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勃兰特返回德国，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一年后，挪威政府又任命他为挪威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少校新闻专员，负责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联络。

1947年11月，勃兰特回到德国。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勃兰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届联邦议院会议。

1955年，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市议会议长。

1956年冬，“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西柏林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一些年青人向勃兰登堡门方向前进，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当时勃兰特制止了流血冲突。

1957年，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1961年，勃兰特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结果失败。

1964年，勃兰特当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1965年，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同路德维希·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回到柏林，继续担任市长。

1966年，联邦政府爆发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辞职。由各个主要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

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1973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成为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与自由民主党一起拥有48席的优势。勃兰特继续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开始了他第二任总理的生涯。

1974年5月，勃兰特因一系列舆情事件被迫辞职。

勃兰特虽然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他仍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主席直到1987年，该职务使得他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6—1992年，勃兰特担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他力图在不发达国家中扩大该组织的影响力。他主持了倡导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南北委员会。他同左翼党派的联系日趋紧密，并反对里根实行的多项冷战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在欧洲建立导弹基地的政策。

1992年10月8日，维利·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岁。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参与执政。1967年初，勃兰特参与领导的大联合政府通过一项刺激经济的纲领，增加对铁路、邮政和公路建设的支出。联邦银行将贴现率从5％降至3％，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货币投放量达10．4％。1967年6月，政府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规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同时达到物价稳定、高就业状态、外贸平衡和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增长”。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运用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发展过程作有力的干预，法律颁布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状况好转，包括向企业大批定货，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实行优惠的税收率，扩大政府投资等。从1968年起，全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1969年，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表示：“我们不准备同市场经济体制决裂”，表示新政府将保持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勃兰特继续奉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保护自由竞争、保障企业主行使其主动权；在消费和服务部门实行自由选举；保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佃权。1982年10月，勃兰特在社会民主党下野后的两天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委员会上，表示要实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连续性：“我们党作为反对党将不会发现新世界。它必须依靠在履行政府责任时期所做的一切。”

勃兰特实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促使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了马克的价值，增强了财政力量，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勃兰特增强了劳工的作用，引进了新式的技术教育。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

勃兰特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内政改革计划”，决定在实行财产合理再分配、实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险、改革教育机构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1971年11月，政府颁布了《企业内部条例法》，要求扩大劳动者的权利，扩大了企业工会委员会的人事、福利和经济权。在福利政策方面，扩大了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险的范围也扩大了，事故保险扩大到中小学生和儿童，提高了死难家属的养老金，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

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状况，勃兰特对一一些法律也进行了改革，修改了婚姻法和家庭法、性刑法和执行法。鉴于60年代以来议会外反对派――左翼和右翼激进党煸起的学潮对德国民主政治进行冲击，为缓和国内政治对立情绪，政府于1970年为争取青年学生，并将选举权从21岁降到18岁。

对于德国的统一，勃兰特是极其关注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为两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还到东部讲演，创造缓和气氛。他主张东西德两部分应逐渐融合，“ 不要操之过急”。

1961年，作为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柏林墙事件中逐渐领悟到，两个德国的分裂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光喊“让墙滚蛋”的口号，墙是推不倒的。1966年底，勃兰特在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内阁担任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时，就及时地把握时机，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行动，使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1970年3月6日，苏、美、英、法4国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勃兰特作为联邦总理首次出访苏联。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同时，他还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双方“对谁都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领土要求。”

1971年9月3日，签署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即《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经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联邦德国管辖；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该协定鉴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

与东德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两德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本条约》，从而使两国关系解冻，为各自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签署了《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

勃兰特西方政策的另一个侧重点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一个防御；生的组织。只有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才能阻止敌手运用武力，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盟国施加政治压力”。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缓和并不矛盾．它们是互为补充的。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推行缓和政策，而没有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勃兰特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目的是使较为稳定的东西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存此基础使欧洲得到一种有保障的、持久的和平。

勃兰特对发展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比较重视。在他当选为总理后，曾多次派遣政府官员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1972年10月，他委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前来北京，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建交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互交往显著增加。1975年，他出席了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97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他是联邦德国政党中唯一到中国使馆吊唁的领导人。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勃兰特率领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华，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加强两党的联系与合作以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同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进行会谈。

勃兰特在任期间努力跟苏联、波兰和解，尤其是在犹太人的纪念碑前下跪，被西方人士称赞为制造缓和气候的先驱，被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为表彰他为此作出的贡献，1971年12月20日挪威议会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1971年新闻人物”。

勃兰特是一位19岁售货员的私生子。因而他只能姓母亲的姓，后来母亲嫁人，幼年的勃兰特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外祖父从沙场解甲归里后，才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与乐趣。他的外祖父路德维希·弗拉姆是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小赫伯特经常听他讲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故事以及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这一切在小赫伯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

勃兰特的第一位妻子卡罗塔·托尔基尔德森，是一位挪威姑娘。他们于1941年在瑞典结婚，生有一女。据说，婚后因勃兰特从事政治活动，无法花更多精力照顾家庭。加之托尔基尔德森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勃兰特终究要回到德国去，因此他们在相互达成谅解的情况下，于1947年正式宣布离婚。他们在1944年就开始分居了，婚姻仅维持了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勃兰特在斯德哥尔摩结识了另一位挪威姑娘，名叫露特·汉森。她于1920年1月20日生于揶威一小城市哈玛尔，有三个姐妹。父亲是一家农场的汽车司机。露特3岁时，父亲病死，因而母亲就不得不到一家牛奶场工作，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8年二人结婚。1966年12月，勃兰特在基辛格内阁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露特与全家一起从西柏林迁往波恩。在这期间，她曾担任妇女和家庭事务局主席，名誉主席。1980年，二人离婚。

露特与勃兰特结婚后生有三子，长子彼得，次子拉尔斯和幼子马赛厄斯。

辞职后的勃兰特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先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76年他又被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他上任后对社会党国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修改了社会党国际章程。为社会党国际规定了三大新任务：为争取缓和与裁军而斗争，为在南北关系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斗争，以及为人权而斗争。勃兰特还经常以社会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主席的身份访问世界各国，足迹遍及欧、美、亚、非。

1977年初，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建议由勃兰特领导一个关于国际发展问题的委员会。同年9月28日，勃兰特在纽约宣布，他筹组一个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并亲任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由来自五大洲的十八个委员组成，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法拉奇（意大利记者）

奥斯卡·拉方丹（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作为外交部长，勃兰特很快在世界上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信赖。他继续推行他在柏林已成功实施的小步缓和政策。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埃贡·巴尔的有力支持。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勃兰特立刻成了领导人物。他与其他许多政治家的不同之处是他曾积极地从事反纳粹的活动。他年轻时曾于1933年流亡到挪威，战争结束后回到柏林。许多见风使舵的人诽谤他，因为他曾离开纳粹德国；阿登纳则攻击他，因为他是私生子。

密特朗（法国前总统）：在我眼前这位宣布战争状态的人，已不再是当初给我描绘处于困境时的那个人了。他是该以牺牲祖国为代价而获得敢于说不的美誉呢，还是权且服从莫斯科的命令而采取力所能及的挽救措施呢。他是英雄还是叛徒？对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也许是叛徒；但对于历史来说，肯定是英雄。他知道，他不得不艰难地面对同胞的反抗，他还得承受人们对他的敌意和蔑视。他承受了这一切。他对我说，这是他的责任。为了不让苏联军队再次占领和任意摆布波兰，他的责任感迫使他要防患于未然，至少要防止最糟糕的事发生。

维奥拉·赫尔姆斯·德拉特：维利·勃兰特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一直是欧洲政治中心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这段时期，他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思想鼓吹者，他鼓吹的思想流传颇广，远至诸如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领导人都能接受。他作为德国总理，在1974年辞职，这并非意味着他没有前途。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首脑，更以柏林市长的身份而为千百万人所熟知；他对自己的丑闻以及政治错误的被揭露迅速作出了反应，这就使他保留为自己创造新地位的机会。他能否成功地实现这一重要的目标，尚难逆料，但是，他在变化中的欧洲领导人中居于重要地位。他能够为欧洲各民族增添新的凝聚力，而德国则仍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维利·勃兰特的性格成为他的灾难。从人性角度看，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这位政治家，他具有悲剧人物的一切特征。

勃兰特的回忆录《人民与政治：1960年至1975年的日子》（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于1978年出版。

京特·纪尧姆原在东德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马尔库斯·沃尔夫之命潜入西德，与大批移居那里的东德人混在一起。根据沃尔夫的指示，纪尧姆夫妇应设法在社民党内求得发展，于是他们加入了社民党。1964年，纪尧姆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之后他在政治上一路升迁。1969年9月，德国社民党在战后首次获得大选胜利。不久之后，纪尧姆于1970年1月成功打入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办公室。在以后的几年中，纪尧姆以其干练和过人的工作能力博得勃兰特的信任与欣赏，他在担任总理低级助手职务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总理首席助理，甚至还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与西德情报机关的联系人。纪尧姆权力大到可以为总理安排行程，维利·勃兰特本身也是喜爱社交，他的公事包也都交给纪尧姆保管，由此，他得以接触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北约的大量核心机密。后来纪尧姆还将公事包带回家，拍照窃取西德国家机密。

1972年秋天，东德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被捕。由于他与纪尧姆在平时工作上有些来往，西德反间部门在调查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侦察人员的视线逐渐延伸到纪尧姆身上。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监控和取证，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这个事件在西德政坛引起强烈地震，事件曝光后，总理与西德全国一片哗然，东德政府也感到错愕。后来，维利·勃兰特受到反对党与报社的抨击，更爆出性丑闻事件，迫使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