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蒂的命运是悲剧的，她有一半是自然的化身，确实她有更强的本源性的生命力量，但仅靠自然力量来对抗时代的“新概念”，也只有伤痕累累，最终失败。一身尖刺并不能持久地保护她自己，因为侵犯和垂涎危险无处不在，连自己所挚爱的人也不能完全理解她，当她为了当年的承诺坚强地活了下来时，“今夜生不如死含污垢，只为了生还我的郎”，但在廖麦心中却认为“她死了”。廖麦的所谓“愿二人成兄妹，从此不再做夫妻”实际上是宣判了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的结束。因为美貌，美蒂注定要受到外界的威胁和诱感，因为固执，廖麦命定要和新概念生活分道扬镳。

民间意识

在《刺猬歌》中，廖麦与美蒂的生活方式便是民间自由自在的体现。廖麦为了与美蒂在一起，反抗着来自唐童的追捕，四处流浪却毫无怨言。这些像“怪物”一样的东西，让廖麦感到了压迫，他更渴望的是回归自然，走向和谐与真实，走向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张炜不急于向人们传输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而是做一个立足于大地的歌者。他写廖麦与美蒂交合的场景，这样一种原始生命力迸发的过程在美蒂一句“逮着汉子了”中达到高潮，他们在自然中获得新生，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与崇敬；而写珊婆，她为各类活物接生，最后“儿子们都投入了她的怀抱，她文化程度并不高，都在经验中自由自在的活着，成为尊重的精神支柱。”在《刺猬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也是张炜对民间意识的肯定与支持。

大雅大俗

所谓“大雅”，是指张炜在《刺猬歌》中运用雅正的书面语言（包括古典的与现代的），偕以典雅、优美的叙述腔调，形成优雅冲淡的美学气质；所谓“大俗”，是指他生动妙用民间语言和地方方言，辅以诙谐、野性的叙述腔调，形成俗白如话的美学气质。而这大雅之美与大俗之美作为审美的异质两极，在小说中各自的饱和度都很高，却能毫不冲撞地巧妙融合在一起，叙事与抒情在或热烈或柔情，或奔放或细腻的混沌一片中展开。大雅与大俗之间还杂糅了特殊的美学元素，即“以雅写俗”式的戏仿、诙谐带来的荒诞感、撕裂感。典型的例子，如小说第十七章《黄毛授课》一节，兽医黄毛高谈阔论貌似高雅深刻、半中半西的“性学说”，不过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发财梦、情色梦的荒诞转喻；主要人物唐童俗气熏人、满口脏词却又常常故作高雅、乱用雅语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具体物象、场面描写都共同形成了小说荒诞感、撕裂感的美学倾向。张炜内心以古典优雅为美，所以他较少使用“以俗写俗”“以丑写丑”的美学修辞术，倾向于“以雅写俗”，大雅大俗异质混成之美奠定和构筑了《刺猬歌》浓郁而特别的美学色谱。笔触所到之处时而诗意蓬勃、自由率真，时而荒谬悲哀、笑泪可感，形成极耐咀嚼、品咂的丰富美感。亦可看到，由于当代“中国经验”的复杂多质，近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一样富有如此多维多向的美学质地，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也得以极大的张扬、彰显。

重写“博物志”

《刺猬歌》书写“中国经验”的最为奇妙奇异之处，是以浑厚开阔的艺术气象、雅俗混成的美学气质还原和编织了现代中国人遗忘已久的“物”世界。《刺猬歌》里的“物”世界，与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物”世界有着显著区别。前者氤氲着前现代性的自然、神秘气息，更裹挟着妙思灵悟的心灵气息，还奇特地缠绕着现代性的金属、火药味道；后者因为资本运作的强悍逻辑，“物”要么成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格常常分裂的商品，要么沦为剩余物——垃圾，物的悲泣与嚎叫一度甚嚣尘上。《刺猬歌》编织的“物”世界，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名称：宝物、野物、活物、妖物、怪物、害物、物器、物件……这些“物”从命名的方式上看，或者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如“宝物”“害物”；或者含有价值判断的意味，如“妖物”“怪物”；又或者标志实存的属性特征，如“野物”“活物”“物器”“物件”。从词源的角度看，这些“物”之词皆来自中国古代汉语词汇库，古老中国的民间大地曾广泛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大都已退出语言现场，而张炜能娴熟自如、毫无匠气地运用，在小说中激活了这些“物”之词的本义与引申义，法古但绝不泥古，颇显其深厚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与功底，这在当代作家中似乎并不多见。凡此种种，足见张炜心力笔力所到，“物”世界的系谱学使《刺猬歌》在“中国经验”的文学叙述格局中别开生面，摇曳出新颖独特的艺术光彩。

张炜有意重写一部被现代中国人遗忘的“博物志”，那记载着人与自然、人与万物最初彼此好奇、互生美好情感的奇特大书，力求还原和想象万物花开、灵性翻飞、自由自在的“物”世界。小说首先出场的是“野物”，也是叙述篇幅最大之“物”，包括刺猬、狐狸、白羊、花鹿、海猪、土狼、黑鳗、黄鳞大扁、淫鱼……小说首先饶有兴味地用人类理性之眼对野物做了评判：野物与人有根本区别，它们“是非不辨，黑白颠倒”。野物既无法与人进行认知、理性层面的对话，也无法用人类的道德范畴去框定它们。但无论是霍公时代小小的棘窝村，还是后来唐老陀时代发展壮大的棘窝镇，都“素有结交野物的传统”，野物可神奇而自由地闯入人的生活，幻化成精灵与人生死爱恋，对棘窝村的人来说，“一辈子能结交下这样的野物缘分，复有何求？”小说用实与虚、经验与超验相融合的笔法，以纯美梦幻、野性恣肆的笔调描绘勾勒出野物精灵们的种种妩媚、无限浪漫。最震撼、最壮观的人与野物之关系的场面，是“传奇大闺女”珊子一次次帮助难产的海猪、土狼、狐狸接生，在创造生命传奇的朴素且伟大的意义上，人与大野中生存的动物们第一次平等对话，建立起友爱伦理。可惜，大野物原本生活在大林子里，因为林子的消失，及至唐童时代棘窝镇的人们只能看到海边沙地上的一些小野物，妩媚可人的野物精灵再也不来与人发生爱恋传奇了。《刺猬歌》这部现代“博物志”以类自然史的写法，观照了自然物及其消失，浪漫想象了人类世界与自然万物的最初交融，警醒现代人类如果滥用权力，终将在大地上沦入四面楚歌、孤岛式生存的终极悲剧。

“人”的传奇、神话和寓言

《刺猬歌》具有难度与原创性的书写是从传奇、神话和寓言三方面齐头并进，重构了绚丽璀璨又藏污纳垢的“人”世界。小说妙设传奇，既保有奇异奇特的基本美感，又打破“奇而不真”之惯常手法，将传奇性和写实性、大雅与大俗集中在人物的命运书写中。所谓“异人”，小说给出了独特的现代诠释，他们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有非常之举的非常之人，如廖麦、戚金这样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吞金钥的反抗者小芊芊，疏离俗世、自在流浪的大痴士们；也可以是有奇异本领的“超人”，像力大无比、由“传奇大闺女”变成“邪恶教母”的珊子，疾走如飞、带头反抗天童集团的中年男人“兔子”，食量惊人的杂食异人“老饕”等等。

关于“人”的神话，张炜以生花妙笔奉献了或神奇浪漫或荒诞悲剧的人物：“刺猬之子”美蒂、海猪的儿子毛哈、“狐狸精”女领班……生动展现古老神话艺术经由现代转换后的别样魅力。《刺猬歌》深受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启发，对神话和传奇两种叙事方式进行了重新融合与转换。以美蒂为例，她的前世用了神话笔法，而她在人间的经历又是传奇笔法。她本是刺猬精灵和美少年良子的女儿，来到棘窝村时身上还穿着金灿灿的蓑衣，这件她长大后无法再穿上的“金蓑衣”可视为其精灵化身的信物，也是她拥有原初生命本真的保证。她本是小说倾尽笔墨塑造的自然女神，在人间一面历经苦难、反抗苦难，一面与苦恋的爱人廖麦一起品尝爱情珍贵的琼浆。将“人”的神话与寓言巧妙融合，张炜的艺术原创力、掌控力由此可见一斑。

2008年9月，《刺猬歌》获第二届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入围推荐奖。

2008年10月，《刺猬歌》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刺猬歌》是张炜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既有沉郁的现实，又有理想的情怀；既有情节的推进与人物命运的冲突，也有浓郁的寓言性与诡秘的氛围烘托，因而也可以说这是张炜继《古船》后最具冲击力和突破性的一部新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评）

张炜的写作情意温柔，气象宏大，是关于灵魂的执着追问，关于土地与文明的诗篇。这样的作家现在已经不多了。《刺猬歌》是一次惊人的技术试验和精神远行，爆发出丰沛和奇异的想象力，将人类与其他生物无缝接通，将现实与神话交融一体，所创造的超验世界让《聊斋》式的神幻都显得简陋。现实的正义感色谱鲜明，但牢牢扎根在终极意义的遥远苍茫里。（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评）

如果说《九月寓言》因其思想、艺术的和谐，圆融、成熟而彰显了张炜的艺术气质的独特魅力的话，那么《刺猬歌》则是一枚异常甜美的艺术果实，它让我们又一次重温了《九月寓言》式的艺术感动，那种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性、历史与现实、经验与超越亲密无间的融合，那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诗情以及野性而混沌的艺术风格，无疑是对于张炜式的艺术气质的崭新诠释，也是对于《九月寓言》的一次优雅呼应与对接。（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评）

《刺猬歌》首次出版于2007年1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2020年10月，《刺猬歌》英文版由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袁海旺翻译，SINOIST BOOKS出版社出版。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