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分享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

1、平等公共服务享受权是北欧公民的基本权力

在讨论政府再分配作用时，北欧专家首先介绍了北欧模式的基本理念。无论是挪威还是瑞典专家都认为，北欧的公共服务最初是由公众自己发起组织的，公众参与和平等分享是北欧公共服务模式的突出特点。北欧模式的基本理念是“公民有权分享平等的公共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价值；每个人有享受平等公共服务的权力。北欧模式的理念是增长与公平的平衡。因此，北欧在制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时，把提高人民的福利放在重点考虑的位置。

税收支撑的社会福利体制应该建立在“社会利益属于社会所有人”的理念基础上。政府应该根据公众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公众的能力来分配社会利益。她以男女平等为例说明瑞典的实践，男女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它不能够把所有人力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这是瑞典政府大力推进男女平等的原因。瑞典在制定工资标准时考虑性别因素的现象越来越少。挪威的福利体系一百多年前开始于工会与会员合作成立的有限公司，这些公司为其会员提供保险和福利。但这些福利仅仅在需要时才提供。北欧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民首先要认真工作，如果由于意外而无法工作，社会将为你提供福利；如果是由于懒惰而不上班，社会将不会为你提供福利。

2、公共参与是北欧模式的基本前提

“公民有权力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理念建立在北欧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北欧专家都强调这一点。

北欧公民有权力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权力发表自己对公共政策的看法和意见，也有权力反对某些公共政策。政府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社会稳定的保证。瑞典政府鼓励所有的市民参与社会发展，让所有的市民有能力在政府管理中有发言权，保证稀缺的资源用在最重要的方面。瑞典有很多论坛可供市民参与，他们的要求与抱怨能够通过这些论坛表达出来挪威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必要时能够立刻提出政策要求，保证政策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来制定。公众参与非常关键。公众参与机制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北欧鼓励所有的市民参与社会发展，所有的市民都有权力对政府管理发表意见，包括对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和意见。

北欧模式，很多人称之为“福利国家模式”，其突出特征是国家通过各种法定的福利保障计划形成一种体制，建立一种社会保障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涵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社会补助等方面，使个人不因生、老、病、残等原因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在芬兰，只要是芬兰公民，一出生就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人人都有接受终身教育的平等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享受免费教育。 北欧的社会保障虽比较健全，但经费并不是完全由国家负担。长期以来，瑞典、芬兰等国的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筹措一直是采取多元渠道，即由政府、雇主、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当然，政府在社会保障资金上是大头，约占40%以上。在北欧国家中，社会保障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比较高，瑞典为35%左右，在芬兰达到38%。相比较而言，美国为18%、日本为11%都相对较低。 北欧国家的这种高福利制度的运转是以高税收为基础的，即高福利要通过高税收来实现，高税收目的在于通过税收杠杆调节社会分配，保障国民的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了高税收，也就没有了高福利。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均实行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的累进收入税，以保证社会福利的开支。从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芬兰最高所得税超过50%，2004年芬兰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达到43%，与丹麦、瑞典等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高的。瑞典对现金福利也要征税，瑞典人平均要拿出60%以上的收入交纳各种税费，2005年瑞典税收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2.1%。高税收、高福利带来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较小、社会平等感强，芬兰、瑞典均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 高福利有赖于公平的分配体制。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要建构一个公平的分配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相对于财富积累而言，一个较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公平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北欧国家都非常重视建立一个促进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 客观地说，这些国家从综合国力上看，仍显薄弱，他们中大多国家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如，冰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家濒临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对北欧这些国家的制度特点和发展模式，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相对稳定的制度特征，又要看到其特殊性。

北欧模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复兴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既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也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优势和缺陷都十分明显，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看待北欧模式的优劣。“北欧模式”积极的一面是：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作用突出。在北欧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它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公众提供有意义的福利保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北欧国家的做法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除了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方面发挥作用外，更应该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个表现是由政府主导二次分配。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里都是一个难题，北欧国家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在分配中，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北欧国家相对来说有可借鉴之处，对它们的做法，我们既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借鉴其合理的一面，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同时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要有足够的警惕。过去，我们过分地讲公平，结果造成了“吃大锅饭”，效率低下。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追求效率也会伤及公平。 另外，北欧国家社会较为稳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北欧人不崇尚暴力，不主张搞激进式的社会变革，社会纷争较小。芬兰国内的社会治安较好，犯罪率低。而且，北欧国家一般能较好地处理对外关系，行事审慎、低调，不像西欧一些国家，喜欢唱高调，到处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同时也要看到，北欧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将使国家竞争力下降，难以确保这种模式的持续发展。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在社会层面，北欧模式的高福利导致社会效率不高、活力缺乏。在北欧一些国家，高福利造成了一些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养了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使很多人陷入了对福利制度的依赖。有统计显示，瑞典仅在2003年，就有400万雇员没有上班，而是休“病假”或靠领取各种社会福利生活，病假补贴占到其公共总支出的16%，大量长期请病假的事情在瑞典司空见惯。“30%的人养活了70%的人”，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形象概括。瑞典2003年失业人口达到100万人，目前其失业率在欧盟国家中最高，有关方面预计今年的失业率将升至6%，2010年将达6.6%。而从2002年欧盟国家老龄就业率的数据看，瑞典则高达68%，芬兰为48%。大量失业人口加重了国家的开支，而老龄化不仅使社会福利需求增大，而且使从事财富创造的人口比例减少，这些都非常不利于社会再生产。 在企业层面，由于高福利要靠高税收来维持，有的企业收入的一半要交给国家。瑞典政府对收入最高阶层的征税率达到84%，以致很多人抽走资本侨居国外。高税收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导致一些大企业迁至国外、资本向国外转移、人才流失等现象。压制了企业活力，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芬兰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2%，2004年为3.5%，2005年又降至2.1%，即使这样，这在北欧国家中表现还是不错的。瑞典自1970到2001年，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下降，2004年仅为2.9%。其中，将2008年瑞典经济增长率由2.1%下调为1.5%，预计2009年增长进一步放缓，仅为1.3%。可以说，效率不高，经济缺少活力是当今北欧国家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国家层面，北欧模式的高福利导致国家不堪重负。据有关方面估计，像北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只有经济增长保持在4.5%以上，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并且必须把财政蛋糕做得足够大，否则难以为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过高的福利和保障体系，在经济增长减速以后，有的已陷入窘境，国家不堪重负，发展成本加大，活力日益减弱。过高的福利保障导致的开支过大，成了北欧国家的沉重负担。有统计显示，芬兰各项福利开支加在一起，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仅2003年芬兰保障局的福利开支就高达99亿欧元。如减少向失业人员发放福利金，下调所得税税率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北欧国家正逐步放开对经济的控制，并渐渐远离以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制度。这些措施尽管单独看并不具有多大意义，但累积起来，却清晰地释放出一个信号，问题和挑战使得北欧模式的基本政策正在调整中。

分析北欧福利制度的借鉴性必须结合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随着传统日耳曼国家的灭亡，另一种社会经济国家福利模式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空，这是一种独特的“财政依赖”模式。斯堪地纳维亚的经济地理状况决定了这个地区人口较少，其税收模式是“互惠”型，而在政治制度上，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就建立了独特的“民主主义社会”。历史上，一方面那里的贵族依赖国外贸易坐享成果；另一方面，农民必须为获得社会福利偿付高额的税金，与他们对社会提供的服务不成正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诚信和团结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信条，为了适应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口环境，北欧成为一种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模式，丹麦和瑞典长时间政治竞争的结束，开始了社会和解，最终形成了北欧政治模式。在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的过程中，北欧以一种准资本主义形式出现在世界面前，这种模式虽然颠覆了社会系统演进的规则和逻辑，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外围和从属地位，显得“迟到”和“孤立”。

在全球环境中，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显示出独特的地区主义特性，将社会福利体系视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重要成分，并以公平为主要价值目标。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北欧路径是一种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模式，这倒不是说北欧国家的发展是畸形的，而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发展在历史地理环境上形成了路径依赖。

除了税收，北欧的慈善捐助甚至高于美国，从而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福利系统。

对于北欧模式的形成条件，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的观点是：“北欧的情况与中国现行条件不一样，都是些小国，历史上的海盗国家，其高福利水平来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是世界闻名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十分羡慕。医疗方面全民公费，无论城乡，不分人群，一律平等 。即使远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如得大病，也由飞机接到首都哥本哈根住院。病人住院期间，不但免费看病，还管一日三餐。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不但如此，国家还给每位18岁以上的大学生每月补助津贴3000克郎（与人民币之比约1:1,1）。国家鼓励生育。丹麦只有500多万人口，还不到一个北京市人口的二分之一，芬兰、瑞典和挪威更是地广人稀。而且他们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生育子女没有限制，每育一子，夫妇双方同时休假一年，丈夫专门照顾妻子和孩子，工资照发。如不愿自己带孩子，想去工作，可送至全托或半托幼儿园，费用也有政府支付。福利社会甚至体现在很多小事上，如街头有很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只要你缴上20克朗押金，就可骑走，自行车归还后，押金还可取回。

这么高的福利来自何处？税收，用之于民，取之于民。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税率很高，个人工资的三分之一左右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高税收发挥了这样几个作用，一是积累了大量的公用资金，以支持社会的高福利；二是制约了暴富阶层的形成，越富徼税越多，使贫富差距不致过大，所以丹麦经常炫耀这样一句话：他们“富人不多，穷人更少”；三是促使广大纳税人关注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税款，从而监督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行政行为；四是强化了一般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没有我们常见的政府“领导”大家的概念，而是“政府花的是大家的钱，理所当然地要为大家办事”。

北欧人常将他们的政府戏称为“红色政权”，这主要指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基本上属于劳动阶层，如工人、雇员、政府职员等，所以人们戏称为“红色政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社会民主党势力十分强大。该党在瑞典已连续执政50年，在国会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大党地位；在丹麦，社会民主党也执政多年，在挪威、芬兰，执政的也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具体是怎样运作的呢？首先要对北欧诸国的政党体制有个基本了解。北欧诸国虽然不大，但也党派林立。除了社会民主党外，还有代表农村大地主、城市大资本家的右翼政党，此外还有一些分别代表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环保人士等阶层的小党。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所以建立一个政党非常容易。只要拥护的选民达到一定数量，就可参加国会席位的竞争（比如瑞典规定，所得选票不得低于总投票量的4%）。当然，同许多国家一样，得票最多的政党组织政府。不管多么发达的社会，打工的总是比当老板的要多得多，所以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最大，因而得到的选票也总是名列榜首，所以社会民主党也就牢牢地控制了政府。

国际共运史上，社会民主党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甚至一度同在第二国际的大旗下共事。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分裂。左派以列宁为代表，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发展成后来的共产党；右派信奉伯恩斯坦主义，主张议会道路，演变成今天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志不同道不合，但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来看，多少还保留一些历史的痕迹。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社会民主党与民众之间有一个重要桥梁——工会。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不但有全国总工会，而且还有林林总总的行业工会。工会宗旨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并与由资本家们组成的雇主协会相抗衡。其主要手段是谈判和罢工。离开哥本哈根那天，正逢上机场职员罢工，十二个检票口只有两个在工作，几乎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至于见诸报端的罢工消息，如地铁工人罢工，医院护士罢工等等，更是屡见不鲜。对于罢工，政府多持中间立场，不加干涉。因为罢工的目的多是经济利益，增加工资或者改善工作条件。所以罢工针对的是资方老板，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介入，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因为它很难同时取得资方和劳方的共同信任，架子难拿。除了罢工之外，工会还在解雇雇员、待遇不公等劳资纠纷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有权派代表出席法庭，支持被解聘的雇员，甚至在法庭外组织声援。由于工会的存在，资方不敢无故“炒鱿鱼”。每当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总工会就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扩大就业。团结起来力量大，所以工会在民众中威信极高，大家都愿意参加工会，并听从工会号召。

法律规定，无论是工会还是雇主协会，这一对冤家都是民间组织，只能围绕经济利益活动，不能参与政治，因为他们不是政党。所以，要想参与政治，甚至掌握政权，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社会民主党，就是工会的代理人。党通过高层政治活动，维护劳动者的政治权益和更根本的经济利益。如北欧的商店星期天一律关门歇业，使外来者颇感意外。这是因为，商店雇员认为自己工作了一个星期，也有权像别人一样过正常的星期日。于是社会民主党利用自己的席位优势使国会通过了星期日商店关张的法令，商店老板再想赚钱也无可奈何。社会民主党取悦于劳动阶层，换来的报酬是滚滚而来的选票，而且其工作卖力的程度与选票的多少成正比。

就这样，民众——工会——社会民主党，构成了一个代理与被代理、支持与被支持的利益共同体。

当然，政党的竞争只能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平竞选，谁输谁赢全看得票多少。由于政策不得人心，或者执政时间太长民众有变变口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也可能丢票过多而失去执政地位。而由右派政党组阁执政。而右派政府的极右政策也招致一些人不满，社会民主党下次大选极有可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