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接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的官衔，以十郡建“宋国”，受封为宋公，并受九锡殊礼。宋国为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

刘裕完成上述政治和军事上的措施后，东晋显然没有继续存在的余地了。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接受晋恭帝

宋建立之后，皇帝以司马氏为前车之鉴，有意削弱强藩，进行集权。有鉴于荆州屡为祸乱之源，便裁并荆州府的辖区，限制其文武将士的额员。为防止权臣乱政，宋武帝特下诏：凡日后大臣外出征讨，一律配以朝廷军队，战争结束后交回朝廷。

对于世族隐匿户囗，减少官府收入的问题，刘裕下令整顿户籍，厉行土断之法。规定政府所需物资，不准像过去那样滥行征发，而是派有关官员以钱购买。适当降低农民租税，废除苛繁法令，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即位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举善旌贤，访问民间疾苦。魏晋以来，皇室、官府崇尚奢华。由于是孤寒出身，宋武帝知道稼穑艰辛。他平时清简寡欲，对珠玉车马、丝竹女宠十分节制。

永初元年（420年），由于先前林邑乘晋末乱局屡屡侵扰交州，刘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又名占城），大军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内，歼灭了林邑的大半士兵，痛击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次年，林邑王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刘裕册封。刘裕还打算在永初三年（422年）进行全国总动员出征北魏，结果他在同年五月病死，北伐取消。

刘裕死后，年仅17岁的长子刘义符继位，史称少帝。朝政由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尚书令傅亮和中书令谢晦等人主持。刘义符继位后，嬉戏无度，不听徐羡之等人谏阻，并大肆调任以前的世子府与东宫的旧僚属官入职中央以及拉拢和调任有功勋的宗亲刘怀慎、刘遵考等人参掌禁卫军权，又在宫中训练武士。于是徐羡之、傅亮、谢晦等谋废少帝。同时，北魏趁刘裕病死，大举发兵侵宋。

景平元年（423年）二月，宋的洛阳、碻傲、滑台等黄河南岸重镇先后被魏军攻陷，黄河南岸重镇只剩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率军坚守。三月，宋廷调镇北将军檀道济王仲德领兵救援前线。四月，虎牢终为魏军攻破，毛德祖被俘，虎牢城内只有二百多宋军成功突围南还豫州。魏军攻破虎牢后，又陷许昌、围汝阳，刘粹派兵增援汝阳，同时又遣军袭击许昌魏军，魏军于是全力毁坏许昌城后撤军北归。

此战过后，宋的北部防线退至秦岭—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召另一位托孤大臣檀道济以及江州刺史王弘入京，征得二人同意后，以皇太后的名义，由檀道济“领兵居前”，闯入刘义符的寝宫，废刘义符为营阳王，不久将其杀害。七月，朝臣迎立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

刘义隆即位之初，徐羡之、傅亮居中辅政，谢晦则率原领军府所统精兵出镇荆州，檀道济继续领军出镇广陵。宋文帝最初隐忍不发，一面用其原荆州僚属王华为侍中，到彦之为中领军，以分徐羡之、傅亮的权势，接着又成功笼络到了王仲德、刘粹、张邵、赵伦之等开国元勋的支持，策反参与废立的另外两位元勋王弘和檀道济，还使心腹王华、孔宁子等人不断制造和散播针对徐傅谢三人弑君行为的舆论攻势，逐步孤立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元嘉三年（426年），文帝见时机已到，先后诛杀徐羡之和傅亮，又亲自督檀道济、到彦之、刘粹率军西进，将谢晦擒杀，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

刘义隆即位后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经过刘裕、刘义隆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年间确实为南朝比较安稳的时期。

刘义隆继位后即谋划夺回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占领的河南诸军事重镇。遂于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以右将军到彦之领兵5万，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舟师入黄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1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3万监征讨诸军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相继占领滑台、洛阳、虎牢等地，一度收复了河南北部。十一月，魏人大举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下旬，虎牢、洛阳、碻磝、滑台等地再度被魏军攻破，北魏军逼退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宋所得之地复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结束，宋魏恢复战前疆界。

北魏在统一黄河以北后想继续向黄河以南深入。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抄掠宋豫西诸郡县。三月，魏军兵临宋悬瓠城（今河南上蔡县东）下，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于同年四月，撤军北归。七月，宋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节度诸军担任北伐主帅，兵分三路并进大举伐魏：东路军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统帅，徐兖二州刺史刘骏统军继进，宁朔将军王玄谟为前锋率军入黄河，攻克碻磝及乐安，一直攻到滑台；中路军以太子左卫率臧质率军攻打许、洛一带，豫州刺史刘铄统军继进，一直攻到虎牢；西路军以雍州刺史刘诞为统帅，柳元景率雍州诸将薛安都、庞法起等攻破了北魏的洛州守军，收复弘农、陕城和潼关，逼近长安。

同年十月，宋军遭到了北魏的反击，东路军败退，中路军溃散。拓跋焘从黄河边南进，兵锋直指长江。率军南行直到瓜步（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境），声言要横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此时，北魏军队前面有大江，后面又有宋兵坚守城镇，北魏军队不但缺粮，还大量染有“疾疫”，只好退回国内。此战，刘宋“北伐败辱，数州沦破”，核心统治区域饱受战乱的摧残。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得知北魏发生政变，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遂发动第三次北伐。命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进攻，雍州刺史臧质率军攻潼关。青州刺史刘兴祖得知北伐，便上书刘义隆请许自己率七千兵从山东出发直捣中山，进军河北并取当地农作物补充军粮。刘义隆一心只想收复河南军镇，恢复刘裕时期的黄河一线的军事防线，没有听从刘兴祖的建议。七月，由鲁爽率领的中路军虽然很快便攻占了长社（今河南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拓跋仆兰，进而围攻虎牢；但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攻不下碻磝，后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破坏宋军进攻的通道。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军退还历城（今山东济南）。鲁爽、臧质等知晓东路军已退，于是和柳元景等退兵，这次北伐除恢复之前被魏军占领的一些城池外，基本无功而还。

刘义隆前后发动了三次北伐，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其中第二次北伐期间，北魏军沿途到处破坏，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元嘉之治因此结束。三次北伐致使宋国力大损，北魏兵马也损失过半，南北两朝都疲惫不堪，不敢再轻易动兵。

元嘉三十年（453年），刘义隆在赐死其弟刘义康后，为保护太子安全，大力加强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但不久就发现了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通过巫蛊咒死刘义隆的事，刘义隆欲废刘劭，赐刘濬死。但由于刘义隆迟迟决定不了新任的太子人选，更将决定实行废太子和杀刘濬的计划告诉了刘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密告给刘濬和刘劭。于是刘劭利用东宫所统万余精兵，抢先一步，于当年二月二十日，趁夜起兵入宫杀了刘义隆，当日便称帝，宠任和重用自己过去的东宫心腹将帅，更大肆清除和诛杀不归附自己和过去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

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依靠元嘉后期在雍州境内招募流民组建的雍州地方伐蛮军的力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先后攻克南洲，栗州等地。四月二十七日，刘骏在建康城南的新亭登位称帝，恢复元嘉年号。刘骏即位次年改元“孝建”，其私人生活极不检点，颇受后人诟病。但他在位时期也对当时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实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徐爰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改变了宋文帝朝过度偏重侨姓高门的现状，试图将各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整合进政权。在中央官制上，孝武帝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创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同时他还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扩充中央禁军的力量，创立直閤将军制度，复置卫尉，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了中央禁卫体系。更开始以制局监分领军之权，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地方上，刘骏还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刘骏还委任寒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经济上，推行土断，罢免侨户，抑制兼并，开禁江海田塘，赦免军户和奴婢，奖励养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设立台使，改铸钱币整顿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并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更始行检籍政策，把与商人等通婚、私下经商的士族，一律开除士族资格并黜为将吏。对那些被开除士籍，却不肯服役逃亡对抗朝廷法令的人员，甚至改用军法处置，抓到就斩杀，开南朝检籍政策之先声。

军事上，罢除军户制，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汉末时兴起“世兵制”。同时鉴于元嘉末年刘宋北伐惨败的教训，他大力滋养战马，有意训练骑兵，以加强军备，并在部分适合养马的州镇实施奖励养马的政策，又“练莞训旅”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接受垣护之的建议将青州州治由远离前线的东阳城移并到第一线的历城与冀州并镇以巩固边防。

文化上，弘扬儒学，建造孔庙，自东晋南渡江左以来被废绝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又重新恢复，同时进行了系列的礼制改革，以恢复礼乐制度。对于佛教，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扬佛教，礼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肃沙门，建立僧官制度，利用僧官管理僧众，实现了朝廷对佛教徒的控制，以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整顿佛教不正之风。孝武帝的上述积极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深化。

孝建元年（454年），臧质阴有异志，企图假借刘义宣之手来颠覆宋朝，于是鼓动刘义宣叛乱。叛乱爆发后，很快被柳元景、王玄谟等人平定。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又借机派沈庆之等迅速平定坐镇广陵的竟陵王刘诞。孝武帝在位时期，虽有刘义宣、刘诞之乱，但都很快便被平定。同时，孝建三年（456年），孝武帝又实行“青冀并镇”巩固边防，因此其统治的11年是相对安定的时期。在对外军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进犯刘宋青、兖二州，孝武帝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调积射将军殷孝祖赶赴前线，又派遣司空参军卜天生率领大军等会师，一起抗击北魏大军，成功击溃魏军，并趁胜收复了济水以北的部分失地。此次宋魏青州之战，是宋自文帝的三次北伐失败以来对北魏取得的首场大胜。

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又遣军在北阴平一带，再度击溃北魏军。孝武帝虽在其在位期间，军事上几次小胜北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举措，但同时其本人生活上的骄奢腐败颇受传统史家诟病。特别是在他统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简政的风格，开始居傲自满、好酒奢靡、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负担。孝武帝为解决刘义隆执政时期频繁让“宗室出镇重要州镇”，导致地方宗室力量过强的问题，推行了一系列贬抑和削弱宗王势力的措施，同时残酷镇压和诛杀部分实力较强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将南平王刘铄、竟陵王刘诞、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杀死。虽然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其死后十几年间宗室激烈内斗埋下隐患。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刘骏病死，庙号世祖，谥号孝武皇帝。太子刘子业即位。

刘子业即位初期，朝政由顾命大臣刘义恭、沈庆之、柳元景、颜师伯、王玄谟五人和内廷中枢大臣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共同把持。但不久，沈庆之、王玄谟遭到辅政集团孤立排挤，戴法兴与刘义恭等人结成同盟，威福自专，更打压和贬黜吏部尚书蔡兴宗。

永光元年（465年），早已对辅政集团不满的刘子业借事赐死戴法兴，转调巢尚之，削夺和架空颜师伯等人的权力。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人暗中谋划废立，却被沈庆之告发。于是刘子业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并杀其四子，杀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刘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刘伯禽。清除辅政集团后的刘子业不仅未能安定政局，反而日渐暴虐狂悖。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之后又杀新安王刘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刘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刘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刘子业的父辈。刘子业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刘子业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

永光元年（465年）十月，湘东王刘彧与其弟建安王刘休仁，心腹阮佃夫、李道儿、王道隆等共谋弑君，并暗中联络刘子业的左右侍卫寿寂之、王敬则、姜产之等人伺机发动政变。于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华林园趁刘子业在竹林堂前与巫师射鬼之际，将他弑杀，刘子业史称前废帝。刘休仁等人随即奉迎刘彧入宫即帝位，即宋明帝。

刘彧弑君称帝前的一个月，江州长史邓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废昏立明的名义，拥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刘子勋，号召四方讨伐建康的刘子业。刘彧抢先一步杀掉刘子业称帝后，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拥立刘子勋（时年十一岁）登基为帝，年号义嘉。刘子勋登基后，果然获得各地宗王、方镇的支持效忠（因为当时出镇地方的宗王，都是孝武帝的幼子），使得刘彧政权的号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更险恶的是，刘子勋与各方镇都谴责刘彧篡位自立，纷纷出兵从四面八方讨伐建康。当时刘彧的弟弟们都在中央，支持兄长即位；孝武帝的儿子们则多在地方，支持刘子勋，宋朝宗室形成文帝系与孝武帝系两方内斗的局面。

刘彧即位时虽然领土、人口都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经之前的孝武帝的集权改革后，此时宋的地方势力被大大削弱，中央军力量空前强大。于是刘彧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军，采取各种积极手段：一、采用才干名士蔡兴宗的意见；二、重用吴喜、沈攸之、张永、刘勔、萧道成等武将；三、放权给诸弟刘休仁等人积极平乱。于是上下一心、兵强将勇，先定浙东，打败刘子房；再西上攻陷江陵、寻阳，因此能成功消灭刘子勋政权并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最后全面诛杀孝武帝子孙。

刘彧即位后延续孝武帝用寒人操纵朝政，典签监视州镇的政策。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他诛杀靠镇压刘子勋的功劳而执掌大政的弟弟刘休仁、刘休祐，其兄弟辈东海王刘袆、巴陵王刘休若也被杀，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无才能而免于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孙死者数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刘子勋政权，担心刘彧对自己下手，举城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到泰始五年（469年），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线基本退至淮河，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此时宋与北魏基本以淮河为界，史称“泰始之祸”。但明帝诛杀宗室诸王，并未能实现他巩固皇位的初衷。刘彧虽在即位初期任贤用能，大力革除前废帝时期的弊政，颁布了多项废除苛捐杂税，减免赋税，去繁就简的政治举措。但他在“泰始之祸”后便开始渐失意志，纵情声乐，使朝纲始终不振，以致晚年经常“载深矜叹”。刘彧晚年猜忌心极重，为了保证其子顺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门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宋末期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刘彧病死，其子刘昱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刘休范据州起兵，率军2万东下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拒战有功，升任中领军，总帅禁军，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权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够得以交结地方军镇都督，借此扩张势力。元徽五年（477年），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之后欲亲理朝政，试图将宫中内外大权悉数收回，准备剥夺萧道成禁军职权，遂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同年七月，萧道成收买刘昱的侍从抢先一步派人弑杀刘昱，立其弟刘凖为帝，自执朝政。此时，仍忠于宋朝的大臣袁粲、刘秉、沈攸之、黄回等先后举兵讨伐在建康弑君废立的萧道成，但都被残酷镇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扫除一切障碍的萧道成逼宋顺帝刘准禅让皇位，改国号为齐，并杀尽所有残存的宋宗室，灭宋。

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朝代。强盛时，据关守河，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其统治地区北部与北魏划黄河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云南，南至越南中部横山、林邑一带。

刘裕病死后的公元423年，北魏趁机攻下宋在河南的北部三镇(洛阳、虎牢、滑台)和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此后三十年，宋的北部防线大致维持在秦岭（今陕西宝鸡）—卢氏（今河南卢氏北）—汝阳（今河南汝阳县北）—颍川南（今河南许昌南）—项城（今河南项城北）—淮阳（今河南周口东）—考城(今河南商丘东北)—济阴（今山东菏泽市）—东阿（今山东聊城东）—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武城（今山东德州西北）—新乐（今山东宁津东）—阳信（今山东滨州阳信、无棣境内）一线。宋文帝第一次北伐一度收复河南北部，但仅过十个月就复失。北魏虽曾于宋第二次北伐期间一度深入宋境内，但又于次年迅速撤兵。宋不久组织第三次北伐，再次兵临黄河，后因“青徐歉收”退兵，防线维持至秦岭—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长社城（今河南许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荥阳附近）—济水沿线—山茌（今山东济南长清区）—乐陵（今山东省滨州市一带）。

大明二年（458年），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战胜利后，趁势收复杜梁、申城、临邑、縻沟等在元嘉北伐期间被北魏侵占的青兖边界附近的黄河下游的济水北岸的部分城池。大明八年（464年）时宋魏疆界东北以黄河为界，中北以济水—鲁阳（今河南鲁山县）为界，西北以秦岭为界。孝武帝之后朝政混乱，内斗严重，无暇顾及边防。到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爆发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战结束后，宋再失山东和淮北，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淮北只剩海州，国土边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线。

宋朝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州是第一级行政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尹、郡、王国、公国（部分）是第二级行政区。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尹，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是第三级行政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由于宋朝历经数次侨州郡县的合并，在东晋许多没有实土的虚设的侨置州郡在宋则成为既有实土也有户口的真正州郡。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宋初国内共有25州。经宋孝武帝任内的州郡合并和实置的改革，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共有22州：青州、冀州、司州、兖州、徐州、豫州、南兖州、南徐州、南豫州、扬州、江州、荆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

刘裕以寒门庶族身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凭借着与北方流民为主的北府兵组成的寒门武装集团，以显赫军功，最终改朝换代，结束了东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此后经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三代的努力，逐步将军政大权和地方控制权悉数收归皇权，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限制士族的政治特权，削弱士族的经济实力，并通过重要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寒人掌管机要之职，设置出一批高位但无实权的虚职安置王谢这样的士族，同时以宗室出镇重要州镇，并设立典签监督控制地方宗室和州镇，从而回归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也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机要，士族居虚位，宗室镇要州，典签控州镇”。由此，秦汉时期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经历魏晋以来的低潮波折后开始走向复兴。

晋末的北府兵在宋初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变成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虽然在宋孝武帝时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的军事基础。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刘宋重新确立。

为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宋帝往往利用出身微贱而有实际才干的寒门来控制中央各部门，如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实际把持了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这样门阀士族就被剥夺了实权，他们只能依附于皇权而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门阀士族尽管瞧不起那些拥有大权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绝和他们交往，并以门第和婚宦自相标榜，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仍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而且，由于门阀士族人士的实际政治才干因优越的地位而每况愈下，也使得他们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动辄得咎，频遭杀戮，越来越走向衰败，至南梁末年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刘裕称帝后，除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外，对地方则限制州镇的州府置将和官吏数额，如规定荆州前者不可多于二千人，后者亦不可多于一万人；另其他州府置将及官吏数亦不分别不得多于五百人及五千人。为防止权臣和宗室拥兵，他特别下诏命不得再别置军府，宰相领扬州刺史的话可置一千兵。同时他吸取创建政权时获得的经验，以“荆州居上流之霞，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规定只能由皇子作荆州刺史；又因扬州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国基础，扬州也必须由宗室亲近充当刺史，同时规定但凡大臣或宗室外任要职要需军队防卫，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军队，事情完结后军权都需交回朝廷。

至宋文帝时地方的其他重要州镇也多由宗室出镇，同时又为这些出镇重要州镇的宗室配置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加以监督和教导，对其进行掣肘。南朝各代沿用这一惯例，并不断削弱荆州等军事重镇的实权。宋孝武帝时全面改置地方州镇，东晋时期最为强大的荆、扬二州被悉数分割，其原先的营户兵力一律迁至建康，原来的荆、扬地域，则形成荆、雍、郢、扬、东扬五州相互牵制的格局，东晋百年荆、扬对立威胁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彻底终结。孝武帝即位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宗室的控制，设立寒人典签控制地方州镇，让他们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他们负责监视州镇长官和宗室，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为配合统治者集权改制和抑制豪强的现实需要，宋朝在一些法律领域对魏晋时期的律令作出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宋统治者对魏晋以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进行了系列整顿。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就两次整顿选举法，为配合土断的需要推行土断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进行了整顿，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宋孝武帝时曾对刑法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的创新和改革，在审讯制度方面，孝武帝规定对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须亲自参加审讯，同时规定“若两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同时鉴于魏晋以来，刺史、太守皆带军职，甚至不少县令也带“将军”的称号，他们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决”或借口执行军法任意杀人，而不顾正式的刑律，导致刑法制度紊乱“法不责众”的局面频繁出现，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说：“如果不是战场作战，不能再擅自杀人。如罪大恶极该当处死的，也应该遵循国家的法律条文先行上报，有关衙门要严加督察。再有违犯者以杀人罪论处。”此条法令的颁布在当时是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宋朝前期北府兵独大，成为中央军与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故此时仍以世兵制为主；元嘉后期，为了应对荆雍地区蛮族的需要，担任伐蛮总指挥的刘骏（后来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区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雍州伐蛮军，后来，孝武帝刘骏正是凭借这一支荆雍兵击败了建康的中央军夺取了帝位，此后，雍州豪族集团（荆雍兵）逐渐取代了北府兵集团的地位。孝武帝即位后进行军制改革，大力恢复秦汉以来的“征兵制”。此时世兵制衰落，军队主力逐渐被募兵制和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领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为刘宋末年军队中的精锐核心。

氐族杨氏家族在陇右一隅建立的仇池在晋末一度占领汉中，后来刘裕征蜀时，顺带发兵反攻仇池，仇池一溃千里，被迫撤出汉中，献上降表。宋建立后，仇池向其称藩，宋封杨家为车骑大将军、加侍中。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王杨难当趁宋北伐失利图谋夺取汉中，全力进攻宋的益州，宋文帝大怒，发兵反击，不久便攻入仇池境内，驻守仇池的主将向宋投降，仇池国土大部分归入宋。仇池的残余势力退到阴平苟延残喘。

宋国内的统一程度远强于之前强藩割据，地方势力强大的东晋，这必然作用于它的农业发展。同时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代都不同程度实行过劝课农桑，减免税赋的政策，至孝武帝统治后期前的四十余年间，除发生过几次高层权力变动外，民间并未发生过大的动乱和灾难，因此这四十余年间，刘宋的农业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南方经济也得到稳步提升。同时刘宋相对北魏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与泰始之祸左右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刘宋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义兴）是中央财库、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

宋的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余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由于宋朝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刘宋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国家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开始在江南发展织锦业。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瓷器的烧制技术在刘宋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余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宋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造船业也十分兴盛，如宋末沈攸之起义反萧道成时，荆州作部曾“装战舰数百千艘”，而且三吴运河网也持续修造，到南齐时已大致完成，畅通了三吴与建康的交通。

对于宋疆域内的人口数目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学者葛剑雄认为宋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人。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全国约有20,000,000人，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计全国有23,700,000人。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隐匿人口现象频繁发生，宋虽然在宋武帝时期和宋文帝统治前期几次施行土断，但至宋文帝中后期以来，士族巧取豪夺的问题又频繁出现，孝武帝刘骏上台后，为此曾推出系列举措加以制止和限制，但除荆雍扬为核心的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收效恐怕并不明显，同时元嘉末年，北魏在宋的江北六州烧杀屠掠，使得江北六州人口几乎损失十分之四五。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纪录，国家在编的户口有901,769户，5,174,074人（不包括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数），但因为十多年前发生北魏在宋江北六州的烧杀屠掠，使得当地人口大减，以及孝武帝统治后期的463-464年浙江等地因大面积旱灾发生大饥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元嘉之治时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150万户，900万人，如果再加上各地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数，实际人口应当超过1000万人。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

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此外，书画、围棋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画山水序》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也以陆探微、宗炳、王微等人的成就最为显著，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宋帝在建康修建了一些宫苑，庙堂，但由于年代久远，战火频仍，基本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东汉末年以来，“儒教尽矣”，而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试图振兴儒学，尤其是宋孝武帝时期，儒学更是得到了孝武帝重点扶持和优待。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两百余年间，一直被废置祭祀孔子的仪式不仅被宋孝武帝恢复，而且孝武帝为恢复和振兴儒学，大力在民间建造孔庙，同时也进行了系列礼制改革以恢复儒家的礼乐制度，又多次下令整修学校，礼敬当时的大儒。对于宋武帝、宋文帝时期儒学发展情况，沈约在《宋书》记载：“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颇有前王之遗典......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

在理论层面，以颜延之、宗炳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儒学的状况及其困境，探索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试图援佛入儒，提出儒佛兼综思想。因此儒学在宋朝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复兴。

佛教和道教在宋时都得到了重大发展。配合重新确立皇权政治的需要，宋帝对宗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佛教方面，自宋武帝以来大都采取了扶持并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现为迎请礼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设立法会、延僧讲经、敕令皇室子弟师友于僧尼、与崇佛邦国往来交流等方面。其中，对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现为借其神化皇权、护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获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的思想来为其政权作神圣性及合法性之论证，以此扬己之德，稳固政治。佛教因素对传统礼制之渗透又为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结合之重要特点。但同时，宋帝对佛教并不是一味纵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统治为原则，适时施行了一些相应的管制措施，如宋孝武帝时期对沙门进行了系列整顿，并建立僧官制度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限制佛寺塔像之兴造、沙汰无品行的僧尼，正是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发展得到了较为有效之引导与管理，从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过度伪滥而遭遇法难的命运。总之，宋的佛教政策促进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发展。

道教方面，由于孙恩、卢循的天师道在东晋末年遭受刘裕的沉重镇压和打击，所以在宋朝建立后，天师道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整，以改变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权之庇护，主要表现为迎合政治、向新政权表忠诚等。随着天师道及道教其他诸派之整顿改革，宋帝开始适时采取了对道教人士进行礼遇、笼络之举措。到宋明帝时开始对道教人士多方迎请和优待，为其修筑道馆，任命道馆馆主。同时，宋朝统治者还十分关注上清、灵宝等道派经典的搜集整理者，这对诸道派之发展及统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被宋诸帝所征召礼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洁之品行，且学识渊广，博通儒玄释道，对其之礼遇笼络不但有利于促进冲淡、纯朴之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益于敦风化俗，还利于促进道教内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扬乃至道佛间的论释辩难，从而促进学术之争鸣与繁荣。

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医学就是从宋朝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宋大明六年（462年），由祖冲之制成的《大明历》首次引入了“岁差”的概念，大大提高了历法计算的精度，被称为“甲子元历”，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末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祖冲之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宋前期与北方的夏、柔然、北凉、吐谷浑、黄龙国（北燕）都有外交联盟关系，吐谷浑、北燕和北凉更向刘宋称臣。宋和这些国家联络主要是为了共同牵制北魏。其中宋与柔然、吐谷浑的联盟关系最稳固也最持久，对北魏的危害和牵制也最大，因此北魏欲伐宋时每次都要先向北防范柔然的主力，然后才敢在隔年大举伐宋。

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夹击；宋亦借机加强内部统治秩序的建立，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伺机北伐，收复失地。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向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虽然宋称北魏为“索虏”、北魏称宋为“岛夷”，但他们仍不定时的互派使者“交聘”，维持南北的交涉往来。在南北史书上的记载上也各有偏颇扭曲，如《魏书》和《宋书》都称对方向自己朝贡，但是实际上双方是一种平等关系。北魏与宋曾有五年的互市贸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后，北魏派使者“求通户市”，宋孝武帝在与公卿大臣广泛议论后，决定答应互市。两国官方的贸易关系，大约持续到458年边境发生小规模战事而止。

宋与东北亚的倭国、百济、高句丽等都有密切的朝贡关系，倭国曾对宋朝贡十多次，史书记载有五位倭王接受过宋的册封；百济也多次向宋朝贡示好，宋朝后期百济与宋的关系更形紧密，似乎结成军事同盟共抗北魏。高句丽在泰始五年（469年）前一直选择向宋称臣纳贡，维持了40多年。但当北魏攻下宋的山东和淮北后，高句丽与宋的关系开始疏远。

终宋一朝，玉门关以西的滑国、龟兹、于阗、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题国、渴盘陀国、末国、波斯等均有朝贡宋的记录。由于河西走廊当时已被北魏掌控，故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使臣一般是从岷山道进入宋的境内。宋的海上贸易更是一度到达了波斯。当时人对前来朝贡宋的各国使节接连不断的情况记载：“爰命干戈，象蒲之绝，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

永初元年（420年），由于林邑（占城）借晋末乱局屡屡侵扰交州，刘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大军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内，歼灭了林邑国的大半士兵，痛击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次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到宋廷入贡，称臣，并获刘裕册封。

但到范阳迈之子范咄即位后，林邑虽也多次遣使入贡。但屡屡要求宋朝封他为交州刺史“领交州”，每次都遭宋拒绝。范咄亦常派兵入侵交州，但每次都被宋反攻回去，后又向宋朝谢罪纳贡。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林邑再次入侵，反复无常，宋文帝大怒，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对宋甚为恭顺，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进贡。

此外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也有与刘宋的朝贡记录。宋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既发展了海外贸易，又扩大了宋的影响力。

宋时普遍习惯兴起了追求个性自由、民族开放、多元文化的风气。作为南朝的知识分子大体顾大局，不再负隅顽抗，正所谓“无声胜有声”，这体现了一种理想乐观主义的情怀和豁达大度的心境。如阮籍因不肯与司马氏通婚，而在媒人面前大醉六十余日。在南朝也兴起了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应付之。这种开放性表现于地域上和观念上。在地域上主要是开放地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同时中原文化也向周边地区扩散，整个社会不存在交流的禁锢。观念上的开放突出的表现于对女子束缚的放松，女子多享有较多的自由，如当时的妇女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抛头露面，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记载士女游宴的事，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聚会、游春，妇女的发式服饰也可以反映她们的地位上升了。

宋在承袭秦汉遗俗的基础上吸收了少数北方民族服饰特色，稍作了些改动，主要体现于个别服饰的主色上。宋的服饰就比较随性，主要追求的就是轻松、自然、舒适。

男子服饰都是大袖宽衫博带，而且大多名士都是不穿中衣只穿外衣的，有些正常些的会在里面穿件类似于吊带衫的衣服。

女子的服饰一般就是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不同于男子的宽衣博带，女子上衣部分紧身合体（受游牧民族影响），但仍是广袖。下裙为多折裥裙，裙长及地，下摆十分宽松，比较随意，多表现俊俏飘逸的的效果。贵族妇女还喜欢带很多繁盛的装饰，这应该与宋的奢华糜丽之风有关吧。

总而言之，宋的服饰与魏晋一样，较之秦汉，宽松简洁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