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

司机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司机面对气势汹汹的抢劫者，没有丝毫抗争的意思，因为他明白，在这样一个暴力群体下，他弱小的抗争是徒劳无力的，“我”奋不顾身的相助，也只是以卵击石，在他看来极为可笑。虽然他损失了苹果，汽车，但是他保全了自己，当“我”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已经摇身变成了看客，一个能在“我”身上获得补偿性满足感的看客。最后，司机拿了“我”的包与抢掠者一起离开，因为他发现在“我”面前他是一个强者，在“我”身上，他可以肆无忌惮获得强者的满足感。所以与其说这个司机是一个复杂的人，还不如说他是一类拥有看客心理，世俗化，愚昧麻木，欺善怕恶，圆滑世故的病态群体。

山民

山民是暴力的代表。山民看见抛锚的汽车，然后就像参加日常生产劳动一样，有条不紊地搬运起苹果来。“我”上去阻挡，结果被狠狠打了一顿，就连原本天真可爱的小孩也很暴力，“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拿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这些人就像野蛮人一样暴力无情。在一批抢掠者之后，又来了更大一批抢掠者，抢了苹果然后开始卸汽车，最后汽车“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

父亲

父亲没有与恶为伍，而是一个用心良苦，温暖的人，他就像阴天里的一缕阳光，给人温暖，照亮黑暗。同时他还承载着现实世界里所有父亲对儿子深厚的爱。

在余华的这部作品中，展示了青年成长阶段在迈向成人世界时的种种遭遇：理想与现实、抗争与无奈、残酷与温暖、失去与收获等。可以发现，作品中还透露出两个更深层次问题：一是青年所接受的成长教育的悖论，二是在青年成长过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

首先看成长教育中的悖论。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一个红色的书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书包里装着的，是我迈入社会前所做的一切准备。“我”是在得到父辈的允许或者是在父辈的要求下，踏入陌生的现实社会。因此，“我”是在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遵从于父辈的青年。由于我从未曾真正走入社会，所以我所准备的只局限于“我”的间接体验。在现代社会，这些体验更多的是来自于教育，来自于家庭中的父辈与兄长的，来自于学校专业教师的，也包括“我”的小生活圈子。这是“我”红色书包中差不多所容纳的全部内容。然而，在社会及个人前途不可知的情况下，机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导致“我”过渡到成年阶段必须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

“我”对整个世界抱持友善的态度，一路上对着群山就像对着自己的朋友。我遇到卡车司机，满以为“我”付出后必然有回报。司机跟我侃侃而谈，搭着“我”的肩膀，诉说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便把他看做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看到有人哄抢苹果，出于正义感和对朋友的忠诚，“我”必须去阻止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盗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眼见他人遇到困难而坐视不理，也是不可以的。于是，“我”挺身而出，用正义的行为去阻止他们，使世界恢复到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中去。然而“我”失败了，这暗示着“我”所接受的教育的失败。而那个司机朋友竟然也背叛了“我”。他看见“我”被打，表情竟然越来越高兴，最后还抢走了“我”的背包，与那伙盗贼同上了一辆拖拉机，消失在了公路上。在这里红色背包被司机抢走，实际上暗示了父亲交付给“我”的经验在“我”的现实里成为不可能。“我”需要重新发现和认识。司机代表了一种当下的社会现实，不可理喻，也不可信任。睁这是“我”所接受的教育里所不会提到的，无论是从书本上、家庭中、学校里都不会向“我”解释这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我”又该如何去饿“我”所被灌输的思想是规约“我”如何去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于是，“我”拥有了教育所要实现的理想化人格，而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个人如何能在重重矛盾中避免伤害，获得发展，却不是教育关键所在。因此，在“我”的眼里，成人世界只有美好。“我”所接受的教育来自于“我”的父辈及其所属的成人世界。来自于成人的教育，却在成人的世界里被推翻。这一成长教育中的悖论令人深思。

其次，再看青年成长过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问题。通常，青年成长路上，领路人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充当青年成长中的指导和教诲的角色。十八岁那天“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从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抛入现实社会，开始孤独地面对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无目的，没有方向。因为“我”出发前就没有预设的目标和来自成人的导向。当“我”坐上汽车，虽然是向自己来时的方向行驶，但“我”仍然觉得舒服。因为“我”没有方向。

接着“我”想要找个旅店。寻找旅店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青年在进入成人世界中对现实生活的归宿和自我精神所属的一个寻求。旅店象征人生道路上的一程，“我”要在这个旅途中不断地寻找和尝试新的落脚点。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对世界进行不断地认识和体悟，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我”坐在车上问司机，要去哪里，他也说“开过去看”。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些人物影响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社会的认识。青年在观察这些人物扮演的社会角色中逐渐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中，会发现余华将主人公与外在世界的人们之间最大限度地陌生化了。所有的人物都是模糊不清和无来由的。就连那个唯一和主人公发生过交流的司机也是无章可循，喜怒无常。成长领路人的缺失，使得主体仿佛被置于社会的荒漠。

这篇小说的情节十分荒诞，充满了掠夺与欺骗。为了搭便车，“我”向司机敬烟，司机接受了“我”的烟，却粗暴地拒绝“我”乘车；“我”凶狠地呵斥他，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而且还要“我”在车正开着时去车厢取苹果；汽车抛锚了，司机不但不着急，反而在旁边认真地做起了广播体操；有人抢劫车上的苹果，他竟然无动于衷，只对“我”被打破的鼻子感兴趣；抢劫又一次发生，“我”奋不顾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同情和帮助“我”，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最后司机也参加到抢劫者行列里去，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从表面看，这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诞的，但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正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要求。现代主义文学往往不主张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这里的故事本身仅仅是一种媒介，或者是一种象征，因此，不能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来理解作品。其实，这篇小说正是通过“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经历，表现对生活的一种感受。显然，作者的指向是现实生活的荒诞与虚伪，想要凸显的是人世之险、人性之恶，这也是余华对现实冷峻思考的结果，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在这里，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读者一种荒诞离奇的感觉。读者越是感到离奇、荒诞，不可思议，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反传统的，荒诞性是其艺术特征之一。单从这点看，《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现代派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小说通过十八岁的“我”的眼光对现实世界做了真实的反映。尤其是看到被抢的司机不但不愤怒，不阻挡这种抢劫行为，反而“哈哈大笑”地与抢劫者共同坐在拖拉机上，而且还抢了“我”的背包。初次阅读作品的，一般都无法理解司机的这种行为。其实，这里面有作者的隐喻。这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荒诞的，但仔细一想，这并不奇怪。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撞击，人们的是非善恶观也发生了变化。

《十八岁出门远行》写于1986年下半年，虽然经由青年作者改稿班进入《北京文学》，但《北京文学》并没有将它与改稿班上的其他稿子同时发表，它被提前刊发在1987年第1期的头条，这个位置足见该杂志对其的重视。20多年之后，这篇小说以“突兀”的姿态出现在了文学教育领域，入选人教版高中新课标教材第三册和语文版高中新课标教材第一册，这是中学课本中第一次收录先锋派小说家的文章。

《十八岁出门远行》最初发表时得到了《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和副主编李陀的一致肯定，李陀在看过小说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王蒙把余华的这篇小说与刘西鸿的《你不可以改变我》、洪峰的《湮没》看做探讨青年问题的小说放在一起来解读，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写出了“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单纯、困惑、挫折、尴尬和随遇而安”。

余华，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曾就职于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市文联，现定居北京从事职业写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随笔集《灵魂饭》等多部。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日、韩等文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入选韩国《中央日报》评选的100部必读书。曾荣获意大利文学基金会颁发的1998年度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澳大利亚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发的2002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