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反杜林论》和参与工人运动都对亚诺什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两件偶然事件也是让他参与共产主义的其中两个原因。1931年正是大萧条达到高峰的一年，众多工人失业，农民流离失所。卡达尔也失业了，他天天到职业介绍所消遣时间。当时职业介绍所并非只是职工们发牢骚的场所，也是诸多政党的宣传处。而这个环境也让他与共产主义逐渐拉近关系。9月，卡达尔遇到了一位五年未见的故交。那位故交已经成为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KIMSZ）的成员，并邀请正处在失业折磨中的卡达尔加入。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在一座普通住宅内，只有3个人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某支部正式接收卡达尔，并让他化名鲍尔诺。他们让亚诺什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并告诉他要做好进监狱的准备。卡达尔对此表示无所谓，他只是害怕挨他母亲的骂。

1931年6月，卡达尔加入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同年11月9日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罪名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1932年2月获释。这时正是霍尔蒂法西斯统治时期，法西斯主义者非常痛恨共产党，并通过大屠杀、严刑拷打等来迫害共产党人。1932年，因为一名间谍打入党内任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党内不少高层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很多年轻党员接替了他们的位置。1932年2月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布达佩斯区委委员。1933年5月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并自动转为匈牙利共产党（1948年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改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但是他也将一名受人尊敬，熟悉但有嫌疑的领导人打出党外，这也让他后来非常内疚。

1933年，亚诺什再次遭逮捕，在探监时，他的母亲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并央求他不要再参加革命了。但他并没有放下革命。被释放后，他在一家雨伞厂工作，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他正是启用卡达尔的化名直到终生。1935年6月21日，卡达尔和其他共产主义活动家再次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两年徒刑。在狱中服刑期间，他结识了匈共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领导人，也让他更加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释放后，卡达尔又回到了雨伞厂，尽管罪犯都是要剃头发的，但是厂主依然雇佣了他，他成为了公开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除了从事地下工作外，与普通员工无任何区别。但随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反动当局开始加大逮捕共产党员的力度，他被迫转入地下。1936年5月，共产国际以匈共中央没有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为由，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卡达尔一度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任社民党布达佩斯第六区委员会委员，不久成为该组织青年部领导人，1940年重返匈牙利共产党。

1940——1941年，卡达尔参加处于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改组工作。1941年任匈共布达佩斯区委负责人。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42年12月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流亡在苏联的匈共党员建立了国外中央委员会，参加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匈共在国内的组织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匈共党组织遭到霍尔蒂警察机关的严重破坏，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被捕入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卡达尔·亚诺什出面领导重建党组织。在整个二战期间，他和拉伊克·拉斯洛作为匈共国内派主要领导人，在匈牙利国内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同年6月，匈共中央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另行成立匈牙利和平党，卡达尔持反对意见，他希望改名为“匈牙利工农党”，但未被其他人接受。在1944年11月，主持国内中央日常工作的卡达尔将党名改回匈牙利共产党。1944年4月德军占领匈牙利后，卡达尔试图越境使苏联红军和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与国内处于地下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协调计划。卡达尔想要在铁托游击队的帮助下找到苏军，因此决定取道南斯拉夫，但在匈南边境被捕并判刑两年半。在狱中，他让认识他笔迹的人写一封信，送往党组织那里，匈牙利共产党知道此事，立即花重金聘请律师救出卡达尔。当时，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为退出战争和轴心国集团，试图与同盟国及共产党接触，同年10月签署停战协定后不久，纳粹德国扶植亲德的箭十字党势力发动政变，霍尔蒂被废黜，由箭十字党领袖萨洛希·费伦茨取而代之。同年11月，卡达尔从狱中逃回到布达佩斯，继续开展地下工作，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这时二战的战局发生根本改变，德军节节败退，苏军开始围攻匈牙利，胜利在望。卡达尔和匈共其他领导人在炮火中再坚持一年后，终于迎来胜利。

匈牙利解放后，1945年4月，卡达尔当选为匈牙利临时国民议会代表，同年11月在匈牙利第一届大选中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45年春先后任布达佩斯民主警察局副局长、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干部部部长。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员会书记。1945年5月在匈牙利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匈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9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卡达尔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

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合并，组成劳动人民党，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匈共“四大”）上，卡达尔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8年8月5日——1948年12月10日任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内务部长，1948年12月10日——1950年6月23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务部长。1950年6月23日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党群组织部部长。

1948年苏南冲突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掀起又一轮“大清洗”的浪潮。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波及匈牙利全党和全国。1949年6月，卡达尔过去的战友和领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拉伊克·拉斯洛因叛国罪被捕。而共产党书记、共和国的各个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也指称拉伊克“是美国的代理人、为警察工作的告密者、法西斯分子，要搞政变，杀害党的高层领导人（指拉科西·马加什、格罗·埃诺、法尔卡什·米哈伊）。”卡达尔对供词表示怀疑，指出其中的漏洞向时任匈共总书记的拉科西·马加什质疑，但是拉科西并没有填补这些漏洞，而是称“细节问题并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就是，拉伊克有罪。”最终拉伊克因被判叛国而遭到处决，和他有关系的人也同样受到牵连，作为战友和下属的卡达尔也不例外。拉科西多次影射：“卡达尔也不是无辜的。”但是卡达尔没有丝毫的害怕或紧张的心理，而是照常工作和生活。

1951年5月因“拉伊克案件”的牵连，卡达尔受诬告被国家保安局逮捕，在狱中受到刑讯逼供，最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5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拉科西一派开始失势。1954年7月，卡达尔被释放并恢复名誉，任布达佩斯第十三区党委第一书记，并从同年起长期担任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理事。1955年任佩斯州党委第一书记。1956年7月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回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匈党中央政治局还解除了拉科西·马加什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格罗·埃诺为第一书记。但是，格罗继续延续拉科西的极左错误路线，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濒临崩溃，拉科西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集团的统治已经惹得天怒人怨了。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工人学生和市民要求改正从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要求扩大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以及调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调整同苏联之间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在布达佩斯开始了一起游行示威活动，并穿过市内的各条主要大街，聚集在裴多菲广场上。他们呼吁要改革派主将、前总理纳吉·伊姆雷上台，清算祸国殃民的拉科西及其集团，并要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离开匈牙利。亲西方分子混入群众队伍，乘机制造混乱和对立。几个小时后示威者与国家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展开械斗；几名保安人员被杀，6辆汽车被烧毁；警察局、电话中心和《自由人民报》编辑部等重要机关大楼被毁，而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游行示威人员首先冲击市委办公大楼，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和警卫人员全部被杀。他们认为监狱里的犯人都是拉科西集团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打开监狱，释放那些犯人，其中包括扒手、强盗、战犯、法西斯党徒、前十字党员和杀人犯等，共计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被释放，并且得到了武器；这些人的释放也加大了十月事件的混乱程度。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24日，中央政治局改组，纳吉·伊姆雷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他支持十月事件。但是时任第一书记的格罗·埃诺为了平息这场游行示威，邀请苏联坦克部队协助镇压；示威人员本来不满于苏联军队，这么做无疑是火上浇油；一些警察和军人也加入了游行者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对抗国安部队和苏联坦克部队，这样，一场更大的武装冲突便在首都打响。“裴多菲俱乐部”及亲西方分子也乘机插手，肆意屠杀共产党人，他们各杀各的，相互混战，形成了复杂而混乱的局面。原本反对极左路线，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最终演变成了企图推翻共产党反党、颠覆人民民主制度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956年10月25日，格罗·埃诺被迫下台，卡达尔·亚诺什临危受命，接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28日任劳动人民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卡达尔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鉴于党组织在暴乱中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956年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卡达尔领导新改组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苏联的支持下，1956年11月3日，卡达尔与纳吉政府决裂，领导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政府，1956年11月4日——1958年1月28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1956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和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并发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提出著名的15点纲领：

1. 保卫匈牙利的独立与主权

2. 保卫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不让其受到任何伤害

3. 停止内战，恢复秩序

4.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没有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良好关系

5. 与所有国家友好合作，不论那个国家采用什么政体

6. 快速，并在本质上恢复匈牙利所有国民的生活水平

7. 修改五年计划，允许在生活水平上提高标准

8. 为了工人的利益，消除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让政府更加民主

9. 在增加民主的基础上，各个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必须由工人管理

10. 发展农业，废除强制将农产品上缴给国家的制度，并允许援助个体农民

11. 保证在现有行政机关与革命委员会内的民主选举制度

12. 支持手工业与零售业的发展

13. 进一步将匈牙利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14.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邀请红军帮助我们国家打倒反动派，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让匈牙利恢复平静

15. 与华约军队谈判，让这些外国军队在冲突过后撤出匈牙利。

苏联在与卡达尔政府磋商并征询中国共产党等各兄弟党的意见后即出兵干预。至1956年11月中旬，匈牙利的暴力冲突逐步平息，而布达佩斯城内一片混乱，满目疮痍，交通停滞，宵禁施行。这起冲突给国家带来30亿福林的直接损失，又因生产停滞而造成200亿福林的间接损失。相当于匈牙利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约13000人受伤，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联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而中央工人委员会（示威方）声称将在12月11日举行新的罢工运动。卡达尔开始与中央工人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革命委员会谈判；但由于谈判失败，卡达尔宣布取缔这些罢工组织和其他名称类似的组织，并解散中央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的地方工人委员会；逮捕了反对派的罢工领导人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带头人。前总理纳吉·伊姆雷及其助手在1956年11月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后被苏联诱捕并被软禁在罗马尼亚，1957年4月被引渡回国，1958年6月16日，纳吉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这些举措一度让人恐惧，让人认为虽然旧的拉科西集团已被粉碎，但新的拉科西时代就要到来。但毕竟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一切百废待兴，卡达尔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

1957年6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卡达尔·亚诺什正式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1960年任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主席团副主席。1960——1964年任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主席团委员。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工农革命政府国务部长。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兼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1965年6月30日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1958年11月起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1959年11月匈党“七大”、1962年11月匈党“八大”、1966年11月匈党“九大”、1970年11月匈党“十大”、1975年3月匈党“十一大”、1980年3月匈党“十二大”均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8年5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

卡达尔·亚诺什1962年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4年获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1972年、1982年两度获列宁勋章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7年获列宁国际和平奖。

卡达尔喜欢打猎、下棋、读书，年轻时喜爱踢足球。

1956年9月率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9月27日率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周年国庆活动，1987年10月10日~14日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身份第三次访华。

卡达尔·亚诺什主政后，注意不机械地抄袭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考虑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特点，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他重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发扬民主，贯彻“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联盟政策，积极改革管理体制，于1968年在匈牙利实行新经济体制。

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险些葬送了匈牙利的“红色江山”。惨痛的血的教训表明，匈牙利前领导人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不符合匈牙利国情和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匈牙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历史地摆在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新领导面前。

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为首的匈党临时中央在1956年11月6日发表号召书，表明“必须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的政策和方法”，“也要坚决粉碎纳吉—洛松齐集团”。同年12月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郑重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作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思想成为卡达尔时期进行建设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鉴于拉科西推行教条主义政策和随后的宗派斗争，以及匈牙利事件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十分混乱。卡达尔领导集团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拨乱反正，大力整顿党的队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1957年2月匈党中央决定将纳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永远开除出党，拉科西·马加什和格罗·埃诺也被永远开除出党。1957年6月匈党全国代表会议要求加强党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开展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永远不让党向右或向左偏离正确的道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7年10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安置工运老同志的决议》，先后恢复了几批有名望的前社民党、劳动人民党党员的党籍。1961年成立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审理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1962年8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运人士的违法案件的决议》，决议完全恢复大清洗受害者的名誉，开除拉科西、格罗等25人出党。

卡达尔领导集团吸取前任的教训，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发扬人民民主，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恢复和提升人民对党的信任；确立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1956年12月匈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本国的经济条件和特点之上，强调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1957年匈党全代会上，卡达尔进而提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集中管理的过火做法必须消除，必须发挥地方的独立自主精神，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必须是集中的。会议决议把保证建成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保证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定位经济工作的两项基本目标。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人民劳动热情高涨，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经济恢复到1955年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8年起，匈牙利执行国民经济三年计划，1959年实际已提前一年达到计划主要指标，到1960年，计划超额完成。三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0%（计划位13%），工业生产增长40%（计划为22%），劳动生产率提高20%（计划为15%），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达98%；农业总产量比1955~1957年平均总产量增长了11~12%（计划为12%），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2%；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10~11%（计划为6%）。三年计划期间，匈牙利在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匈牙利民族特有的“慢而稳”的节拍，探索“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事件后的短短数年内，他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反对“忽左忽右”，努力弥合党和群众的分歧，稳定了人心，巩固了政权。他们努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超额完成了1958~1960年三年计划，并于1961年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奠定社会主义基础阶段的结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以卡达尔的名字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鼎盛阶段。卡达尔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断言匈牙利“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工作”，宣布“匈牙利人民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此后，“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提法一直作为正式表述，直到1975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十一大”，才正式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在这一时期，匈牙利先后执行了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即1961~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这15年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有较大提高。据统计，人均消费肉类由1960年的49.1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1.2公斤，人均消费奶类由114.0公斤增至126.6公斤，蛋由8.9公斤增至15.2公斤，糖由26.6公斤增至39.4公斤。每千人拥有的冰箱由3.8台增至220台，洗衣机由45.2台增至228台，电视机由10.4台增至226台，小汽车由3.1辆增至54.9辆。

卡达尔领导集团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并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但鉴于1956年事件的教训，在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团结国内各阶级、阶层和全民族，努力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表现出较多的民主色彩。一系列政治民主化的尝试有助于匈牙利政府引得民心，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为匈牙利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出良好的宽松社会氛围。改变领导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建立健全干部制度和任用管理机制，制定一系列限制特权的规章制度。卡达尔为政清廉、平易近人、作风朴实，经常深入基层。卡达尔等高级领导人不搞特殊化对抑制官僚主义、特权主义和裙带关系起到了示范作用。贯彻联盟政策，一改拉科西时代的武断专横，针对拉科西提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1961年卡达尔提出了“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注意发挥党外民主爱国人士和各群众团体参政议政的作用，实行团结宗教界人士，改善同教会的关系，团结私人工商业者，支持其经济活动，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其利益的政策。加强政权建设，数次进行机构改革，健全立法工作，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项权利义务有法律的保证。

在外交领域也取得了突破，一方面继续维持和加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一方面积极与西方国家发展全面关系，强调发挥匈牙利在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作用。在国际共运中，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卡达尔提出“国际共运中的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然没有摆脱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这得到了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匈牙利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匈牙利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

1962年至70年代中期是匈牙利政治、经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奠定了卡达尔执政的雄厚基础。它不但博得匈牙利人民对政权的充分拥戴，而且得到国际舆论的赞赏。西方记者也称赞卡达尔“博得了匈牙利人民的尊敬”，是东欧“最熟练的走钢丝者”；多数匈牙利人认为卡达尔带来了“东欧共产党集团中最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最革新的经济制度和最自由化的文化生活”。在他们笔下，匈牙利成为“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天堂”，“快乐的社会主义兵营”，在“悄悄地走自己的道路”。

卡达尔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在1968年施行的新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努力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意协调中央的集中管理与地方、企业自主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搞活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新旧体制并行造成的矛盾和弊端日益明显。同时匈牙利摆脱苏联控制的趋势加强，苏联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并支持党内亲苏保守派（代表人物是科莫钦·佐尔坦和比斯库·贝洛）利用1973~1974年国际市场石油和原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给匈经济和新体制的发展造成困难公开发难，一度了夺取中央实际控制权，改革派失势，其代表人物涅尔什·雷热（理论家、被誉为“新经济体制之父”）、福克·耶诺（政府总理）被迫辞职，造成卡达尔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1978年，卡达尔重新夺回党的领导权，但此时，他的“渐进”和“稳健”的改革政策变得裹足不前，匈牙利的改革举步维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加之政策导向失误，匈牙利债台高筑，人们的实际收入也有所下降，经济危机又引发了政治危机。卡达尔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年事已高、暮气渐深，无力从根本上扭转颓势。

1987年9月27日，匈牙利15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在洛基泰莱克镇进行讨论，决议认为“匈牙利正处于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危机中”。在这次会议后，各种非官方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批评匈党历史、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更有一封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1988年，匈牙利政治纷争更加剧烈，卡达尔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他依然称在困难时刻绝不下台。然而事不由人，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卡达尔这32年对匈牙利人民做出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成为了更激进改革的阻碍”。党内“民主激进派”代表人物、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伊姆雷更是极力鼓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

1988年，围绕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的性质问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内部出现严重分歧。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选出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中原政治局的13人中有8人落选，卡达尔时代的党政高级领导人纷纷落马，原总书记卡达尔当选荣誉性质的党主席，原总理格罗斯当选总书记，党和最高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人事变动受到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这一选举结果受到了匈牙利人的欢迎。1989年初，匈牙利社工党被迫重新评价十月事件，波日高伊称这起事件是人们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起义”，而不能简单称为“反革命事件”；2月，格罗斯称这起事件“既是人民起义，又有反革命参加。”；再之后，“反革命”等言辞渐渐不再被提及。1989年2月，匈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匈牙利“逐步过渡”到“政治体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1989年5月8日，匈党以卡达尔的病情为由，免除他的社工党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6月1日，匈党通过决议为纳吉等人平反并举行隆重的葬礼，决议指出，“在苏军入侵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的卡达尔负主要责任”。格罗斯称他“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不可想象的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破坏；他应该为我们的巨额外债、国库空虚和社会不满等困难负责”。

1989年7月6日上午，卡达尔·亚诺什在布达佩斯逝世，享年77岁。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发表讣告，最后给了卡达尔如下评价：“作风正派，生活俭朴”，称他为“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一生和全部工作都是为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协商的基础上，借助与改革政策，使国家达到繁荣昌盛的努力服务的”。在卡达尔灵堂前，人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延几里，很多人只是为了看他最后一面而从百里之外赶来。鲜花和花圈堆积如山，甚至让政府派专车定期清理这些鲜花和花圈。葬礼在14日下午举行，数万民众自发地为卡达尔送葬，墓地公园被围得水泄不通，全都是人。

卡达尔去世后仅仅一个多月，1989年8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纲领宣言（草案）”出台，宣布匈党要向“民主社会主义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进一步分裂为9派，大会最终通过决议把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并通过了社会党的纲领宣言和党章。从此，匈党在性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匈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即正式分裂。12月中旬，原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重新召开代表大会，重新组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005年11月12日，该党更名为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

虽然是依靠苏联军队上台，在20世纪末匈牙利各个媒体举行的一次调查中，卡达尔依然在匈牙利千年伟人中名列前茅。

2007年5月2日，卡达尔的墓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亵渎和破坏。破坏者掀掉了墓碑，挖出了泥土，撬开了棺木；卡达尔包括头骨在内的部分遗骸，以及与卡达尔合葬的妻子的骨灰盒被毁墓者盗走。时任匈牙利总理的久尔恰尼·费伦茨称，对卡达尔墓地和遗骸的亵渎是违法犯罪行为。毁墓事件引起了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等党派的深忧与强烈愤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决策指导思想上有4个问题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来匈牙利领导人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坚持在15~20年的时间内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正视15年来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续下去的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使得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与客观情况不符合。坚持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加速战略方针，坚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因此，也无法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终导致经体改革主体的倾塌。

（2）面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市场恶化的环境，匈经济体制未能做出适时的反应。匈领导层内有两种不同看法和意见。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是短暂的，可以等一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另一种认为，世界市场变动大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持续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影响，把它计算进去，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他们建议国内价格应与国际将价格接轨，适当放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避开和防止国际上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后一种意见当属正确，但却遭到否定。结果是，那几年匈继续大幅提高工资，增加企业收入，国家补贴不断增加，只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卡达尔等领导人在预测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时始终存有侥幸等待心理，一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袭来才醒悟，但已贻误了时机。

（3）卡达尔致力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这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他吸取1956年事件的重要教训，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战略思想，集中起来有两条：一是经济发展不能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逐步地、经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和保证充足供应；二是发展工业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农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农业也能获得迅速的发展。1965年以农业为先导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他这一战略思想实践的结果。卡达尔反复指明：“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与当年东欧各国相比较，卡达尔的治国方略明显地高出一筹。在他执政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通常保持在24~25%和75~76%的水准上。这是对前领导人拉科西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号召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的左倾做法的拨乱反正。无疑，这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应如何调整保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呢？卡达尔也有过上述正确的指导原则。他主张既要注意物质刺激，又要反对物质主义。70年代，他明确指出过，匈党坚持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今后还将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不能信口开河地许愿，以后也不能分配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也只能分配可以消费的那一部分。另一原则是，居民的收入和工资的增长幅度不能大于市场上商品储备所能提供的消费物资的增长幅度。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为了劳动人民利益而不能改变的原则。”但进入80年代，为了防止波兰团结工会对匈的连锁反应，卡达尔违背了自身确定的原则，不惜向西方筹措高息外债以维持当今匈牙利人所称的“虚假繁荣”。这种饮鸩止渴的短期举措迄今辄为匈牙利人所痛责。

（4）如何看待向西方筹借外债？应根据不同时期作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估。借外债始自1973年，到1979年达50亿美元，主要用于填补外贸亏损的窟窿，是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80年代，外债大大超过了国家承受力的极限，耗掉了资金储备，诱发了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溃败。

最后的崩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匈牙利舆论导向在苏联“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冲击下明显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方向倾斜，并在党内逐渐形成主流。1988年5月，卡达尔在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提到：“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种情况：不断扩大的民主和公开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国政策的主要政党，甚至是不同意现行社会制度的人滥用了。一旦在观点上形成这种现象，就必须用辩论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反对它。即使在将来，我们也不允许政治组织活动，不允许损害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敌对观点存在。我们无意用扣帽子的方法增加我们的敌人的数量，但我们有权期望并要求每位公民为维护立宪政体而遵守我们的法律。”这是卡达尔在退出政坛前向全党发出的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年后，这位饱经血火洗礼的老共产党人在沧桑忧患和风雨飘摇中离世，他没有看到匈牙利社会主义体系的最后崩溃。

政治笑谈

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国际格局中，匈牙利作为小国一直处于依附苏联的地位，苏联对匈牙利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匈牙利民间笑话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卡达尔对赫鲁晓夫怀有深情，对安德罗波夫也有好感，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始终存有戒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吃惊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自己激进的多，他无法跟上戈的步伐，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卡达尔困惑焦急，直到去世。

卡达尔·亚诺什主要著作有：《工会重建工作》（1945年）、《加强匈牙利共产党的建设》（1945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论建设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1950年）、《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和经济管理机构中的作用》（1950年）、《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教育》（1951年）、《巩固的人民政权：独立的匈牙利》（1959、1962年）、《争取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1962年）、《沿着列宁的道路继续前进》（1964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1968年）、《忠于革命》（1972年）、《为了社会主义匈牙利》（1972年）、《卡达尔·亚诺什讲话和文章选集》（1974年、1975年）、《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1975年）、《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爱国主义》（1977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1978年）、《联盟政策——民族团结》（1981年）、《党、工会、社会主义》（1982年）、《和平、独立、国防》（1985年）、《为了和平，为了我国人民的幸福》（1985年）、《答复思考》（1985年）、《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新》（1986年）。中国出版了他的言论集《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