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时，加藤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并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杭二高，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

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早上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但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而且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来中国时，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一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加藤嘉一自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孰大学SFC研究所研究员。（后有人专门撰文质疑其经历，详见下文“造假嫌疑”部分）

《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

《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

《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东方出版社，2009年；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自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

《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华文出版社，2010年8月；

《中国的逻辑》，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

《爱国贼》（港台地区出版），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

《中国人は本当にそんなに日本人が嫌いなのか》，ディスカヴァートゥエンティワン，2011年；

《常识外日中论》，メディア総合研究所，2011年；

《われ日本海の桥とならん》，ダイヤモンド社，2011年；

《日本的逻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11月；

《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

《如果高中棒球队女子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 ，岩崎夏海（作者），加藤嘉一（译者）

《日本走向何方》，小原雅博（著），加藤嘉一（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

加藤嘉一的多种面孔

一、北京大学的学生。加藤嘉一考入北京大学在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后继续读硕士研究生。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二、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加藤嘉一曾经参加过70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如东京大学-北京大学“京论坛”、中国人民网-日本一桥大学“中日产学论坛”、人民网“强国论坛”、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留华网”、东京女孩展演（Tokyo Girls Collection）等。

三、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加藤嘉一曾经参加过100多个中外媒体活动，接受过300次以上采访；如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文道非常道》、中央电视台CCTV9《DIALOUGE》、CCTV新闻《新闻调查》、《实话实说》、CCTV2《对话》、CCTV4《同乐五洲》、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日本NHK、北京卫视共同制作“加藤的纪录片”《纪实天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会客厅》、《People in the Know》、搜狐直播室、博客中国访谈、千龙网《网上大讲堂》；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南都周刊、法制晚报《老外说事》、环球时报、奥运盛典、中日传播网、英国金融时报、日本媒体NHK、周刊《东洋经济》、朝日新闻《AERA》、《论座》、共同网《My Opinion》等。他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衷观察家、参与者。

四、图书作者。加藤嘉一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8月）；《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编委、论文作者、海洋出版社、2006年9月）。《红楼飞雪-海外校友情忆北大1947-2008》（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以谁为师》（作者、2009年6月）。翻译过原日本外交大臣小原雅博的《日本走向何方》一书，探讨中日新思维新政策等。

五、同声传译者。加藤嘉一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其经历100以上。比如，北京-东京论坛。

六、教师。加藤嘉一曾任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七、运动员。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

八、谈判者。加藤嘉一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发挥语言、协调、沟通之优势，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愿望最大化。至今谈判次数超过200场。

九、辽宁大学客座教授。加藤嘉一于2016年担任辽宁大学客座教师，并在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给学生上课。

质疑之声

加藤嘉一在日本媒体上有一定知名度之后，一些日本观众查到了他在中国收到的采访和出版著作，并对他的个人经历提出了质疑。

加藤嘉一在腾讯网节目中提到“考上东大你已经成为赢家了，但是我主动放弃”，在凤凰网对他的采访中写有“2003年，加藤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取了东京大学”。然而东京大学并没有特长生入学制度。加藤嘉一在日本媒体上从未提起此事。

加藤嘉一在日本节目中提到在北京大学任教，在中文著作《以谁为师》中写明自己在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所工作，但北京大学并没有朝鲜半岛研究所，加藤嘉一也没有在北大讲过课。

加藤嘉一在个人资料中提到自己是庆应大学SFC研究所上席研究员，但在该研究所上席研究员名单中并无加藤嘉一的名字，同一地址中“访问研究者”一栏内可以见到加藤嘉一在列，但“上席研究员”和“访问研究者”之间存在相当的职位差距，并不能随意混同。

此外，加藤嘉一还在各种媒体采访中有“曾经考上哈佛大学，但没有去”，“胡锦涛专程来北大见我”，“中日两国高层都支持和鼓励我”等等言辞，不无夸张之嫌。

对这些网友提出的疑问，加藤本人没有做出过回应。在2011年末，加藤的日文个人主页进行了修改，去掉了部分有争议的内容。

2012年4月26日，在华侨大学的演讲问答环节，其被问及是否高中毕业后考上东京大学，加藤嘉一只是回答北京大学是其唯一母校，其和东京大学没有关系。

2012年10月31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名为《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的文章。记者首先对加藤的“东京大学合格了，但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发言进行了调查。当时作为加藤班主任的老师接受采访时表示，加藤毕业的那年，学校考上东京大学的只有2名理科学生。加藤是文科特进班的学生，他并未考上东大。关于加藤是否是公费留学生的疑点，文中指出，加藤在中国出版书籍中写到自己是日本的公费派遣留学生。而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介绍自己留学费用由中国教育部负担，两者自相矛盾。关于加藤曾经获得日本全国柔道大会第四名的成绩，记者核对了该大会的历届比赛结果后，未曾发现加藤的名字。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相关人员解释，根据国外学生的大学录取办法，一个学生是可能收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所学校入学。北大录取加藤嘉一，并不会了解他是否同时被其他院校录取，也不会因此影响他的录取结果。

加藤回应并公开道歉

2012年10月31日，加藤嘉一在日本和中国网站先后发表道歉声明《道歉报告文》，文中说“我确实没有考进东大，对此前的各种行为所造成的误解给予道歉，今后会以自己的努力表达出自己正确的经历，谢罪以及洗涤自己的污名，是自己作为信息传播者的责任”，但其道歉声明未对《周刊文春》的其他质疑作出的解释。当晚7时41分，他在微博上发布信息，承认此前言论中“放弃东大”“考入东大”“退学东大”的说法一律不属实。

因加藤嘉一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活动中的言论被某些网友网友理解为“怀疑南京大屠杀”，有网友甚至发出评论“说明他是一个日本右翼势力的一员，也证明其平时所说对中国感觉好等言论纯属卖乖，对这样的日本人不能信任，要警惕其言论对普通民众的迷惑。”

关于此事加藤嘉一已经在微博和网站上作出解释，证明其立场并非右派，这个事件同时也值得大众反思，某些社会人士及网民对信息的辨别能力确实有待提高。

2012年7月，FT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按照规划，将要离开求学和生活了近十年的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任Rajawali Fellow（肯尼迪学院Rajawali基金东亚学会的听讲生。无薪，自费，不授予学位）。加藤自2005年起在FT中文网上开设《第三眼》专栏，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现象和中日关系。读者对加藤的观点有弹有赞，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离开之前，加藤写下最后一篇专栏文字《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由于加藤嘉一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事实，并要求中国人反思为什么被屠杀，甘肃农业大学已取消对其的学术交流邀请。

甘肃省教育厅微博称，“个人受委屈可以忍受，民族的荣誉和自尊一点都不能受玷污，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底线”。

2012年6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官方微博特意声明：网络上有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公开质疑史实。如果此言论确属加藤嘉一观点，本馆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国际社会早有定论，不容质疑。对于加藤嘉一事件，该馆馆长朱成山认为与名古屋事件还是有区别的，不过他认为，加藤嘉一作为一名学者，对历史不该“不明白”。

2003年，加藤来到了北京大学。一句中文都不懂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学语言的最佳途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里卖冰棍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各种人物访谈。”一两年后他就学会了在不同语言系统间灵活变换，不仅能穿插着京味儿说流利的中文，还能用精准的官方措辞给中国媒体供稿。徐小平曾邀请加藤嘉一担任新东方顾问，给大学生讲怎样学外语。他说：“很简单啊！一不要光听BBC和CNN，二不能只看美剧，三不要花钱报任何培训班。”徐小平马上不说话了。

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里跟加藤最要好的几乎都是来自贵州、内蒙古、新疆的贫困生。“因为我跟他们经历相似，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他们更合得来。”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自嘲为“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

加藤来到中国后他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也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跟中国人建立团队合作，如何跟不同文化素质、价值观、道德水准的人磨合。身旁的同学纷纷侧目，让加藤很不解。在他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我就奇怪了，精英怎么就不能去底层锻炼一点都不矛盾啊。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加藤还把他的“麦当劳打工论”推广给贫二代同学。大三时他的死党——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男孩申请去早稻田大学交换一年，却因为东京高昂的生活费差点放弃。经过加藤的“洗脑”，他在早大附近一家居酒屋找到了兼职，每天除了学习至少要打工5小时。他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今年毕业后去东京大学攻读博士。

“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

他们才给我惊喜

作为一个立场要接触社会、观察世界的大学生，加藤做过很多大大小小的调研。有些与他的专业相关——譬如十几次去中朝边境走访当地居民，更多的与学术研究毫不搭界。他看不上周围同学所做的大多数调研：“现在的大学生搞调研非得要资金、媒体曝光率，与奖学金挂钩，只去特别有名气的地方。其实哪里都可以做有价值的调研。”

北大南门外开复印店的、卖水果的、游击队式卖盗版光碟的，都是加藤的调研对象。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进盗版光碟的渠道、小店如何合理避税等。“最好的调研方式就是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调研。所以我从来不会告诉对方‘您好，我是北大学生’，而是用最自然、最平等的方式跟人聊天。”有时候他会拎着啤酒请农民工喝，装作随意地问对方：“在这儿干活怎么样？”实在没法接近距离了他会故意撞人家一下，然后“哥们，对不起，你没事吧”开头。

加藤热衷于跟社会底层的人沟通：“当我跟北大同学聊天时，他说上半句，我经常能迅速猜到下半句。我们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思维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但当你真正跟社会底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时，你会有很多惊喜，能不断激发并体会好奇心。”所以，当同学邀请他一快参与调研项目时，他总是拒绝，“因为很多中国大学生都有一种精神洁癖，会自动地把很多人群排除在愿意对话范围之外”，而这样的调研是不完整的。

尽管很多调研是没有报告、没有结果的，但加藤尽量通过其他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身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2007年底，他去贵州省某县调研，发现国家推行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在一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时点名道姓地说明了当地的情况。

加藤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大学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的写作是中国人想看、想听、想深入思考的。尽管此前很多外国人都表达过对中国的看法，但大多只停留在批判中国人的社会公德上，把自己当成旁观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旁观者，我是当事人，我跟中国大学生一起上课、实践、调研，而且我谈论的话题者是大学生关注的，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7.5事件，任何一个中国大学生都很感兴趣。“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无偏见当事人，加藤从来不使用尖刻刁钻的语言，他觉得这也和日本人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所以不会引起中国年轻人的震怒和反感。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性格不同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时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报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淡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加藤的时间表已经明确安排到了几年后。在出版了4本著作以后，眼下他开始用母语写作，打算今年出2本日本书、1本英文，内容无一例外都与中国问题紧密相关。而两年后他的工作目的地将是美国，“因为我发现目前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汉学的都是中国人，对汉学的解读和看法主观，所以我希望以第三方视角去教汉学。但无论如何，我会把观察中国当做我一辈子的使命去完成。”

加藤嘉一在日本有自己的博客，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博客，在钓鱼岛问题，他的日文博客写的是“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而中文博客写的却是“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