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力资本总量全国排名第一

报告撰写者介绍，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定义，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除了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外，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撰写者说，它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根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报告分析了2014年相关数据，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1503.600万亿元，其中，城镇为1223万亿元，占全国的81.3%，农村为280.6万亿元，占全国的18.7%。报告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别大。2014年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为19.45万元，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11.03万元，仅占东部地区的50.38%和53.21%。在31个省份中，实际人力资本总量前三位的为广东、山东及江苏。

报告披露，1985年到2014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6岁，其中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7岁，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从32岁上升到了35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老龄化。

而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6.38年上升到了2014年的10.05年，其中农村从5.67年上升到了8.16年，城市从8.53年上升到了11.17年。

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增长阻碍明显

报告认为，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增长的阻碍日益明显，尤其在东北地区。退休政策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减少。报告预测，未来十年我国的人力资本增速将放缓，到2038年后开始下降。

此外，报告还指出，新的二胎政策将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但其效果取决于生育率的提高。如果生育率继续处于超低水平1.3，则人力资本将在2028年后下降；若生育率可提高并维持至1.6，则人力资本下降将推迟十年；如果生育率提高至1.93，则人力资本将维持缓慢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技能人才缺口将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要想缓解这种担忧，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是重中之重。当然，职业教育也存在办学定位不清晰、培养模式不符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教师队伍素质跟不上科学技术变革步伐、实习实训条件不足等问题，不能适应“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精准扶贫”“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新要求。

对此，要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更加紧密，应用技术研发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从2017年起，我国还将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用5年时间对全国职业院校教师进行全员培训。有条件的学生也不妨选择职业教育，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性化，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变”已经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形成倒逼之势。

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19日举行的“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上预计，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表示，当前大学毕业生占到了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半壁江山”，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再难以大量提供传统制造业所需的简单劳动力，过去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曾湘泉预测2016年至少将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还会更大。“即使按照487万来计算，这5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总共下降了1934万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至9.11亿，还会持续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后将会出现大幅下降的过程，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到2050年，人社部预测劳动年龄人口会由2030年的8.3亿降到7亿左右。

曾湘泉认为，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近年来全行业薪酬增长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引发了人力资源流动频率与规模的增大。数据显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离职率2011年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说，甚至有企业反映员工的离职率达到了50%，同时劳动争议也频发，这些都给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劳动力学历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国产业结构必须进行转型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无法再支持过去传统制造业所需的人力资源。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间，制造业流水线对于工人的年龄限制非常严格，它们“掐尖”使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年轻工人，直到“民工荒”大范围出现之后，才不得不放开年龄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后是15~24岁青年劳动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岁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最明显的群体，2006年这个群体有1.2亿人，预测到2020年将会下降到6000万。与此相对应，5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上升，劳动力结构趋于老化。

张车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随着这些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们成为制造业中的低廉劳动力。

如今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4%，2015年大学毕业生约占到新增劳动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20%。“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高投入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张车伟说。

张车伟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的增长联系变弱，而与人力资本联系变强，这也是GDP的增速放缓而就业却好于预期的原因。

“遇到的问题是虽然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学生自身素质与技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要求不尽匹配，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大学生实际技能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张车伟说。

技能人才的缺口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雇员指数报告》显示，92%的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受到劳动力队伍数量和能力（质量）短缺的影响，其中，劳动力质量问题尤为突出。

曾湘泉对第一财经记者称，必须重视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近年来财政在劳动力培训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下一步应该加强对培训项目的评估，提高培训的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

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

2014年,中国劳动力初中毕业比例最高为46.97%，职高、技校、中专和大学专科都在6%左右，而大学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5.17%。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高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中、低龄劳动力，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

另一方面，20—24岁劳动力过去两年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比例13.99%为最高，35—39岁年龄组以后，专业技术培训和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个年龄比例与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的趋势也相当。

与过去不同，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但仅有超过1/4的劳动力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叶华分析，最年轻的25—34岁组经历了教育扩展的过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而且男女教育水平差异已经不明显。而25—44岁劳动力的教育分布则出现了双峰的特点，除了初中这一教育水平的比例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的比例也较高，但双峰很可能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大专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城镇，而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农村。

叶华提出，中国劳动力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都不高，说明中国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明显差别不仅存在于正式教育方面，更存在于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明显存在于日常技能方面。

另外，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高，本科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超过20%，“农转非”劳动力次之，外出务工劳动力再次之，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低，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差异。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占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