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多次军事胜利，只是赢得了更多雇佣兵订单罢了。各州政治上的无远见，导致军事行动的政治目的基本成为泡影。瑞士逐渐沦为梵蒂冈、法国国王、神罗皇帝三国演义的附属品。尤其是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惨败后，旧联邦的扩张宣告结束。长年陷入意大利战争，为瑞士带来了雪花般的雇佣兵订单。肆虐的黑死病，却让旧联邦衰落了。

然后宗教改革的飓风突然吹了起来，瑞士诞生了与马丁·路德齐名的改革灵魂人物——茨温利。一个信仰上充满着极端理性成分的牧师，并希望建立以苏黎世邦为首的邦联领导体制。他期望联合德国诸侯，将瑞士塑造成为欧陆新教强国。把上帝、瑞士、苏黎世这三个目标融合到一个行动中去。

摆在茨温利伟大理想前面的有三个障碍：

首先是新教内部。改教者们并未统一新宗教的信条，马丁·路德对茨温利信仰中理性成分的怀疑，胜过了对瑞士改教的喜悦。德国诸侯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但马尔堡会谈和统一城市信纲的做法都失败了。苏黎世最终陷入了孤立，而新教盟友伯尔尼，也担心苏黎世的领导，威胁自身地位。

其次是天主教徒，尤其是林州同盟。他们仍尊梵蒂冈为宗，并严禁任何新教传教行为。为了对抗新教，不惜与瑞士宿敌奥地利结盟。

最难处理的是苏黎世对茨温利的态度。瑞士各城邦权力核心是市民自治议会，茨温利的宗教领袖地位在带来巨大声望和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质疑。新教改革所谓的政教合一，只是表面上苏黎世议会的一种妥协策略，茨温利从未取得宗教之外的更多权力。人们惧怕凯撒的产生，这种恐惧远超过阿提拉的入侵。

到了1529年，因为奥地利的介入，新教与天主教爆发了冲突。这多少是茨温利希望的结果，他也被议会小心翼翼的赋予了军事权力。苏黎世首先联合伯尔尼一起集合了军力，进驻卡佩尔附近，对面就是楚格州边境。天主教徒一时慌了手脚，在第三方的提议下，决定议和。这毕竟是百年来旧联邦内部的第一次冲突，人人自危。

由于苏黎世人对茨温利执掌兵权的怀疑，配合了伯尔尼人的小算盘，加上天主教大谈旧联邦情谊。第一次卡佩尔之战就在这种瑞士一家亲的气氛中仓促结束了，没有流一滴血。

但茨温利，这个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目睹马里尼亚诺战役惨败的瑞士人。有着比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拥有更多的军事经验的。悲观的作出了惊人的预言：你们所要的和平，只会带来更大的战争。而我所要的战争，会带来持久的和平！

1531年，新的战争果然来了。在互相指责对方都违反和平条约后，苏黎世率先发起经济制裁下。

这次，天主教势力抢先动手。10月4日，各天主教州在卢塞恩，向苏黎世宣战。他们组织了8000人的远征军，迅速的从楚格州向北开拔，接近上次战争的起点卡佩尔。由于天主教五邦指责苏黎世引入了斯特拉斯堡这些外国势力，破坏协定，自己也就不敢接受奥地利的军人。全军中仅有100人的意大利志愿者参战。这对苏黎世而言是个好事。何况他们也并非没有戒备。

1500名苏黎世士兵在一个名叫格耳德利军官的统帅下，于10月10日下午到达卡佩尔镇驻防。随后到达的炮兵携带了六门轻炮，这些火炮在后来的战事中对天主教军队产生了极大威胁。

天主教州的动员部队，还在陆续往卡佩尔集结。防御方的人数处于劣势，但基于防守地理的优势，苏黎世仍有机会在此偷袭并阻击住敌人的进军。可这种主动阻击的机会被指挥官格耳德利的战术部署扼杀了。

格耳德利首先不可理喻的放弃了任何间谍行为，并对军事委员会要求他积极与敌军接触的要求置之不理。他的理由是给予的命令主要是延迟向阿尔卑斯山脉进军的敌人，并保证能够撤退与增援的主力汇合。故而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龟缩防御策略：

为了更好的延缓敌军，将前沿阵地设置在卡佩尔镇以北500米的绍伊仑（Scheuren）高地上，靠近交通要道。

为了撤退时，保障所谓的火炮安全，而把大炮都隐藏了起来，没有布置在高地正面的斜坡上。这本来可以大量杀伤通过平原和道路的敌军。

因为确信有主力援兵，集中全部兵力于绍伊仑高地，放弃了分兵在侧翼布肯瓦尔德利森林布防。甚至没有派驻斥候，也没有设置撤退道路上应有的掩护。

简单说，格耳德利的心态就是希望敌人知难而退放弃进攻。先保全自己等待援军来了再开战。可他所倚重的主力援军只来了800人。

布肯瓦尔德利森林

由于之前的和平导致了几年的松懈，军备因此被削减了。茨温利的独裁作风也逐渐被苏黎世人厌恶，以他为首的主战派威权遭到了极大质疑。茨温利甚至被威胁绑架与谋杀。

这种政治上分裂的恶果十分明显，苏黎世因为入侵的消息反而陷入了混乱。反茨温利势力拖延了军事决策，直到10月10日晚上才发布了总动员令，仅征集到800人。军备物资、补给也非常糟糕，每100到125人才配有一门火枪（滑膛枪或者火绳枪）。因为缺乏马匹、马车，居然无法运送大炮。大部分人作战的武器仅是剑、战斧和瑞士战戟。原本苏黎世尚有1400名士兵可供调遣，但他们被分散驻防到了其他要道用以警戒，而伯尔尼的盟军也迟迟未有回应。

尽管军事组织仓促、动员不足，这800援军也只能在第二天中午紧急开拔。在指挥官拉瓦特的率领下，精疲力尽的他们，在下午3点赶到卡佩尔。眼见形势危急，茨温利为鼓舞士气，与其他几十名牧师也抱着必死的决心，随之前往。他们到达时，天主教徒战斗的号角早已吹响。

天主教军在11日清晨就抵进了卡佩尔，一前一后分为两股。突前的是600人的先锋队，主力则携带加农炮紧跟在后面。

格耳德利见援兵未到，急忙做了战术调整，把部队分成了两股。一股固守绍伊仑高地，另一股携带大炮，在靠近布肯瓦尔德利森林边缘布防，形成左翼。但他很快发现这是徒劳的，因为高地上目测的敌军数量太多了。这时他想起了撤守修士山的建议，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但在那个时代，军人的荣誉与面子还是颇为重要，瑞士雇佣兵一向以勇猛果敢而著称，受到雇主普遍的赞誉。大家害怕背负怯战的名声，加上他们希望的庞大援军还在路上。于是决定等敌军靠近，在他们的视野下再行体面的撤退。

中午时分，天主教先锋发动了侦察进攻。他们向西运动，从卡佩尔的前方直插守军的右翼。在接近阵地400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猛烈的炮击。苏黎世的炮兵队长菲斯利没有遵守隐藏炮兵的命令，主动开炮了。这一下打懵了天主教军队，因为那时的作战习惯，只有大股部队冲锋前，才会齐发加农炮。

此刻天主教前军与主力距离尚远，一旦被高地的守军短促突击，可能会全军覆灭。而主力携带的炮兵因为包围尚未形成，还没有固定炮位，无法支援。于是迅速向卡佩尔南部的村庄撤退。格耳德利却制止了追击，错过了歼灭先锋的好机会。

由于炮击的效果，天主教一边也错误地估计了守军的实力，不敢直接正面进攻了。这倒是符合了格耳德利的期望。进攻者决定继续向东行军，企图绕过正面阵地从侧面进攻。由于苏黎世军没有驻防布肯瓦尔德利森林，于是天主教军在没有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到达森林的南部，并决定就在此寻找适合防御的地点扎营待命。

天主教士兵对指挥官的怯战感到十分不满。一名来自乌里州的教区教士长，擅自带领几个志愿者做了一次侦查。他们穿越森林去观察苏黎世的守军。教士长敏锐的发现，驻防森林边缘的步兵似乎在集结撤退，且敌军数量远比预计的少。他明白这是一个绝佳的突袭机会，于是迅速回营要求立刻发动试探进攻。

在乔赫教士长狂热的叫喊中，约400人的侦察分队组建起来，决定给这些新教徒留下一点深刻的人生经验。他们冲出森林，扑向正在撤退中的苏黎世人，在突袭中尽可能的杀伤对手。但对方毕竟是留着同样战斗血液的瑞士人，迅速开始了反击，并包围了从森林高处冲下的侦察分队。乔赫几次试图撤回森林，都失败了。

在这危机的时刻，天主教军的一大批志愿者赶来助战，并快速演变成了在没有统一命令下的总攻。7000多人都穿过森林后，凭着极高的战术素养，迅速排成密集的瑞士方阵，以一个宽大的正面发起进攻。长矛、长戟、混杂着战斧和阔剑，闪亮了整个山谷。有节奏的喊杀伴随着战鼓和军号，天主教徒们带着瑞士军团特有的森严纪律，坚定走向新教徒的防线，如钢铁洪流般的压来。

苏黎世的大溃败与茨温利之死

遭遇这种排山倒海之势的进攻，苏黎世人只坚持了15分钟不到，便全面溃败了。战斗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一直到夜里才告结束。交战双方不乏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不少人甚至是马里尼亚诺战役残存的老兵。过去的瑞士人即使做雇佣兵，也极力避免与同胞交战。但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分歧，引发了内战中最为血腥的仇恨，每个士兵都将人性之恶释放到最大，即使是曾经出生入死的手足同胞，也绝不姑息。

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苏黎世人总算抢回军旗得以撤出战场，抱存了一点颜面，但四分之一的新教战士已长眠战场。少数重伤未死的，也即将迎来天主教徒们打扫战场时的补刀。死者包括茨温利等几十名随军牧师。

林州同盟乘胜追击，几天后的夜晚再次偷袭苏黎世及其同盟军的营地得手。而伯尔尼州和德国新教徒们依旧作壁上观，眼看苏黎世兵败如山、威名扫地。在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后，第二次卡佩尔战争就以这样以苏黎世的陨落和茨温利之死宣告结束了。

消息传来，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们弹冠相庆，庆贺瑞士摆脱了魔鬼的控制。茨温利试图建立一个欧洲新教强国的梦想失败了，但他未能用剑完成的信仰事业，却不会结束。不久之后，一个羞涩的、弱不禁风的书生——加尔文，将用笔和圣经在瑞士小邦日内瓦，达成任何新教徒用剑所无法达成的伟大事业。正如茨温利临终所言：你可以杀害身体，但你不能杀害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