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

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

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1938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1956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七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

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五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从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

投资过度

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二。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从1948年起，国家对所有一百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十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减少到1950年的2.9万。在农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三至四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1953年全国10%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1919—1939年经济平衡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不足1949年的三分之二。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

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拉科西等人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1953年6月亲自出马，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

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

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部心知肚明。

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

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头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了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了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了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五月二十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许多恶果，且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项目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五月三十日晚和六月一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年—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三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四点，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六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一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九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10月23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一九四八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纳吉

为此，他曾被捕，并于1928年流亡到苏联避难，在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吉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当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由于他出色的表现，1945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先后担任了几个部的部长职务。1949年，因反对搞合作化运动而被撤销了职务。但是他公开承认了错误，因此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上，又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委员。1950年，他出任食品部长，后又 任征购部长。1953年后，纳吉出任政府副总理。随后，由于苏联人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纳吉被推上了总理的位置，从此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来。

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3个月，东德首都柏林发生了要求改善生活的群众游行示威事件。此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由于群众不满的骚动不安的迹象。为了稳住东欧国家，苏联新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苏共领导召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率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访问。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变了他的命运。 参加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还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头号代理人格罗，匈牙利国家武装总司令法尔卡什等。出人 意料地是，纳吉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 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苏联领导人有总理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会晤时的气氛极为紧张。 马林科夫冷淡地问候了匈牙利人后，就严厉地对拉科西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很糟。据我了解，在你们的工业中心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发生了骚乱。”拉科西开始辩解，但米高扬打断他的话说：“您想用数字封住我们的嘴。我们也 有这类的数字，不过和您的不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您进行了极大的冒险。您没 有一点点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钢铁工业城。您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不能给以 足够的满足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被您强行集体化的农民们连种子都 生产不出来。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受难。” 拉科西脸色苍白。

的确如苏联人所说，这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正把他的国家推向深渊。1948年6月，拉科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霍尔蒂（二战前匈牙利政府首脑）警察局的特务”、“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几天后，与“拉伊克案”有关的几个主要被告人一一被绞死。1951年5月，拉科西又开始了大清洗。每天，都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行”，从此销声匿迹。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一夜间便不知去向。单是内务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长的卡达尔被逮捕，并秘密地判处无期徒刑。继任的内务部长多尔·泽尔德不久也全家自杀，当局宣布他们是“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此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狂热地提出，要在5年之内，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于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2/3用于发展采矿和冶金业。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计划严重地削弱了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 拉科西还主张要“在三四年内，使 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耕种土地”。 于是，许多地方都强迫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多数入社的农民，都是些最贫困、 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缺乏生产经验，没有足够的牲畜，几乎没有机器，收割的70%依靠手工。这使农民的收入下降了2/3。 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所谓的“义务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 指标越来越高，而收购的价格却越定越低。对于那些敢于抵抗交售的人，可判处3年以下的徒刑。结果，大批的农民只好逃离农村，扔下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 农村经济的变化，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许多基本食品、 工业日用品开始凭票供应。商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发行“和平公债”，这更加重了人民 的负担。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到1952年，国家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0%，愤怒的情绪在人民中间迅速蔓延着。但是，拉科西一伙却无视这场灾难。他们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并且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入监狱。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他们大多是工人和农民，因为偷了合作社的粮食或杀了一头离规定重量还差几斤的猪等，便被关了起来，而且长期得不到释放。 所有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

至此一语未发的赫鲁晓夫对他喊了起来：“您极大地损害了你们的人民！您罪行 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粪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贝利亚也插话说：“您想当什么？想当犹太人的皇帝吗？”马林科夫较镇静地继续说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运动的老战士，您必须理解 时局。您必须分权，把权力分配给在领导班子中精通事务的同志。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此时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对苏联人的指责只有唯命是从。赫鲁晓夫建议他选一位 能操持国家大事的人。 经过长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马林科夫提示道：“您认为纳吉·伊姆雷怎么样？” 拉科西看了纳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说：“纳吉·伊姆雷是个好同 志，但是……”然而，苏联人没有容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就接住了话题：“那么说您不知道把权力分给谁了？我们自革命以来就了解纳吉·伊姆雷。当1915年匈牙利共产党根本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了……他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中德高望重的专家。再说，他又是你们政治局委员。他农民出身，本人也当过农民，又 是教授。我们信任纳吉·伊姆雷同志。他可以和您一起来改善你们国家的状况。”随后纳吉发言说，他对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简单地谈了一下布达佩斯新的领导班子的任务：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 以及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等。 莫洛托夫打断纳吉的话说：“不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谁不赞成集 体农庄，谁可以退出。这无关紧要。”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拉科西让纳吉走在他的前面，并说：“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领导人。”就这样，纳吉被苏联人推上了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

纳吉担任总理后，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开始了。拉科西因仍是党的第一书记，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主张要加强工业生产，而纳吉则强调要增加农业生产和 提高居民的消费。此外，在释放所关押的囚犯问题上，拉科西和纳吉之间也爆发了激 烈的冲突。纳吉主张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无辜的在押犯，其中包括一些被无端指控为“ 间谍”的外国人，而拉科西则坚持认为这些人有罪，坚决不能放掉。 由于争执不下，两位匈牙利领导人于1954年5月双双出访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拉科西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严厉训斥和警告。5月底，匈牙利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纳吉的政策得到了大会的一致赞同。然而，1955年刚过，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1955年1月，克里姆林宫内发生了政治斗争，马林科夫遭到了他的政治对手的批 评。他曾在1953年8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为了能够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种种办法加速轻工业的发展”的“新方针”。这 个“新方针”遭到了责难。而纳吉关于发展轻工业的政策与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十分相像。拉科西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布达佩斯。拉科西又重新大权再握。他声称，党处于危急之中，主要是“大权旁落”。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反抗并要求到克里姆林宫去进行裁决。1955年1月7日，拉科西和纳吉再次共同前往莫斯科。结果，克里姆林宫那些把纳吉扶上台的人，一夜之间就翻了脸，通知纳吉说：他已经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 会，并罢免了他的总理职务，撤销了他的一切学术头衔。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就像当年被任命一样。纳吉束手无策，心脏病发作，被送 进医院。1955年4月，匈牙利党中央正式向全党全国宣布，伊雷姆·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 和中央委员会，并免除他的总理职务。12月，纳吉被开除出党。

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传到了匈牙利，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青年团组织和各种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学者、历史学家、 哲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政治沙龙，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人们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及要求纳吉重新执政。 尽管拉科西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企图压制这种蔓延全国的风潮。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已如火山爆发，不可逆转了。匈牙利的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56年7月17日，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紧张的国际国内形势。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拉科西转达了赫鲁晓夫的话：“鉴于 拉科西同志的这些非法措施，建议他辞去匈牙利共产党内的一切职务，并离开这个国 家。”格罗为他的继承人，而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卡达尔补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二天，匈牙利报纸上就发表了一份公报，称拉科西因患“高血压症”，必须“ 离职休养”。就这样，拉科西接到苏联人的指令，携带家眷，前往莫斯科听候发落。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匈牙利。拉科西下台后，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先后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试图扭转局势。匈牙利共产党为被拉科西集团迫害而死的拉伊克等人平反，释放受牵连的300人。10月6日，为拉伊克等4名原领导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又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恢复了纳吉的党籍。

然而，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10月20日，传来波兰工人党的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10月23日，首都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邀请人们参加定于下午召开的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裴多菲俱乐 部提出了10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拉科 西时期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的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格罗获悉情况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禁止游行，并指派政治局委员去各团体、机关解释这一决定。 中午，几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举着横幅，扛着旗帜，并在纽扣孔内插着红 白绿三色徽章——匈牙利国徽的颜色。他们由市区向英雄广场进发，沿途有许多学生 加入。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游行队伍已增至20多万人。在贝姆·尤若夫的纪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发表了简短的讲演。游行者们高呼着：“俄国人滚回俄国去!” “党要民主化，纳吉·伊姆雷要执政!”“俄语不该作为必修课！”“不再容忍欺骗， 公审法尔卡什（拉科西集团的主要成员）！”等口号。他们还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 局势的发展，使匈牙利政府不知所措。苏联顾问们要求匈牙利政府出兵镇压，政治局却决定由格罗在晚8时发表广播讲话。 暮色降临了，国会广场聚集着几十万人，他们齐声呼喊着：“纳吉·伊姆雷，出来讲话！” 此时的纳吉，还没有承担任何职务，但人们坚持要他出来讲话。终于，纳吉来到了国会大厦，对那里的人们说：“要有耐心，善良的人们！回家去吧，党会把一切都安排就绪的！”广场上四起的哨声，淹没了他的话音，他痛苦地闭上嘴，在随同人员的簇拥下从阳台走进了屋里。 广场上有些人开始散去，但大部分人还聚集在那里。 晚8时，格罗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发展、扩大和加深我国的民主……但是，人民的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力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格罗的讲话不但没有平息人们的情绪，反而犹如火上浇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上 升到极点。

晚8时半，国家广播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突然响起了枪声。9时左右，广场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部队。很快，这支部队就被示威群众缴了械。接着，有人号召人们去攻打广播电台。9时半左右，示威群众开始向广播大楼发起冲击。他们同守卫大楼的武装人员发生了武装冲突。24日上午9时，广播大楼的守卫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示威者占领了大楼。与此同时，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等也先后被示威者攻占。布达佩斯街头燃起了战火，匈牙利陷入到一场混乱之中…… 情况危急。

匈牙利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政治局，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以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名义，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 “暴乱”。10月24日，苏联坦克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当天中午，纳吉在电台发表讲话，要求人们在当天下午2时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否则，将以军法论处。纳吉同时还说，他将恢复匈牙利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召开国民议会，恢复他1953年提出的纲领等等。然而，纳吉的讲话并没有使暴乱停止，相反，暴乱向全国蔓延，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0月25日上午，议会大厦广场发生了流血事件，近300人伤亡。事件发生1小时后，在苏联人的授意下，格罗被解除了职务，卡达尔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然而，这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广场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市。下午3时左右，约2万名群众包围了布达佩斯警察局（他们误认为这里是国家保安部的总部），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在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匈牙利政府被迫妥协，宣布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情报部，同时也解散了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遣散其士兵和军官。这样，国家政权失去了一切武装力量。10月28日，苏共政治局代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抵达布达佩斯，同苏联驻匈牙利大 使安德罗波夫商讨了匈牙利的局势以及纳吉政府要求苏联军队撤离布达佩斯的要求。苏匈两国之间开始了撤军谈判。 同一天，匈牙利党的领导机构由一个6人团接替，卡达尔成为6人团的主席。31日，6人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重建新的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28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把他3天前还称为“反革命事件”的暴动正式称之为“革命行动”，并同时向人民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取消国家保安局，起义者将被编入各武装力量组织，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等等。10月29日，苏联政府宣布，苏军撤出布达佩斯。10月30日，纳吉在广播中宣布，苏联军队已经从布达佩斯撤出，苏联军队将从整个匈牙利撤出。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匈牙利取消一党执政，允许恢复被拉科西取缔的各政党派别，释放被长期囚禁的红衣主教明普蒂。在此之前，监狱的大门已被打开，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已被释放。 随着苏联军队的撤离，一场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的报复行动在布达佩斯开始了。据统计，仅10月23日至11月3日，就有约2500人被杀害，3000人被监禁，1万多人被列入准备处死的名单中。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城市交通瘫痪，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

1956年11月1日，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并希望联合国干预匈牙利事务。11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千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此时的苏联，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匈牙利的局势，并开始了秘密地部署军队。11月2日，赫鲁晓夫在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就匈牙利局势进行通报和商讨后，又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晤。赫鲁晓夫同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意见。他通知铁托说，苏联已决定出兵匈牙利。11月3日，苏军坦克部队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纳吉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安德罗波夫却表示，苏联同意与匈牙利政府谈判关于撤走军队的问题，并希望纳吉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商谈具体事宜。为此，纳吉派出了以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的4人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希望此举能获得成功。

然而，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苏联人逮捕了他的4名代表。不仅如此，安德罗波夫还把卡达尔“请”到了苏联大使馆，向他施加压力，劝他离开纳吉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组织一个新政府。他告诉卡达尔，马勒特尔将军和他的政府代表团已被诱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军事首领们已被解决。在安德罗波夫的再三劝告下，卡达尔终于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11月4日凌晨3时，苏军坦克攻入了布达佩斯。凌晨6时，广播里播送了成立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同时还播送了这个新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新政府还宣布，匈牙利已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联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早8时半左右，苏军坦克包围了议会大厦。纳吉和一些政府官员此时已撤离了议会大厦。苏军很快就占领了这里。但是在市区和城郊的一些地方，匈牙利人仍在和苏军进行战斗。 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为了抗议苏军的入侵，匈牙利各级“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了总罢工，并宣称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完全撤走为止。前匈牙利国防军将军基拉伊还组织了一支暴动队伍同苏军进行全面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失败。经过近两个星期的血腥战斗，匈牙利有2万多人丧生，15万人被迫逃离了匈牙利，沦为难民。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参加暴动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被押上火车，强迫运送到苏联各地的“劳动营”和西伯利亚森林充当苦力。

苏军开进匈牙利后，纳吉同一些政府成员通过议会大厦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苏联获悉后，立即对南斯拉夫大使馆实行封锁。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先后两次召见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要求引渡纳吉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南斯拉夫政府在经过很有分寸的反对之后，同意交出纳吉，前提条件是匈牙利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必须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而且移交工作必须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监督之下进行。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提出的要求，希望尽快让纳吉迁出大使馆，并保证可以让纳吉回到他的住宅，加以监护。随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卡达尔签署了一份协议，向纳吉和他的同事们保证：如果他们撤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回到布达佩斯他们自己的住宅去的话，他们可以完全免除刑事处罚。这份协议是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转交给纳吉的。在得到了这一保证之后，纳吉同意撤离南斯拉夫大使馆。1956年11月22日上午9时，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内务部长派来一辆大型公共汽车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门前，车上有几名保安人员和一位新政府官员前来执行移交任务。9时半左右，纳吉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两名负责监督移交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的陪同下走出了使馆。按照协议，移交工作待纳吉等人回到他们在布达佩斯的住宅才告结束。 移交工作开始比较顺利，但当汽车驶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英雄广场附近时，却被早在那里等候的几辆苏军坦克给围住了。随后，纳吉等人被劫持到了苏军总司令部。 当晚，他们便被塞进一架飞机，离开了匈牙利。 第二天，新闻界向外发表了一条消息，称纳吉等人“根据自己的要求”，已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疗养”。11月26日，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也宣布：“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将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依我们看，对纳吉及其随行来说，去国外呆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 12月3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普雷奥雷泰奥萨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罗马尼亚政府保证，纳吉总理及其一行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难权……罗马尼亚政府有义务尊重这一国际权力的规定。”

然而，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1月1日至4日，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5国党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讨论了纳吉的问题。紧接着，1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称：“纳吉·伊姆雷及其政府的背叛，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开辟了道路。”随后，纳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与此同时，工农革命政府宣布在暴动期间所成立的一切工人委 员会、民族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勒令限期取缔。

紧接着， 一场大逮捕席卷了整个匈牙利。仅在1957年1月19日这一夜之间，布达佩斯市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枪决。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牙利布达佩斯福乌察国家监狱，等待接受审判。1958年2月6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在绝密的情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了第一次审判。6月15日，秘密法庭在绝密的状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了判决：纳吉·伊姆雷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宣判死刑的还有：前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等人。纳吉在被关押期间拒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临刑前他说：“在多瑙河的河谷，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

1958年6月16日早晨6时，纳吉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内的院子里，被处以绞刑。临终前，纳吉高呼：“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达2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他的罪名是“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 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 直到1989年1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 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同年5月，匈党中央为纳吉平反，称他“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为拯救国家而斗争。”6月，卡达尔在接受《匈牙利》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必须承认，纳吉及其周围的人不想搞反革命。”

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流血，皆因对斯大林及其遗产的谴责而发生的。而始作俑者正是后来对波兰党独立处理本国事务横加指责并亲手扼杀纳吉“异端”的赫鲁晓夫本人。他没有想到他的“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暖流。但是，他害怕由此在东欧国家中出现的独立倾向。于是，东欧还没来得及解冻，西伯利亚的寒流便匆匆袭来。然而，原来的冰层毕竟已经裂开了一道缝儿，这是无法弥合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