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25 10:27
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各有各的表述，也各有各的说法。既有称之为“污点消灭”，也有叫“污点限制公开”。前科消灭制度，属刑罚执行体系。是对有前科的人，经过法定程序，宣告注销犯罪记录，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
世界法制先进国家大都在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对被判处刑罚或认定有罪的未成年人依法视为无刑事前科。如：1948年《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另一种为法官依据一定的情况和程序宣布消除其刑事污点，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如：1974年《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97条规定：“如少年刑法官确信，被判处少年刑罚的少年犯用无可指责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以官方的名义，或者根据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的申请，宣告取消刑事污点。根据检察官的申请，或者在提出申请时，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根据少年刑事诉讼办理机构的代表的申请，也可以取消刑事污点。”《瑞士联邦刑法典（1996年修订）》第96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英国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这些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进行了确认，给犯罪后真心悔改的未成年人融入社会重新做人提供了有力保障，避免了其某些“资格”的丧失和人格遭受歧视。
中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的先行者
2003年12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在全国首开先河地提出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方案，并提出了具体措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办法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了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等项进行考核、调查，经法院审查通过后，对申请人作出决定撤销前科裁定，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其先前的法律地位。但对构成“累犯”的，不能取消其前科，对虽然是偶犯、初犯，但性质较为严重，也不在“消灭”之列。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06年11月8日宣布，从即日起，当地各级检察机关将全面推广试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刑事污点限制公开”是指检察机关在认定涉案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后，“不起诉决定书”可以不进入人事档案，并有条件地封存于司法机关，非经批准不得对外披露。该规定从检察工作的角度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避未成年人遭受“前科之累”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11家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意见》，按照规定，可以前科消灭的未成犯，须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毒品犯罪以及严重暴力犯罪的首要分子、主犯及累犯，并经过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刑罚执行期间及完毕后若干年表现进行考察。考察后会永久封存获得前科消灭证明书的未成年人犯的档案，不在对社会公开的任何档案中载明，当事人可以声称自己无犯罪记录。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0年7月8日宣布，在江苏率先试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8名未成年人罪犯7月下旬将成为第一批受益人，其犯罪记录将不记入档案。这一制度是由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联合政法委、公安、检察、司法、教育、妇联等十部门出台的。这意味着，该辖区内有轻微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原犯罪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部门加密保存不予公开，犯罪记录不记入学籍和人事档案，当事人的就学、就业等权利不受限制。
立法难点：虽然在我国建立起系统而全面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程的必然，但结合目前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诸多冲突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实际上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都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教师法》第14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另有其他诸多领域中对受过刑事处罚者剥夺从业资格。以上相关法律规定，实际上确认了前科制度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背道而驰。要建立新的制度，必须正视和合理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构建系统完善前后一致的法律体系。
2．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此情况也正是该制度一经提出便广遭法学界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开审判是司法机关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途径，而前科消灭制度更侧重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因而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公开、公正的质疑。
3．缺乏相应保障机制和统一的评价标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仅是立法层面即可完成的工作。仅仅在立法中规定该制度如同空中楼阁，没有监狱、民政、社区等各个机构的协调互动，这一制度都无法运行。同时，该制度虽被多次提出，但目前尚未有对前科消灭的统一评价标准，而不统一评价标准很有可能导致制度的虚设。
4．社会公众对犯罪人的天然歧视和排斥是该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各种形式的犯罪予以释放。民众将“前科制度”视为国家和社会自我防卫需要，生活在社区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与“犯罪人”隔离开来，用人单位在当前就业形式严峻的情况下更不会给“犯罪人”留下丝毫机会。“前科”正是实现这种区分的最简单的工具。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实施之初，除了受到未成年“犯罪人”及其家人的欢迎外，面临更多的可能会是社会大众的质疑。
1．立法层面：在我国刑法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予以明确确认。虽然我国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有同样内容的规定。但是由于前文所述法律冲突和传统观念的制约，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犹如一纸空文，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在我国最为重要的“治国大法”———刑法中设立未成年人专章，设置特殊规定，确认符合上述条件的未成年人有申请前科消灭的权利、原审法院、相对不诉的检察院有相应的前科消灭决定权。另外在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中，增加未成年人的特殊条款，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在其成年后再犯罪的，不能成立累犯，这样也可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有效区分、区别对待。
2．设立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专门机构。主要包括设置少年法庭和完善检察院“未检”部门。目前我国法院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富有经验的人员已初具规模，完全拥有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少年法庭的人力资源；同时全国许多基层检察院起诉部门都设立了“未检科”，专门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案件。建立和完善这些专门机构有利于真正让处理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程序和成年人区别开来，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统一有序管理，更有利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对前科消灭申请的审批得以有效进行。
3．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专门而统一的评价标准。结合我国目前国情和考虑到制度的渐进实施，笔者认为能够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未成年人（犯罪时未成年，申请时已成年仍可）及其代理人可以向原审法院及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提起消灭前科的申请：(1)主体需为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2)因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被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3)主观恶性小，因被诱骗、挟持而犯罪或初犯偶犯，经监狱、社区等部门证明已有悔改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