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指责斯大林的报告的人是在外高加索安全部门开始自己的仕途的。他1938—1945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在1959年前是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他对护法机关的工作有着相当完整的概念，因为那里保留了全世界警察工作长期流传下来的许多传统，其中包括对受侦讯人采用的残酷方法。1953年下半年在四十卷《贝利亚案》中收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和贝利亚本人在他担任该机构领导时破坏法制的许多例证。苏联护法机关史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写道：“对贝利亚的诉讼又一次证实，1939—1940年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继续殴打被捕者的。他本人也拷打他们。据马穆罗夫供称，在贝利亚的接待室书桌里保存着橡皮棍和其他打人的工具。”

对贝利亚来说威吓拷打和折磨是习以为常的事，甚至在他还未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部长时就是他经常采用的方法，不仅用来对付被囚禁的人，而且对自由的人也是这样。苏联石油工业部部长巴伊巴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因为共同工作我了解贝利亚有十年多，却不记得有哪次打电话或个人会见时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通常他喜欢用些有伤风化的词语，用这些话来侮辱人，例如‘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断你的肋骨’，‘我要你坐牢’，‘你要去集中营’等等。”同样大家都知晓，这些威吓并不只是空话，有时就以逮捕和关进集中营、拷问和痛打那些使他发怒的人而告终。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同样经常可以见到的例子是，在说明“打断骨头”的手段时，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护法机关的专业工作人员的理由是，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残酷指令。

贝利亚突然变成积极揭露斯大林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力求把自己伪装成数十万囚犯的解放者、人道和法制的维护者，以此获取声誉，而且也因为他显然没有能力像斯大林活着时那样来管理，用领袖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准备去完成可能和不可能的事。贝利亚比别人更快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和“像过去那样”管理的不可能，用他儿子的话说，他打算大力拆除苏维埃的管理体制。因此某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贝利亚是戈尔巴乔夫的先驱。在贝利亚想出来的“改革”过程中，破坏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体制不可避免地要求给在人民中形成的对斯大林的概念以打击。

贝利亚的坠落制止了他试图对斯大林进行死后的审判，但是它在过了三年后由赫鲁晓夫继续了。

实质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变成了“斯大林案”的审判会，会上原告和法官都是赫鲁晓夫，而被告则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和贝利亚一样，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而是力求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攻击死者使赫鲁晓夫不仅为自己在斯大林时代做过的不体面的事开脱，主要则是使人们相信，他现在的失误与“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随后，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

同时二十大闭幕会议上报告的主题是不允许对“党的功勋活动家”采取严厉的措施。提及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作为主要论据，借助于此赫鲁晓夫宣告1930—1950年受迫害的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无罪。在谴责过去的残酷迫害后(把罪责加到斯大林身上，他则除外)，赫鲁晓夫实质上向党的“将军团”提议，对当权者不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不到一个词谴责国内战争或集体化时期的“红色恐怖”。)实际上这不是意味着别的：事实上从二十大起开始实行对党的高层人士不惩罚的原则。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高层梯队中得到几年的支持。

每当赫鲁晓夫遇到反抗他的政策的情况时，就要对斯大林提出新的指控。于是他“发现”自己的反对者的立场与被他谴责的斯大林的活动有相似之处。他用令人害怕的“斯大林主义”来吓唬党的领导人，要他们相信，万一他失去政权，他的敌人一定会发动流血的恐怖来反对党的领导。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言行有着纯粹玩弄权术的性质，这不能不注定在叙述过去的事实和评价斯大林本人方面会有歪曲。在竭力把一切错误和失算，悲剧和罪行都归咎于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片面的形象：躁狂的暴君，没有远见，不学无术，好报复，好嫉妒，病态地多疑，经常处心积虑地寻找臆造的敌人和渴望得到普遍的赞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整个活动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罪行。斯大林所有的好的方面被忘却了，他的形象是在赫鲁晓夫喜欢制作的很不真实的小童话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说明30年代被迫害的牺牲者时，维持已形成的传统，把其他党的领导人描绘成为崇高的理想服务的英明的无可指责的勇士。此外，在解释那些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时，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说人民是“无辜的”，回避了千百万普通人对国内战争、剥夺富农、1930—1950年的迫害中的残酷行为和造成牺牲的责任。

但是许多人为赫鲁晓夫“花力气”进行反斯大林运动作辩解，说这个运动是为受迫害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忽视了一个情况：因政治罪而被判刑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一些州，还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里的反苏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大之前就根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提议而释放和恢复了名誉。显然，释放许多政治犯和恢复的名誉的事早已酝酿成熟并符合一直执行的“停止”1930年末—1950年初的政治迫害的精神的，这一点瓦季姆·科热诺夫在自己最近出的一些书中也提到了。同时，赫鲁晓夫给自己戴上“解放者”的桂冠，估计能得到苏联统治层的政治上有影响的代表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这些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孩子、亲属和朋友。

在一定程度上这重复了1917年的历史，当时怀恨在心和充满对使他们受苦的那些人的报复心的政治犯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回来(据上面所引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证据)。叶若夫时代和随后岁月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造成的后果就如一颗“缓慢作用”的地雷埋放在斯大林体制下面，爆炸了。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现象的制度，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

赫鲁晓夫忘记了他“揭露过”成千上万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让他们受拷打和折磨，把自己装扮成是战胜恶的公正法官，在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作了一个又一个判决，更改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推倒纪念碑，把他遗体搬出陵墓。虽然前托洛茨基分子赫鲁晓夫早就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执行了1938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提出的非斯大林化纲领。

赫鲁晓夫作为在其领导下开始“解冻”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加强了他在组织分子中的声誉。与此同时，那个时候许多时髦的诗人写的诗歌至今常常成为“解冻”的例子，这些诗歌刊登在许多杂志上，而诗人们同时却无根据地断言：过去不可能发表这些诗歌。但是大家知道，赫鲁晓夫用比斯大林粗暴得多的方式不止一次公开地批评那些其创作令他不快的诗人、作家、画家和电影工作者。同时文化活动家们看到，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所批评的事物不能用深刻的知识来说明，更不能对创作问题给予深思熟虑的建议。不称赫鲁晓夫心的作品受到禁止。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时因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开展过喧嚣一时的迫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

虽然40年代联共(布)中央作出的有关思想意识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受到谴责和取消，实际上第一书记是支持当年站在轰动一时的运动的浪尖的许多人的。例如，赫鲁晓夫继续积极支持Т.Д.季森科及其追随者。

赫鲁晓夫在恢复集体领导原则的口号下进行反对斯大林的运动，指责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实际上赫鲁晓夫以最令人愤怒的方式破坏了集体讨论和作出决议的原则。不论哪一个苏联领导人都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好把自己的想法粗暴地强加于别人。赫鲁晓夫动辄用指责“斯大林主义”来恐吓自己的同事，消灭一点一滴独立思考、勇敢大胆、积极主动的精神，也正是斯大林竭力鼓励的一切。结果赫鲁晓夫周围是一群谨小慎微，没有原则的人，他们顺从地向第一书记让步，甚至当他作出明明是荒谬的提议时也是这样。不管辽阔国土上各地的气候特点推广播种玉米，不问自然条件和建筑的民族特点到处建设同一样式的五层楼房——这些决定是赫鲁晓夫不受监督的独断专行的后果。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倡议把党的权力机关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给管理体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军人，尤其是海军对赫鲁晓夫特别有意见，因为他那考虑不周的行动削弱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赫鲁晓夫无视国家的现实可能性，把关于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冒险纲领强加给党。

无论是党内还是国内赫鲁晓夫都没有实行民主。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在国外用武力镇压分歧比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要多得多，粗暴得多。宣称自己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战士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成了人们交口称颂的对象。

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运动中明显的虚伪与运动使国家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遭受的巨大损失结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报告实质上肯定了反苏宣传的所有指责都是正确的，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出发点。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不堪忍受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离开了自己的党。赫鲁晓夫的报告促使中欧许多国家的不稳定状况和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二十大上也播下了中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的种子，这也成为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中苏边境流血冲突的原因并导致了曾经是强大的中苏同盟的瓦解。

斯大林的名字在千百万苏联人心目中与最宝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做法之粗暴不能不伤害他们的感情。1956年3月在第比利斯就有群众自发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甚至过了许多年，在2001年春天的电视节目中当年这一行动的参加者这样说明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走到广场上。大家都在那里!”这不是偶然的。残酷镇压第比利斯集会的参加者播下了不和的最初种子，后来促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

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诋毁了所有的苏联领导。千百万人公正地问道：“既然看到斯大林的政策这么有害，其他苏联领导人，首先是赫鲁晓夫自己在什么地方?”赫鲁晓夫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并在二十大上给统治层所有成员赎罪的机会，同时一笔勾销了斯大林关于党必须保持与群众的联系的遗训。正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对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示威者开枪的事件。斯大林警告过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但是这种情况后来更加严重。

结果在苏共中央十月(1964年)全会上谴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准则。赫鲁晓夫的坠落终止了拿“斯大林主题”作投机的行为。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没有通过客观和慎重地研究那些年的所有情况来赶紧弄清“斯大林问题”。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个人与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人有联系，他们为发表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叶廖缅科、什捷缅科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回忆录创造了机会，在这些回忆录中叙述了那些军中的真实事件和斯大林的活动。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等不能说明那些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们反对深入研究斯大林时代。实质上，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及其时代成为苏联历史上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禁题。

不愿意研究苏联过去的经验和弄清斯大林时代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当年的领导工作，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年代的震荡和对斯大林问题提出激动的声明之后要确保社会的安定。

同时理所当然的追求社会的安宁伴随着加强对领导人活动的不批判态度。遵循“不应该晃动船”的原则更加保持苏联高层地位的稳固性。赫鲁晓夫的“不受惩罚”原则又补充了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的“不更换”原则。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来说，他们身居高位是终身的。当然，如果注意研究斯大林时代及其对不论地位多高的人的极为严格的要求，那么就能较清楚地看到当前生活中对破坏纪律，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不批判态度的许多例子，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管理体制。因此最好不要去看苏联历史的这些篇章。

然而西方却愿意研究斯大林这个课题。在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的“苏联学”中心早就明白，这个课题为西方对苏联进行心理战方面的政治破坏提供了多么多的机会。

美国知名的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在家庭中、朋友间、社会聚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哲学辩论到发生拳斗。”在这样的评价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家会把斯大林的历史看做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

上世纪70年代，西方，首先是美国写了许多有关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研究著作。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努力遵照专业客观性的原则，但是他们在这些著作中要解决的“冷战”的政治任务决定了他们阐明斯大林形象及其活动的片面性。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被描绘成是像纳粹一样荒谬可怕的极权主义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画像”的作者们相应地竭力利用斯大林的政敌——从托洛茨基到赫鲁晓夫，还有1930—1950年受迫害的牺牲者及其子女的所有诋毁诬蔑的材料。根据“冷战”的需要剪辑而成的斯大林的形象通过无线电宣传和其他渠道被积极地用来灌输到苏联人的意识里。

戈尔巴乔夫借助于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以清除因循守旧和贪污受贿现象，它似乎应该为国家除去过去时代的弊病。因为当时生活中的许多弊病似乎是斯大林行为的后果，因此纯洁社会的手段之一便是为克服斯大林的遗毒而斗争。从赫鲁晓夫下台起中断了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以新的力量恢复起来，这一次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要大得多。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死去的大元帅被揭发成恶贯满盈!一切可能有的事情，还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讲的小故事都被用来对斯大林作漫画式的描绘，那些年的作者忙于创作斯大林的“内心独白”，它应使读者彻底相信死者的缺点。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А.雷巴科夫和Д.沃尔科戈诺夫将军。

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原因是“安泰—党”违背了斯大林的警告，脱离了人民，而当它变虚弱时，就不用赫拉克勒斯来扼杀它了。毫不奇怪，党的许多高层的代表不久前揭露斯大林忘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后来却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知名活动家。在审判斯大林的同时，当权者“不受惩罚”的原则转变成终身保留他们的地位，接着是继承这种地位的合法化。在许多苏共领导人积极参加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完成了苏联的分裂，促进了巩固西方的阵地以后，1936—1938年诉讼案中提出的指控(当时控告党的知名活动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准备分裂苏联，向国际帝国主义让步)不会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了。

审判斯大林在“改革时期”比在赫鲁晓夫时期给斯大林的遗产带来更大的打击。改革年代消灭了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它是我国人民战争年代英勇斗争的结果创建的，保证了我国四十五年的安全。戈尔巴乔夫时期反斯大林运动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中欧和东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瓦解，波罗的海共和国里民族主义力量的执政。

认为斯大林遗产是缺陷，不能不导致抹杀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虽然1991年3月17日有四分之三的公民投票主张保留联盟，过了九个月群众的意见被忽略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别洛韦日森林自然保护区被破坏了。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加深，导致中苏交恶。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掀起了一股第二次去斯大林化的运动。其中许多街道和城市改名：

匈牙利城市多瑙新城于1951年改名为斯大林城，1961年11月25日改回多瑙新城。

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曾于1949年至1956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市。

波兰城市卡托维兹曾于1953年至1956年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

苏联（今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格勒原名察里津，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53年建立了一座新城市斯大林市，1961年与其它城市合并后被命名为艾森许滕施塔特。

苏联城市（今属塔吉克）杜尚别于1929年至1961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纳巴德 ，苏联（今俄罗斯）城市新库兹涅茨克建城时被命名为斯大林斯克，1961年改名为新库兹涅茨克。

苏联城市（今属格鲁吉亚）茨欣瓦利于1934年至1961年间被命名为斯大林尼利，苏联城市（今属乌克兰）顿涅茨克于1924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诺。

捷克斯洛伐克（今捷克）城市奥斯特拉瓦的一个卫星城曾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

罗马尼亚城市布拉索夫于1951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市。

苏联城市新莫斯科斯克于1953年至1961年被命名为斯大林诺果斯克，1961年被改名为新莫斯科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