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在佛教的刺激下逐渐产生。道教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和佛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现为“佛道先后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老子化胡说”的故事引起的。所谓“老子化胡说”是说，道教的祖师爷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国化身为释迦牟尼进行教化，天竺才有佛教产生。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记载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引起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把老子和浮屠作为神加以礼拜之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有把老子和浮屠并列者，如(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

“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看来在东汉时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类的神，而后道教又把老子神化并尊奉为他们的祖师爷。由于原来就有老子西去的传说，于是道教徒们就附会说老子西去入夷狄为浮屠。道教为了打击佛教，编造了“老子化胡说”，意图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兼并佛教。道士攻击佛教入家破家、入国破国，因而老子化身释迦牟尼建立佛教，其意图在于消灭胡人， 欲断其恶种, 故令男不娶妻, 女不嫁夫, 一国伏法, 自然灭尽，将佛教徒的衣饰、形貌、禁戒等宗教上的典型特征都归之于所犯罪过应得的惩罚。

但《襄楷传》所载，仅仅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并没有明确讲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虽然我们可以分析说襄楷所说的话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皇甫谧大约生于汉末建安年间(215前后)，死在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晋书》有传。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晋时出现了一本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早已散失，后于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经》残卷，据大忍渊尔《敦煌道经目录》所载，有《老子化胡经》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残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经》残卷据考证已不是西晋时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加工扩大而成的。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290—306)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道教的分支。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东晋支遁作《释加文佛像赞》其《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呈百使以为粹，导庶物以归宗，拨尧孔之外犍，……络聃周以曾玄……”这样看来，佛不是老子的老师，而是他的祖师，老子和庄周只是佛的曾孙和玄孙辈。《灌顶经》也说佛派遣了所谓“三圣化导中华”，文说：　“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所谓“震旦”，是当时印度人称中国之名，或译为“真丹”。“三圣化导”指佛派遣三个弟子化导中国，其中之一便是老子。由此可知，在老子化胡说的影响下，开始有老子是释迦牟尼弟子的说法，或以为老子即迦叶菩萨。梁武帝《舍事李老道法诏书》即称老子虽是如来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发展，帝王、大族信奉者日众，此时道教虽同样也有很大发展，但毕竟赶不上佛教的发展。因此，到刘宋以后道教本身也逐渐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前所言刘宋道士陆修静已在一些问题上接受了佛教的影响，于是在道教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向佛教让步，调和佛道的趋势。宋齐之际有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仍持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的观点，以华夏为礼义之邦，而佛教为外族之教，“下弃妻子，上废宗祀”，是夷狄之法。但在《夷夏论》中有下面一段反映了道教一定程度上向佛教的让步，文中说：

“夫辩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标二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割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于是佛兴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欢论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无方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

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道经《玄妙内篇》仍持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但所引佛经又似言佛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不过这些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顾欢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照他看，从国师道士方面说，最高莫过于老庄；从儒林之宗方面说，最高莫过于周公孔子，所以老、庄、周、孔的地位就相当于佛的地位。上述二部经典的说法无非是说：老子可以是佛，佛也可以是老子。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顾欢得出一个折衷的结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佛和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和光同尘以明近，或者是灵光照耀以示远。佛道的真理都是为的拯救天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应适用。佛道的大圣人的智慧普及万物，对任何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

《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这里所说的“经”是《老子西升经》，在《广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这句话，即说出自《老子西升经》。《老子西升经》载老君曰：”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老子自己说他的老师佛“化游天竺”。《正诬论》这篇文章虽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说“晋言无为”云云，大体可断定为西晋或东晋的作品。

佛教徒在某种程度上顺道教徒之意, 认可老子西行之说,即老子作为佛陀弟子来到中国，待创立道家时机成熟，功成身退，西渡流沙返回印度。

佛教传入中土，道教一则声称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从。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属阳，为道之所出；西为金，属阴，为佛之所生。阳尊阴卑，故道教优于佛教。男尊女卑，道教甚或认为佛陀乃太上老君之妻。三则以华夷之间，种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华人不当信。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国家之衰乱，故不应信。自道教初兴以来，借鉴佛教理论甚多，至于有道经除改易佛菩萨为天尊等其余不变者，因此每每面临僧徒攻击，化胡为佛说有利于缓解此一困境。

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道教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主要的内容是：老子出关西去之后，化为佛陀，把他的教导传化于西域。特别指出，所谓印度佛教

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宗教教团；南朝宋之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借鉴佛教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逐渐有了与佛教相抗衡的实力，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之，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于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宫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论争，即清道观之道士姜斌与融觉寺之沙门昙无最，以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道士姜斌被论破，流放至马邑。其前，甄鸾之《笑道论》与道安之《二教论》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之重要论著，此二书皆以强烈之论点大力论难道教之低劣。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之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与南方汉人政权对佛教的礼敬不同，胡人统治者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则在道士怂恿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唐祚代兴，由于道士为李唐篡位做过宣传，再加上隋朝崇佛，因此唐朝反其道而行之。更为了避免臣民非议李唐的胡族血统，故尊崇老君为祖先，给予道教以特殊礼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后之席次，道教乃得蓬勃发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济法寺法琳撰《破邪论》论道教之虚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论佛教，激烈争论佛道席次之先后问题。八年，定道、儒、佛之顺位。高宗显庆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至龙朔二、三年（662～663），论争犹未止。此等佛道论争之结果，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制作种种经典以对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跃，王重阳创全真教；元时，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坏佛像，并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及‘老子八十一化图’，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宪宗五年（1255）令二人对论，在辩论中,佛教方面准备充分,紧紧抓住《化胡经》是否为老子所说、何为佛、老子有无到天竺化胡成佛、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白日上升、摄人返魂、固精久视等问题,让道士答辩,志常败论，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老子化胡经、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以后二教明争暗斗相续不绝；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诏弹压全真教，魏晋以来之佛道之争遂平息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各成派系，排斥异己，或互相诋毁，如佛徒著《笑道论》，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牢不可拔，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

有关收录佛道论争之文献不少，较重要者有《弘明集》、《广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论衡》、法琳之《破邪论》、神清之《北山录》、智升之《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