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卷六注说：“后魏初，命崔浩定令，后命游雅等成之，史失篇目。”此令及其后续颁之令，在唐代即已散失。从史书中尚可见到有：品令、 职令、狱官令、田令等。其中太和九年（485）颁布的“田令”，是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对土地实行分配和调整，推行“均田”制度的法令。此令在当时对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以及争取劳动人手、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力，都起到一定作用，对后世影响较大。

“格”作为一种法律形式是北魏末年出现的。《魏书·出帝纪》载，太昌元年（532）五月丁未诏曰：“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格”是从魏晋的“科”发展而来的，是魏晋以来法律形式的一大变化。《唐六典》卷六注说：“后魏以格代科，于麟趾殿删定，名为《麟趾格》。”《麟趾格》撰成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同年班于天下。　北魏时，作为独立法规形式的“式”也已出现。西魏文帝时，宇文泰辅政，于大统元年（535）主持编定二十四条新制，大统十年魏文帝以其“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行天下”（《周书·文帝纪下》），谓之《大统式》。

北齐取代东魏而建立。其法规主要有律、令、格。

北宋天保元年（550），命群官议造《齐律》。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由尚书令高叡等撰成，分名例律、禁卫律、婚户律、擅兴律、违制律、诈伪律、斗讼律、贼盗律、捕断律、毁损律、厩牧律和杂律12篇，共949条（《唐六典》卷六注婚户律作户婚律，贼盗律作盗贼律）。《北齐律》确立了重罪十条，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和内乱。犯此十罪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书·刑法志》）。隋律“十恶”即由此发展而来。《北齐律》是在总结历代定律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又经过当时的律学家封述、封隆长期编纂，因而“法令明审，科条简要”（《隋书·刑法志》），是一部较成熟的律典。后来隋代修律，不沿用《北周律》，而多采用《北齐律》，是有道理的。

分“令”与“权令”。《唐六典》卷六注说：北齐“令赵郡王叡等撰令五十卷，取尚书二十八曹为其篇名。又撰权令二卷，两令并行”。《隋书·刑法志》称：权令即“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可见“权令”具有暂时作为律令补充的性质。

除一般曹司格以外，还有“权格”。《唐六典》卷六注说：“北齐因魏立格，撰权格与律令并行。”于二十八曹以外，针对某一事件临时颁布的，不便编立篇名，故称“权格”，又称“别条权格”。

北周取代西魏而建立。其法规包括制诏、律、令和刑书要制。

宇文泰辅政西魏时， 于大统元年（535）三月“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周书·文帝纪》）。大统七年（541）十一月，又定新制十二条。大统十年七月，命尚书苏绰在三十六条制的基础上，总为五卷；苏绰又制定“六条诏书”，颁行全国，并令百司习诵，非通“六条”，不得为官。诏书第五条“恤狱讼”的内容是：主张刑罚得中，对犯罪案件要按理求情，有疑问就从轻，未弄清案情不随意科罚；随事断理，不积压讼案等。北周初年继续沿用上述制诏。

周武帝时，命赵肃、拓跋迪等撰定法律，至武帝保定三年（563）三月完成,仿《尚书·大诰》，谓之《大律》，计有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等25篇，共1537条，比《北齐律》增加588条。原文早已亡失，在《隋书·刑法志》中有简略记载。例如：不立十恶之名，但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再犯徒罚，三犯鞭罚，一身永配下役等。《北周律》模仿《尚书》、《周礼》， 杂采魏、晋， 篇章、条目繁多，《隋书·刑法志》说它“比于齐法，烦而不要”。

编纂年月不详，《唐六典》卷六注说：“后周命赵肃、拓跋迪定令，史失篇目。”《隋书·食货志》中保存了《北周令》的部分内容，如“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司役掌力役之政令”。

据《周书·武帝纪》载：武帝建德六年（577）， 初行《刑书要制》，宣帝时，又加以增补，“为《刑经圣制》，谓之《法经》。”这两个法规是律外的特别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