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至1921年间，在芝加哥北部附近居住的海明威为一所小报社工作。1921年，海明威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察逊（Hadley Richardson），并在9月迁到了芝加哥北部的三层公寓居住。到12月，海明威一家迁出国外，再没有回到那里居住。在巴黎安顿的海明威，给星报进行关于希土战争（1919年－1922年）的采访。回到巴黎之后，安德森引导了海明威参与“巴黎现代主义运动”。

1923年，海明威的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在巴黎出版。海明威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由于要支持整个家庭的开支，海明威辞去多伦多星报的工作。1925年，短篇故事系列《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显示出简洁的写作风格。1926年，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1927年，海明威与哈德莉·理察逊离婚，另娶第二任妻子宝琳·费孚（Pauline Pfeiffer）。并出版《没有女人的男人》。

1928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在陆续几年中，海明威的二儿子与三儿子出生。

1931年，海明威迁往基韦斯特（他在那里住的房子现为博物馆），并为《午后之死》和《胜者一无所获》积累素材。1932年，《午后之死》出版。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炼，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实、含蓄、耐人寻味。

1933年秋天，海明威随一队狩猎的旅行队到了非洲，他根据在非洲的见闻和印象，于1935年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1937年至1938年，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此期间，海明威写的散文《告发》于1969年附《第五纵队与西班牙内战的四个故事》出版。1940年，海明威与费孚的婚姻结束，在这段期间，身体健康问题接踵而至，对海明威造成很大困扰。同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50年，以二战后的威尼斯为背景的《过河入林》出版，马尔克斯就曾表示：“没有《过河入林》，就没有《老人与海》。”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获准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海明威竟然曾于1941年被招募为克格勃间谍，代号为阿尔戈。可惜没有天分，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1944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1948年，海明威与玛莎离婚，并与战时通讯记者玛丽·维尔许·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结婚，不久重返古巴。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2岁。

参考资料：

朴实

海明威有着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他常以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内容，用基本词汇、简短句式等表达具体含义，用名词、动词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丝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从句式上看，海明威常用简短的陈述句进行语言表述，他认为没有必要用文字修饰雕琢来哗众取宠，只要将事物描述清楚就行，其他的则由读者来决定。如对《老人与海》中老汉用鱼叉制伏大鱼的情景，作者描述为“老人放下钓索，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力气，加上他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在这些描述中作者没有使用任何修饰成分，只是将动词、名词简单组合就描绘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这种质朴无华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深刻的艺术境界与艺术功底，这种质朴的语言也使海明威的作品具有了更多的亲和力与真实性。

海明威的小说语言就有着不冗不赘、文体轻松、造句简单、用词平实的特点，他常以基本单词为中心来构造单句，很少使用表达思想的形容词与副词。《永别了，武器》的第二十六章中，有一段亨利与牧师关于战争的对话，这段对话就十分简洁、凝练，没有任何浮华的修饰语，但从中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在小说《杀人者》中，使用了许多简练的短语，用口语化对话的形式展开情节，通过对话避免了许多解释与繁杂的背景交代，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直观

文学艺术要表现情感，但情感却是依靠事物的外观透视出来的，越是对事物外观的直接描摹，越能产生强烈的视觉真实性，越能拉近读者与作家的距离。海明威用高度清晰的视觉化语言，将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印象付诸语言，写出了事物的形状、颜色、味道等，以直接的物象表现宇宙与生命。如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曾这样写道，男人躺在帆布床上，他越过含羞树的浓荫向阳光炫目的平原望去，有三只硕大的鸟讨厌地蹲着，还有许多在展翅翱翔。海明威用这种简单、质朴的语言就是为了突出物象的清晰度与可视可感度。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印象派大师塞尚密切相关，从塞尚那里海明威学会了怎样控制读者的目光，如在早期小说《在密执安北部》中海明威就将视点集中于年轻姑娘莉芝·科茨身上，随着她的眼光描写景物，以此来暗示其纯洁无邪、乐观天真，对未来充满憧憬。

复合句与分句短语的使用比较符合正式文体，但句子过长使人看起来比较费劲，因而，海明威在对话中就力求克服这一缺陷，用简洁、流畅、有鲜明节奏感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这种文字表述常能产生视觉化的效果，给读者带来了视觉冲击。如《老人与海》中，大马林鱼拖着老人桑提亚哥游了一天一夜，老人几乎晕倒，但仍坚持不放弃，这时作者用极为简洁的几个字“拉呀，手啊，他想。站稳了，腿儿”，准确表达出老人的疲劳感，从而产生了极强的视觉与心理感受。在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的结尾，作者就用不厌其烦地重复“那就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求求你”，形象表达了姑娘的心烦意乱，并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含蓄情感

海明威有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他强调写作的客观性与主题思想的隐晦含蓄，反对作者直接出场对人物进行评说与暗示，他常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用有限的形式表达无尽的内涵，因而，他的小说在外观不动声色，但内在情感却是丰厚炽热。“冰山原则”是海明威的创作原则，他坚持认为应该从繁杂的社会生活中撷取最有特征的情节，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按照“冰山原则”留下八分之七的空间让读者思考与揣摩。如《永别了，武器》的结局，亨利不顾护士的阻拦执意要看妻子的遗容，可是看到妻子遗体时没有一句表述，也没有一滴眼泪，这种无声的诀别实现了不解释而得到解释，疏远与冷淡而实现关怀的目的，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海明威常通过对形象的刻画，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隐藏于背后，通过对物质世界的表现让读者去思考，去想象，这种写法虽是寥寥数笔，却是入木三分，将人物的情感深刻地刻画出来，表现出一种不为命运所屈服的硬汉精神。

海明威常努力摆脱主观情感对作品的影响，用一种近乎客观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因而常被人贬称为“哑牛”。其实，批评者只是流于作品表象，并不了解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德国作家棱茨曾言，海明威通过无动于衷而达到激动，通过不加解释得到解释。在《白象似的群山》中几乎通篇都是对话，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踪迹，但在对话中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此外，海明威非常擅长用语言的歧义性来表达象征意义与思想内涵。如《永别了，武器》中的武器就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战争的含义，另一方面是爱情的含义，它象征着小说的两个主题反对战争与告别爱情；《白象似的群山》中，“elephant”一词不仅有大象的含义，还有没用、累赘的意思。

从叙事的方式来看，海明威的小说的对话是“展示”，而不是“讲述”。它是属于柏拉图所区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种，而不是“纯叙事”的那种，它想造成一种程度不同的“模仿错觉”，就是“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而是某一个人物在说话的假象。两者相比，“纯叙事”的叙述和事件的距离较大，不如“纯模仿”直接。对话使叙述者完全让位于人物，它把模仿话语推向极端，彻底抹去了叙述的痕迹，把发言权全部交给了人物，并使他占据前台。在这种情形下，作者的影子消退了，好像只存在故事中的人，而不存在叙述人、说故事的人，换句话说，叙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尽可能不留下讲述的痕迹。这种叙事方式，就其与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非常接近，近乎等于零；就其所传达的叙事信息而言，显得细致入微。海明威选用对话的叙述手段，其用意在于“展示”，追求完美的模仿。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为了突出对话，一开篇就是对话，非常突兀，这是展示型方式的叙事。

为了配合这种表达的简洁，他的对话尽量写得很好懂，不用深奥冷僻的词，不用大词，而用小词，只要读者按照顺序读下来，完全能明白每一段话的说话者是谁。另外，每次参与对话者一般两个，一问一答，或聊天，或争论。之所以保持在两个人这个量度，而不是多个人，是因为人一多，在省略说话人姓名的情况下，读者不容易搞清谁说哪一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要出现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对话时，海明威一定标明说话人的姓名。

海明威还写出了“风格化了的口语”，他的对话句子短，结构简单，没有什么华丽词藻。这种风格化的口语的特点是：采用美国中西部人民的口语及其节奏，又搀杂着不同地方色彩的语言，有古巴哈瓦那的语言，西班牙瓜达拉马山区的语言，西班牙式英语；有渔夫的语言、斗牛士的语言、猎人的语言等，读来如闻其声，往往给读者一种真正语言的幻觉。他们所选用的词汇、发音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说海明威小说从不花俏，力避形容词、副词等修饰语，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对话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海明威小说大量使用对话，而对话是不能花俏的，因此，大片大片的日常化的语言造成小说整体的朴质无华。在现代叙事学中，叙事的手段多种多样，各有千秋。海明威之所以钟情于对话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其原因是：用结构主义的“距离与角度”的理论来观照，人物的对话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叙述则难以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另外，对话比叙述来得更为简洁，也更为生动可感，蕴涵更为丰富。鉴于对话具有如此大的优越性，小说大师海明威毫不犹豫地采纳它，并将它的魅力发挥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使得他的小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从男女关系的主题去分析海明威，不难看出，尽管热衷于描写男人的野性与英勇，海明威却间接表现了他对女人的恐惧与憎恨。他的“准则英雄（code heroes）”都在孤军奋战，即使与女人有任何瓜葛，最终还是要分离。强烈的命运感和死亡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普遍体现。其杰作《老人与海》更是勾勒了一个纯粹男性的世界。D.H.劳伦斯在海明威短篇小说中观察到一种男女关系模式：“一个人想无拘无束。只要避免一件事：卷入进去。绝不能卷入进去。如果你被某件事情缠住，摆脱它。别被缠住。摆脱它，离开。”

以《丧钟为谁而鸣》为例，这是关于罗伯特·乔丹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一次炸桥任务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乔丹和玛丽亚的浪漫爱情，他们仅仅拥有了三天的浪漫，乔丹撤退时腿部受重伤，不能和玛丽亚去马德里。在山里的三天时光是乔丹生命中最美好的，他与玛丽亚的爱情虽然短暂，却实现了永恒，乔丹的爱情在革命事业面前做出了牺牲。他知道面临危险却依然前行，为西班牙人民献身。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一选择也反映了海明威的残忍。他不知道如果乔丹和玛丽亚共同安全撤出是否就预示着美好生活的开始。他宁愿选择光荣地死，而非浪漫携手终生。在《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一开始并不对凯瑟琳认真，而认为仅仅是一场游戏。“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以凯瑟琳做手术时亨利的一段独白为例，有评论家认为凯瑟琳的死与亨利对她的敌意有关，在最后一章里，当凯瑟琳做手术的时候，短短的一段话内，亨利19次想到凯瑟琳将要死去，“死”一词的反复出现似乎是着了魔一般的焦虑，当凯瑟琳在手术台上充满痛苦地流血的时候，亨利两次出去喝酒，还吃了东西——因为他饿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凯瑟琳死了。再以《在异乡》中“少校”和“我”的对话为例，这个故事中提到少校年轻的妻子死于肺炎：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少校的话，也是海明威的内心独白。海明威用他的笔将小说中的女人一一处死，男主人公则是“硬汉”，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伤痛。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好女人终将死去或已经离开人世。正如《老人与海》中唯一一次提到圣地亚哥的妻子是“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这是海明威理想的爱情结局：老夫妻度过了一生的美好时光，善良的妻子已经离世，鳏夫在海边独自捕鱼。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在海明威的小说中，男女的分离通常是以某种强大的外力——以极端死亡的形式出现——作用而成。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为例，在第一部小说中，造成杰克和布蕾特分离的是杰克的性无能；第二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分离因凯瑟琳难产而死；在第三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海明威似乎通过这种所谓的“命运”因素来掩盖他对与女人一起生活的恐惧。

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并且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他的笔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无论海明威是作为一位传奇式人物，还是作为一位作家，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创造了一种简洁流畅、清新洗练的文体，净化了一代的传统文风，在欧美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小说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写下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部融信念、意志、顽强、勇气和力量于一体的书，它让人彻底懂得了打不垮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个什么样。它、它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思想。

对于海明威自杀的评价，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唁电所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为纪念海明威逝世二十周年而写一篇名为《与海明威相见》纪念文章：“海明威的所有作品都洋溢着他那闪闪发光、但却瞬间即逝的精神。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像他那样的内在紧张状态是严格掌握技巧而造成的，但技巧却不可能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宏大而又冒险的篇幅中经受这种紧张状态的折磨。这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他的错误则在于试图超越自己的极大限度。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多余的东西在他身上比在别的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如同那质量高低不一的短篇小说，他的长篇也包罗万象。与此相比，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在于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作品中省去了一些东西，确切地说来，这正是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东西。”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威拉德·索普在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对海明威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海明威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之一。他敢于突破传统，创造新的风格和手法未泊应题材的需要。”

《纽约时报》评论说：“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

“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指出海明威的性格：“海明威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试图把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强加于我们，以便塑造出一种硬汉的形象……当他在梦幻中向往胜利时，那就必定会出现完全的胜利、伟大的战斗和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