苦思甜教育，当时演的最多的是《白毛女》、《二流子转变》和《保山参军》；二是刷标语，如“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刘汉林常常到老乡家帮队里借道具，或者为负责写标语的战友拎装着白灰的桶。

1949年7月，部队进城，改名为“北平市公安总队”，总队长罗文坊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政委为王和元。不久“北平市公安总队宣传队”成立，宣传队队员们多数从没摸过乐器，他们的老师是原属国民党刚刚被解放军收编过来的“北平市警察局军乐队”队员，这个队的前身曾是慈禧太后的御用乐队，乐师们技艺高超，刘汉林就在这些功底深厚的启蒙老师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刚开始，领导安排刘汉林吹中音号，后改为长号、贝司、小军鼓，最后专攻打击乐，从此，鼓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敲鼓成为他一生的最爱。

宣传队在组建初期承担了两项任务:一是到全城各处宣传“报户口”，口号为“户口户口，人人必有”、“户口报不清，心中不安宁”，组织居民报户口主要是为清查当时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第二项任务则是维持全城治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战士们喊出了嘹亮的口号“公安战士斗志昂，挺起胸膛握紧枪，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胜利辉煌。”1951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队，司令员为罗瑞卿。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工厂矿山铁路桥梁，保卫各国使馆和军事设施。服装为解放军军服，左臂加一个公安盾牌。相应地，原“公安总队宣传队”也改为“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刘汉林是其中技术过硬的专职鼓手。

为毛主席的

“咚嚓咚嚓”伴奏

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工团于1951年组建后任务明显增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刘汉林有幸开始给毛主席跳舞伴奏。据他回忆，进城初期，中央领导并无固定的文娱活动时间，有关方面考虑到领导们的身体，专门在中南海开办起了舞会，之后在三座门也开始举行有军委首长参加的舞会。总政文化部将为领导跳舞伴奏的任务交给了刘汉林所在的公安部队文工团管弦乐队，而刘汉林作为“首席”鼓手，领奏任务非他莫属。当时，中南海的舞会通常晚上10时左右开始，毛主席大约在11时30分以后才会露面；刘少奇来的时间通常较早，但在11时30分之前就会和夫人王光美一起退场；朱德来的时间不固定，有时早有时晚；而周恩来总理因公务缠身，很少能看到他在舞场现身。

说起来毛主席跳舞是很有意思的，应该讲，主席并不擅长跳舞，他的舞步非“跳”更像是在“走”，因为他只会跳“2/4”即“咚嚓咚嚓”节奏，而且必须是中速，因此每当看到有女伴邀请毛主席跳舞，而毛主席又欣然同意时，负责现场乐曲指挥的总政文艺处邓斌处长就会向作为爵士鼓手的刘汉林作一手势，示意他可以开始打出鼓点了。这时，年仅17岁的刘汉林就会紧盯着毛主席的动作适时地落下手中的鼓锤，于是乐曲声响起，等到毛主席与舞伴在舞场里转了两周，转到他刚才坐的位置时，邓斌会再给刘汉林一个手势，刘汉林则会意似的用力在鼓面上一敲，乐曲声戛然而止，毛主席则顺势在舞伴搀扶下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让刘汉林印象深刻的是主席穿着非常朴素，一次主席跳舞时脚上的袜子突然从腿上滑落下来，那是一双粗布袜，袜身很长，长至膝盖，上面赫然打着几块补丁，主席一看袜子掉下来了，从容地停下舞步，弯腰挽起裤腿将袜子拉到膝盖，继续跳舞，神情自若。跳几曲后，主席通常开始抽烟，或听钢丝录音机里传出的京剧和相声，有时舞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主席才慢慢踱着步子似乎在思考什么似的离开。最后撤出的自然是乐队队员，他们每人会分到一碗面条当夜宵。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四五年时间，刘汉林多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他说自己太幸运了，每次去伴奏时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与《东方红》的宿缘

1955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军，公安军成为继陆、海、空之后的第四个军种，罗瑞卿任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同时组建“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此时的刘汉林经过几年基本功练习及演出实践，艺术素养突飞猛进。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如期举行，刘汉林带着与队友何化均、胡天泉一起整理的民族器乐曲《大得胜》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展开角逐，最终勇夺金质奖章。

1957年，公安军完成历史使命撤出历史舞台，公安军文工团虽蜚声国内外，此时却不知何去何从。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向自己的老战友罗瑞卿提出“要”这个团，于是，当年，公安军文工团全体团员集体转到济南，成立“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而原先的“济南军区歌舞团”则集体转业成为“山东省歌舞团”。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刘汉林在20岁出头时变成了“济南人”，虽然他从心里舍不得离开北京，但依然愉快地将家安到了济南，此时的他已用优异的成绩确立了中国民族器乐演奏方面“第一鼓手”的地位，从那时起，他代表国家先后出访亚、非、拉各国，频繁地出国演出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鼓乐艺术，他博采众长，汲取各国鼓乐艺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结合有情有声丰满流畅的艺术风格。

1964年，刘汉林开始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担任民族乐队打击乐的主要演奏员，当时总导演周总理指示，要用“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来对待这次演出。刘汉林清晰地记得，那是1964年6月16日，所有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几千名演职人员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翘首以待，周总理箭步走来，看得出，他很激动，人群安静下来后，周总理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时会场里鸦雀无声，周总理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第一，我们的原子弹上天了！第二，赫鲁晓夫下台了！第三，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了！”语音未落，海潮般的掌声再度响起，刘汉林回忆说，当时觉得“天花板都要被震碎了”。那一天，他几乎见到了当时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69年，刘汉林所在的部队正在休假，突然他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与另一位战友赵兴如火速赶赴北京，但此次任务是什么，他心里并不清楚。到北京后，他们即刻奔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一间封闭式的录音间里，领导递过一张乐谱，他一看，不就是演奏过无数遍的《东方红》吗。领导吩咐他与战友两人演奏此乐曲，一遍不行，再来一遍，看着电台领导严肃认真的样子，刘汉林明白，这肯定是一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他不敢怠慢，也没有多问，只低头专心演奏。几个小时过去了，领导让他们换鼓锤，硬质锤、软质锤、胶皮锤，各种锤试了个遍，最后还要求他们用中指的指关节当锤击钟，刘汉林戏称此为“指锤”。铜制的钟用手指敲显然不太合适，刘汉林只敲了一遍，指关节就钻心地疼起来。几乎用了一整天时间，他和战友分别录制了用不同锤和不同钟敲出的十多遍《东方红》乐曲。完成任务后，他们很快返回济南，直到最后，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更多详情。

1970年，“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升空，《东方红》乐曲传来，刘汉林才恍然大悟，这不正是自己那次在电台用山东周村铜钟奏出的旋律吗？一时间他的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满天

1997年，刘汉林从前卫歌舞团离休，组织上考虑到他祖籍北京，特意将他家人的户口迁回北京。组织上的关心化为他老而弥坚、离而不休继续奋斗的动力，很快又一部恢宏的民族打击乐作品《楚汉决战》问世，荣获文化部优秀作品奖。

现在的刘汉林虽已是古稀之年，但身体硬朗，说话时中气十足，谈到兴奋处习惯挥舞一下他那双拿了一辈子鼓锤的有力大手。回首往事，刘汉林感慨地说自己是幸运的，组织上安排的工作正好是自己有天赋的地方；生活上找了一位贤惠的老伴，原前卫歌舞团独唱演员梁正荣，两人相濡以沫恩爱白首，一双儿女事业有成，尤其儿子追随父亲也在打击乐上声名鹊起。可爱的小孙女最爱的玩具也是爷爷和爸爸的鼓锤。

已是副军级待遇的刘汉林现在更多的时间在带学生与进行民族打击乐的社会考级上，他喜欢有天赋的学生。一名工人的女儿从五岁跟着他学打鼓，从没交过一分钱学费，最后走上专业道路。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解放军军乐团均有他的学生。

铿锵的鼓点、圆润的鼓身、小巧而富有灵性的鼓锤，这些伴随着刘汉林走过了50多年的艺术人生，对这位一生魂系民族打击乐的艺术家来讲，生命中的精彩华章还将继续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