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02 18:52
自文明创始以来，人类对于生命，健康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因此有关于医学人文的思想言论自古即有，但较早时期医学人文只是医学的一个分支，一般是由长期或曾经从事医学工作人员自主思考总结得出的一些结论或心得，医学人文长期处于无正式定义阶段。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于医学其人文性的思考越来越多，对于生命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这为医学人文的诞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随着医学工作者整体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医学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思考与总结也日益增多，其质量也日益提高，这为医学人文的诞生提供了很重要的学术基础。
医学人文学系作为一门年轻但是对人类发展意义重大的学科，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发展。
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是一个探讨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它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群，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以及关于医学的“目的和价值”问题的探讨成为热点，我国医学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便出现了热潮，一些医学院校陆续开始了医学人文学的教学，一些医学人文学方面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医学人文学在这一热潮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这一时期我国医学人文学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缺憾，诸如其发展多为孤立的、单向度的，缺乏学科间的交流与融合，没有形成与医学相匹配的医学人文学学科群，没有充分发挥医学人文学在医学发展中“规范与引领”的作用等。正如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教授在《制约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原因的探究》中所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却更浓”。那种对医学新进展的欢呼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批评。” 这正是对医学人文学没能及时地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后果的写照，这也正表明了加强医学人文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当我们在为二十世纪医学得失欢呼或悲叹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充满挑战与生机的未来。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
首先，医学作为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比其它科学更强调人文关怀。
“科技以人为本”，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终极目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体现出来，要以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故应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突出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防止科学技术的“失范”或“异化”。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曾指出的：科学是求真，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人文是务善，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科学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发展和应用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人文活动也并不能保证其本身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① 因此，人文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必须以人文为导向。没有人文导向的科学技术，要么对人类毫无价值，要么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医学除具有科学技术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医学是一门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即以人为研究客体，又直接服务于人的科学。医学比其它任何科学都更强调人文关怀，要求医学工作者具有完善的人性修养。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 “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中国古代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这表明“仁爱”、“达理”是“医者”的必备条件，“医者”正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素有“人文学术之邦”的美称，人文关怀一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内涵。中医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医疗活动是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着对病人的尊重、关怀，主张与病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充分体现了“医乃仁术”的基本原则。
无论作为有共性的科学技术还是作为有特殊性的医学，无论是古代哲人的论述还是当今人们的期望，都把“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作为医学的理想模式。
进入20世纪以后，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潮流中，医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药物可谓目不暇接。医疗设备和药物的先进，是医学技术现代化的表现，也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重要条件，其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科技万能”、“技术至善”主义的张扬却使当今医学出现了非人性化的倾向。医学工作的对象不再是病人，而是疾病；病人也不再是完整的富有情感的人，而被当作一部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的机器；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乃至整个社会人群，都沉浸在“先进仪器设备和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之中。这是技术至善主义引导下的“医学异化”，表明医学已逐渐背离了其固有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在违背“科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医学异化”带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健康幸福，而是不一定有效的“新药”、不一定必要的手术和一定昂贵的医疗费用。据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在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② 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因误诊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见钱才开”、见死不救的医德失范，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中的肮脏交易，以及存在于医药卫生战线的其它腐败现象等。这些都是医学与人文精神脱离的严重后果，不仅无益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而且最终将束缚医学自身的发展。因此，现代医学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呼吁医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医学在发展中遇到或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医学自身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不得不借助于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例如当医院的经济利益或规章制度与救死扶伤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当医患关系紧张直至产生医疗纠纷时；当人们对卫生资源分配不公而提出批评时；当医学新进展给传统伦理道德带来冲击而导致新的恐慌时；医学将何去何从？人们将如何抉择？这些问题不得不依靠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哲学等交叉学科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增进人类健康角度看，还是从医学自身发展角度看，都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在构建医学与人文完美结合的现代医学模式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
其次，新世纪新形势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医学人文学的建设。
弗洛姆曾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的确，在打碎了神学桎梏之后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科技进步的速度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也正是这个奇迹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物质淹没了人性，科技代替了人文。回顾20世纪的得失，我们明确了21世纪的责任：回归人文，找回人性。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屏弃科学技术，拒绝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而是要求在科学技术中注入人文精神，在物质追求时注重人性修养，实现科技与人文、物质与人性的完美结合。
新世纪，新使命，要求有一代新人。何以培养新世纪能肩负新使命的新人？当然要依靠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完整教育。20世纪的新中国由于深受科技落后而带来的无穷灾难之苦，因而渴望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号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才培养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科学教育模式。然而到了21世纪，人正在从面片追求智力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人类社会也正在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转变，这些转变要求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前提）也必须转变，即由单纯的科学教育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完整教育。就医学而言，虽然在20世纪末人们就认识到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提出了医学模式应当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但是，时至21世纪，这一转变也没有真正实现。截止2013年大多数医学工作者内心深处还是迷信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虽然在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和医药卫生机构一些人在呼吁重视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但是响应者无几。要真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实现医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就得培养大批既有高精尖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丰富而深厚的人文知识的新型医学人才。因此，必须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把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医学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交叉学科课程纳入到医学教育的教计划之中，实施完整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相结合的教育）。
21世纪也是开放的世纪，世界正在由区域性向全球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将会日渐频繁，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将全方位地参与到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之中。加入WTO后，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得到更加严格的实施，仿冒专利期内的产品将是违法行为；降低关税和取消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允许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与国产品进行竞争；以及服务贸易的开放都对我国医学卫生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根据中国关于加入WTO后削减关税的承诺，从2000年起中国进口医药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将逐步降低，而药品进口许可证制度等非关税措施也将逐步取消。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承诺在2003年1月1日开放药品的分销服务业务，取消地域、数量限制，外商可在中国从事采购、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此外，外商将可开办合资、合作的医疗、牙医服务，并可以控股，有证书的外籍医生来华工作由半年延长至一年。由此可见，加入WTO后，通过实施知识产权协议、减免关税并弱化和取消非关税壁垒、以及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将对我国医药领域的研发、生产、流通（包括批零、进出口）乃至医疗服务等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在新世纪的国际交往与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要求有大批富有创新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的新型医学人才。这样的医学人才，只有通过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相结合的完整医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加强医学人文学的建设是实施完整医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即在教学计划中除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外，还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其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把不同学科（课程）对人才素质的不同方面的培养作用整合起来，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医学人才。
有人曾预言“软科学将领导未来科学新潮流”。在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发展的21世纪，人们更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早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指出人文发展状况(人的健康长寿、受教育机会、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自由程度等指标的综合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这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人文发展状况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建设，以充分提高其人文发展水平。
在医学方面，由于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医学及医学人文学的发展对人文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因而世界各国尤其重视医学人文学的发展。一些国家在医学院校纷纷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的研究机构。仅美国而言，就有许多知名大学或其医学院设有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例如：（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Medicine;（NYU School of Medicine）Center for Medic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The Institute for the Medic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Buffalo）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Health Care；（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Life Sciences等。一些医学人文学方面的期刊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Literature and Medicine;Medical humanities;A literary Journal of the Health Professions等。为了培养医学人文学方面的专门人才，一些医学院校还设立了医学人文学方面的学位或课程，例如：（Harvard University）Program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Medical Ethics；（Columbia University）Certificate Program in Bioethics and Medical Humanities等。随着Internet技术的普及，一些医学人文学专业网站也相继出现，例如：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就建立了“医学人文网”等。这些都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强医学人文学建设的重要措施。
中国的人文发展状况如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还落后于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究其原因：中国虽然素有“人文学术之邦”的美称，人文科学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且有较深的造诣，但往往是“为学术而学术”；中国的现代医学自近代以来也突飞猛进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往往也只是“为医学而医学”。也就是说无论是医学还是人文学都是孤立地发展，两者在关心人的健康幸福和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做得很不够。这就要求医学要从实验室走出来，面向社会；人文科学要从图书馆走出来，面向人群。即实现医学与人文学的完美结合。在世纪之交，中国在医学人文学建设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相继成立了一些医学人文学研究机构，如：大连国际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医学人文学研究中心等。也有一些医学人文学方面的杂志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如《医学与社会》、《医学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中华医史杂志》等。然而，对一个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且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医学人文学的发展与其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极不相称。因此，在世界追求人文回归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强医学人文学建设是适应世界科学发展趋势的需要。
①杨叔子，相互渗透 协调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9页。
②梁浩材，社会医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第40页。
③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