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2 15:26
刘祚昌(1921年5月—2006年),字西仁,辽宁辽阳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祚昌1921年5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今辽阳市)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长期在辽阳和沈阳一带教书。刘祚昌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
在读小学时,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这深深激起了刘祚昌的民族义愤,深感当“亡国奴”的耻辱。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毕业于奉天南满中学。1940年9月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
后因战事扩大,刘祚昌经过上海、香港和广州,辗转到大后方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在西南联大的自由、民主空气的熏陶下,刘祚昌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倾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等许多著名大学者的讲课,和同学们自由地讨论国内外大事和胸中抱负。1943年,他又转学到四川大学,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受益匪浅,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功底。
同时,他也对外国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痛感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愚昧”。他决心选择历史研究作为一生的事业,要用历史进行“启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别热衷于美国史的研究,希望利用仅仅才200年历史的美国的成功经验,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
新中国成立后,刘祚昌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他在东北长春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1956年,他来到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今山东师大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却因其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从此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
在文革期间,他又受到冲击,被批斗,下“牛棚”劳动改造……然而,种种磨难并没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负重,以顽强毅力进行研究工作,为以后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刘祚昌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学术上迎来了青春,不断有成果问世。同时,各种荣誉和头衔,也接踵而至。他1978年担任硕士生导师,1980年被评为教授;1986年在南开大学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同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称号;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8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史学会理事等。他还多次应邀访问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研究会议。退休以后,仍然不断奔走于中国与加拿大、美国之间,笔耕不辍,直至去世。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世界史和美国史的研究事业。
刘祚昌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解放初期,他在长春大学(后改为东北师大)教世界近代史。近十几年来他又培养了22名硕士和3名博士生,这些人也都成了各地院校世界史学科的骨干。
刘祚昌在世界近代史的教材建设中,为打破前苏联的史学体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世界史体系1970年以前一直受到前苏联史学体系的束缚并为国内的极左思潮所桎梏,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以及假大空的问题。刘祚昌自20世纪末起,和史学界同仁一起开始打破僵化的旧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和探索。他们先后主编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两部教材,均被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在上述教材以及他撰写的论文中,刘祚昌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世界近代史的理论和结构上敢于创新。在史学观念和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作为分期断限的依据,根据这种史学观念,阐释并运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法,将“1640年至1917年”这种仿自苏联的世界近代史时限改为1500年至1900年,即世界近代史起始于1500年左右发生的地理大发现,终于1900年前后世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2.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改变以往世界史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填补了教材在理论和史实上存在的空白等。关于教材编写方法,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力图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3.对世界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把英国“1688年政变”定为“1688年革命”而非“光荣革命”或“政变”。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法国热月政变是反革命”的观点,认为其“开始了巩固革命成果和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认为,德国统一不存在两条道路,只有“自上而下”通过普鲁士进行的王朝战争才是统一德国的道路。他认为,19世纪末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稳定了西方社会局势和政权,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还对英国革命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土地问题和掘土派运动,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他还在“高教版”教材中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其独到之处,这些都使这部新教材的内容更加生动翔实,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体系。
据初步统计,他共撰写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早在1950年他就出过两部专著:《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这是中国史学界当时研究美国史的开拓之作。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美国内战史》。他用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美国历史上这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该书已收入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刘祚昌影响最大的书是《杰斐逊》。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和《独立宣言》的作者。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用了5年时间,于1988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国内主要刊物纷纷发文评论,该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刘祚昌还翻译了《杰斐逊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94年版)。此外,刘祚昌撰写的关于杰斐逊的论文也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在美发表。他对杰斐逊的研究在美国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1993年刘祚昌应邀出席了美国举行的《杰斐逊诞生150周年学术讲座会》并作了报告,受到广泛反响。除上述著作外,刘祚昌还先后在国内各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去年刘祚昌的《杰斐逊全传》(上、下卷)正式出版,这部130万字的巨著,将他对杰斐逊的研究引向深入,成为他的封笔之作,给史学界留下了一座丰碑。
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奖项。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烈的事业心,认为做学问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读书、写作不间断。一天不看书不写作,寝食不安。那个三尺的写字台对他有磁铁一样的吸引力。每当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一支笔在手,他的思想便像鸟儿一样在知识王国里翱翔,感到快乐无限,有“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之感。无论是盛夏酷暑,冬日严寒,他只要一动笔,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他淡薄物质,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说读书写作中感受的乐趣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局外人也体会不到。
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自勉。为锻炼身体和意志,他经常天不亮便攀登千佛山,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在写作《美国内战史》时,正值文革期间,他以惊人毅力四处搜集图书资料,并几次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写材料。当他费尽几年心血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手稿时,手稿却被红卫兵抄走弄丢了。刘祚昌没有屈服,从头再写,终于几易其稿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著作。
刘祚昌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遣词造句一有疑问便向《辞海》请教。他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最瞧不起“曲学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谀奉承的小人。他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办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处处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主编教材、当学术评委,他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不怕得罪人。参加会议,当主持人轻慢了知识分子时,他会拂袖而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刘祚昌的重要著作有《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版)、《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等,其中最能代表其学术个性与成就的是其晚年用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131万字的两卷本《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
刘祚昌曾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两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两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等,译有两卷本《杰斐逊集》(三联书店版)等。此外,刘祚昌在英国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父亲:刘国廉,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为隆重纪念刘祚昌诞辰一百周年,山东师范大学特成立筹备办公室,预备出版纪念文集和学术文集,在2021年召开国际性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