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01 19:47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是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9月18日发表的宣言。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出现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自曹锟贿选总统、窃取北京政权后，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在全国迅速地拆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反直运动。同时，由于曹、吴穷兵默武，企图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加剧了直系军阀与其他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全国人民反直运动的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军阀也趁机打出反贿选的旗号，纷纷通电声讨曹、吴。
这一时期，孙中山为了实现其讨伐曹、吴，统一全国的事业，加强了与各派反直势力的联系。他认为，要打倒军阀应自窃据中枢最有力之直系始，因此很早就同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有过反直的同盟联系。早在1922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誓师举行第一次北伐时，张作霖派李梦庚为代表，赴粤与孙中山接洽，联合反直（曹锟）。3月，孙中山又派伍朝枢、汪精卫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经入闽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联合人闽皖系徐树铮同皖系首领段祺瑞密洽，三方结成反直“三角同盟”。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时，孙中山并曾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一致行动。而段祺瑞、张作霖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力量，共同对付直系势力，因此他们之间曾函件往来，互派代表，磋商联合反直事宜。1924年春，孙中山派孙科联络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浙江皖系军阀督办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于奉天（沈阳）会议，签订了“三公子三角同盟”，加强了这种反直的“三角同盟”，约定共同讨伐直系军阀总统曹锟和直鲁豫巡史吴佩孚。
这时直系首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计划，主要用来破坏反直的三角同盟。除了在北方加派重兵严防奉军南下外，在南方则派孙传芳进攻福建，企图由孙传芳与陈炯明相勾结以征服广东；以直系地方军阀苏督齐元联合闽、皖、赣等省督军，形成对浙江的包围，订立围攻浙江计划，以解决卢永祥。到1924年5月间，孙传芳已将皖系军人臧致平、杨化昭等部驱出福建，占据了福建全省，从而实现了从四面包围浙江的计划。卢永祥组织联军对抗，并致电张作霖、孙中山请出师。1924年9月3日，在曹吴的指使下，直系军阀孙传芳和齐燮元以卢永祥收容由福建退出的减、杨残部为借口，从福建、江西两面发动了对浙江卢永祥的进攻，“江浙战争”爆发。当天，浙江卢永祥电请孙中山等“分道出师，兼程并进”，共同讨伐“乱国之曹锟”。奉系张作霖也致电孙中山，指出“曹吴包藏祸心，益张毒焰”，“罪恶山积”，“倾接杭州卢总司令今日通电，是戎首之责，已有所归，即声讨之师，不容或缓”，应允将替师人关作战策应，望广东方面取一致之行动。同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七次会议，孙中山、伍朝枢、翟秋白、鲍罗廷出席，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及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为号召，进行北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借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窟，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其可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后，历冯国障、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
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本党之职任即为实行主义而奋斗。故敢谨告于国民及友军日：吾人颠覆军阀之后，必将要求现时必需之各种具体条件之实现，以为实行最终目的三民主义之初步。此次爆发之国内战争，本党因反对军阀而参加之，其职任首在战胜之后，以革命政府之权力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尤在对外代表国家利益，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盖必先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然后下列之具体目的方有实现之可能也。
（一）中国蹈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
（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
（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
（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于空谈。俾经济之发展使知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知识阶级之失学问题、失业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
（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实行于一切租界，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
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故国民处此战争之时，尤宜急起而反抗军阀，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纲实现，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江浙战起，直奉继之，吴佩孚统大军与奉军相持于九门口，而冯玉祥与胡景翼自前线回军，与驻守南苑之孙岳，改称国民第一、二、三军，人北京，佩孚自海道人江，走汉口，直系之势力瓦解。奉军踵之入关，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祺瑞要孙文北上，共谋解决时局。文主开国民会议，祺瑞亦有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者，顾人民团体，无一得与，文戒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文卒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