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对面、塔曼半岛的原法纳戈里亚的废墟上又建起了马他喀贸易据点。

可萨汗国亡国后，他们的故地被钦察人接手。

起源与壮大

根据拜占庭帝国的记载，哈扎尔人就是突厥的远方同族。他们还与高加索山民、阿兰人、匈人等族群混血融合，是一个有着复杂基因库的群体。公元2世纪，他们第一次以亚美尼亚人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恰逢匈人帝国肆虐亚欧大陆，哈扎尔便选择躲在高加索山脉韬光养晦，避开了时代洗牌所形成的大洪水。

公元6-7世纪，库思老一世等萨珊波斯君主开始加固杰儿宾特长城，就是为了防御经常南下的哈扎尔牧民。依靠西突厥帝国的兴衰起伏，一些部落从原来的联盟中分离，和哈扎尔人一起生活，并将他们彻底突厥化。此后，哈扎尔人就自认为突厥，并将周边的保加尔、阿瓦尔等部族视为兄弟之邦。可汗札比尔在626年与希拉克略在梯弗里斯会面，派将军布里设灰狼出兵号称4万给拜占庭皇帝进行反波斯战争。希拉克略也用这支有生力量，将萨珊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夷为平地。随后，他们又趁着保加尔部落间的内乱，迫使对手臣服于自己。部分保加尔人被驱逐到巴尔干地区，成为后世保加利亚的文化先祖。

拜占庭人与可萨人一度有着亲密的关系。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到君士坦丁五世时，他于732年娶可萨可汗的女儿为妻，她成为伊拉尼皇后。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皇帝，以其浑名可萨人利奥（775－780年在位）而为人所知。这种联姻方式在拜占庭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是很有用的，当拜占庭军队在小亚细亚对阿拉伯人发动进攻时，可萨人在外高加索从后方攻他们（例如在764年的战争中）。

公元750年，哈扎尔人已经陆续降服了乌克兰平原和高加索山地的不同居民。包括有民族大迁徙中遗留的哥特人、躲在高加索山中的匈人小国、作为斯基泰后裔的奥塞梯人和依旧实力不俗的阿兰人。除此之外，还有像马扎尔、保加尔、佩切涅格等早期突厥化牧民，以及更北方的斯拉夫先民。其版图西起多瑙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第聂伯河、顿河及伏尔加河中下游之地。在《旧唐书-西戎传》和杜佑的《通典》里都有提到其地理位置。

在行政上，哈扎尔汗国类似于其他的游牧部落，同时存在有多个首都。汗王会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呆在不同的首都里避暑或者避寒。波斯和唐朝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哈扎尔汗国占据的优良贸易线路。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的北线商路就要经过哈扎尔都城。特别是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的战火频繁之际，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安全的贸易线路。伏尔加河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让北方商团直抵君士坦丁堡。里海又可以把商船引向波斯乃至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向东经由陆路和卡马河，还能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西伯利亚以及花剌子模都纳入商业系统。帝国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同以上地区的人群打着交道。

皈依犹太教

经济上的强大和富足，也开始影响到哈扎尔人的国家文化建设。按照文献中的某一种说法，在公元8世纪中叶，鉴于哈扎尔骑兵多次扰边，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同时派出了圣人前往当地传教。双方都希望这个北方帝国能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布兰可汗就直接向辩论完的双方提问：“如果让你选择犹太教或对手的派系，你会信仰是什么？”

分别代表伊斯兰与基督教的使团，都不假思索地回答犹太教。于是，哈扎尔帝国宣布以犹太教为自己的国教，并将双方的使者都打发回国。这个选择也是因为哈扎尔位于两大势力之间 ，有自己的地缘和贸易平衡需要。只有同时不讨好任何一方，才能既维持贸易又并避免被双方同化。同时，可汗也知道吸引犹太商人，以便特别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加之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都无法否认《圣经》旧约，便容易与两者同时打交道。哈扎尔人也就此创造了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以犹太教帝国。

对抗阿拉伯的战争

凭借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臣服势力的变多，哈扎尔人势必与周边列强展开激烈碰撞。但相比垂垂老矣的拜占庭和波斯，新生的阿拉伯人更具有攻击性。因此，哈扎尔帝国的早期交战对象，就是这些来自南方的圣战者。

公元646年，阿拉伯人首先在亚美尼亚击败了一支阿兰-哈扎尔-拜占庭联军。之后，他们又在公元653年围攻汗国的都城巴兰杰尔。战斗中，两军都使用了投石弩机对射。最后是哈扎尔人成功地击杀了阿拉伯指挥官，并将对手逼回了高加索山以南的大本营。随着阿拉伯贵族间的内斗开始，北方的汗国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在伍麦叶王朝平定内乱后，两强间又开始了一系列恶斗。由于哈扎尔对高加索山区的阿兰和匈人小国大肆征收沉重赋税，引发他们倒向阿拉伯势力，并将对方引过高加索山劫掠。在公元713年，哈扎尔军队报复性地突破了杰尔宾特长城，但是最终被呼罗珊总督马利克阻击。在修缮好边墙后，马利克再度带兵深入汗国境内，却在萨马德尔地区被哈扎尔人拦截。哈扎尔可汗提议双方进行大量的战前比武，并趁机招募到数量庞大的援军。最后迫使呼罗珊总督率部连夜逃走，抛弃庞大的辎重，并将营地内的老弱病残都留给哈扎尔人屠杀。

但凭借着更出色的军事技能，伍麦叶王朝还是在之后的战斗中居于上风。比如在攻陷哈扎尔汗廷巴兰杰尔的战役中，他们以步兵的大盾牌挡住箭雨，突破车营间的链接空隙。最后，对哈扎尔人大开杀戒，最后几乎将其王室成员都一网打尽。只是严寒的气候限制了阿拉伯人北进，迫使取胜的呼罗珊总督见好就收，带着大量战利品返回南方。

十几年后，哈扎尔军队也再次踏上熟悉的远征路线，开始对阿拉伯人进行复仇。他们洗劫了位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地的穆斯林聚居区，驱逐了当地的阿拉伯驻军。但在最后关头的穆甘草原之战中，伍麦叶军队还是在决定性地战胜了哈扎尔人。到了公元735年，玛万二世甚至和亚美尼亚附庸一起兵分两路北伐。阿拉伯人连夜架浮桥越过伏尔加河，突然出现于哈扎尔汗廷附近。结果，又是哈扎尔人遭遇大败，有7000人战死，包括可汗在内的10000多人被俘。好在玛万二世很快被东方的阿巴斯家族推翻，哈扎尔人才趁机南下，将阿塞拜疆和东格鲁吉亚又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体来看，双方都是守强于攻，主动深入敌境的战斗都以失败或后勤不济的方式告终。新崛起的阿巴斯王朝则选择同哈扎尔汗国维持友好的联盟关系。但汗国始终成为牵制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力量，不仅保护了拜占庭帝国的北翼，也拱卫着当时还非常弱小的斯拉夫部落。

哈扎尔与拜占庭的冲突

西面拜占庭也和哈扎尔也有着尖锐矛盾。后者主要通过挖墙脚的方式，撼动拜占庭帝国在高加索与克里米亚半岛的有效统治。比如支持阿布哈兹国王列昂二世，从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下独立。

作为反制措施，拜占庭就支持那些依然留在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发动了反抗哈扎尔宗主国起义。虽然这一叛乱迅速被哈扎尔人镇压，但拜占庭方面的野心也已暴露无遗。最终，利用马扎尔人和哈扎尔打内战的时机，拜占庭攻占了这个哥特遗民的自留地。但直到汗国灭亡，他们都没有向北再迈进一步。

公元10世纪初，哈扎尔人还对拜占庭在黑海东部的领土保持着战略压制态势。拜占庭人非常善于利用金钱进行远交近攻。他们联络了对哈扎尔霸权不满的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保加尔人，对哈扎尔实行半圆形的包围圈。但经过一番马不停蹄地交战，可汗本杰明在5个不同的方向上击败了所有对手，令拜占庭人大为震惊。于是拜占庭人又祭出了惯用的外交手腕，教唆原本忠诚的阿兰人也发动叛变。但主场作战的哈扎尔人又迅速攻陷了他们的山地要塞，并成功地俘获了阿兰国王，顺势通过和亲将阿兰人重新笼络到哈扎尔麾下。

但佩切涅格人的活动使得可萨汗国的疆域缩小。从咸海草原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们称奥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区和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大约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帝国的领地，把可萨属民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马扎尔人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格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内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了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可萨人只保留了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

总体来看，哈扎尔限制了拜占庭帝国向东北欧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更北方的罗斯人开始进入君士坦丁堡的视野。本地斯拉夫人为了自保，请来维京首领担任自己的君主，并酿成了后来摧毁哈扎尔联盟的最重要因素。

罗斯与哈扎尔的恩怨

早在维京人登陆波罗的海东岸时，就向当地居民开始征税。随后，哈扎尔和维京后裔也很快发生了矛盾。但面对哈扎尔人的重骑兵和骑射手，数量有限的维京步兵也根本不是对手。

但双方很快都意识到做生意比互相残杀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维京人开始带着手下的斯拉夫人侵略其他区域，并将战俘通过哈扎尔的犹太商人卖到拜占庭和其他伊斯兰帝国去。当然，以基辅为首的罗斯诸公国也就成为哈扎尔名义上的附庸，需要定期向可汗缴纳贡品，并出兵为帝国到里海等地作战。作为回报，罗斯船只南下黑海、里海的冒险旅途，也是得到了哈扎尔可汗的默许。他们通过上交10%的战利品，获得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港口进行补给和贸易的权力。汗国的组织形式，更是启发了早期罗斯的政权构建。

只是随着罗斯群体的迅速壮大，哈扎尔人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对于自身霸权的威胁。公元914年，多达5000人的罗斯舰队完成劫掠，从里海返回伏尔加河流域。但由于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南方大肆抢劫，所以也波及到那些为帝国服役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裔士兵家乡。犹太商人也控诉他们严重破坏了哈扎尔和以上地区的贸易关系。结果，罗斯人遭到哈扎尔的穆斯林雇佣军和保加尔盟友的夹击，最终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拜占庭和哈扎尔双方也各开始了内部清洗，相互驱逐自己境内的基督徒或犹太人，导致了新的全面战争爆发。凭借着庞大后勤优势和就近调兵的便利，哈扎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驱逐了刻赤海峡的罗斯人。随后又席卷了拜占庭在刻赤海峡和亚速海附近的所有城镇、据点，防止双方南北勾结。最后才迅速北上，对基辅发动了长达4个月的攻城和草原袭扰，迫使罗斯人重新臣服。

公元941年，哈扎尔人与罗斯舰队联合南下围攻君士坦丁堡。在攻城失败后，又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地区游荡，最后遭到拜占庭海军的希腊火焚毁。稍后，联军的陆上部队也被拜占庭击败。罗斯大公伊戈尔已经取得与汗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并在943年与可汗联兵出征南下，带兵突破了阿拉伯帝国的杰儿宾特长城。

一直到950年左右，军事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罗斯人再次与汗国翻脸。长期的接触和影响，也让罗斯人已经习惯了骑马作战，对于游牧大军不再有任何心理恐惧。更多步兵则可以坐沿着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南下，如同游牧民一般机动，在破坏一番之后就迅速撤退。拜占庭人也抓住机会，重新向克里米亚半岛部署军队。

犹太教帝国的毁灭

感到力不从心的约瑟夫可汗，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盟友。其中一封求援书信从伏尔加河流域传到君士坦丁堡，再穿越整个地中海，来到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宫廷。

时任哈里发外事秘书的犹太人伊本·沙普鲁特，这才知道东方还有这么一个犹太教强国。他迅速回信，从从西班牙传到德意志，再通过基辅传递到可汗在伏尔加河口的首都阿蒂尔。两个素未谋面的君臣互相通信，却因地理阻隔而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共赢。到公元968年，哈扎尔帝国的都城伊蒂尔就被罗斯大军攻破，可萨人只剩下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库班河地区和达吉斯坦草原。沙普鲁特再也就没机会再收到远方同胞的回信了。

利用罗斯人的战果，拜占庭和阿拉伯纷纷出兵攻占与他们接壤的哈扎尔地盘。可萨汗国迅速灭亡，随即产生的草原权力真空，最终被佩切涅格人所填补。但还是有2个哈扎尔人的小国幸存了下来。第一个在刻赤海峡附近，直到1016年才被巴西尔二世的舰队和罗斯人所联合攻灭，塔曼半岛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最后属地被夺取。第二个哈扎尔人小国则躲入高加索山脉的达吉斯坦地区，直到1220年才被蒙古西征军所毁灭。

剩下的哈扎尔人作为雇佣军和商人，散居在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最后成为了东欧犹太人的重要来源。还有一部分人穿越丝路，进入北宋王朝的开封，成为了后世河南犹太教社群的起源。13世纪的教廷大使柏朗嘉宾经过东欧和伏尔加河，还看到那里还有繁盛的草原牧场和信奉犹太教的游牧部族向金帐汗国纳贡。当地的突厥语牧民也将黑海称为哈扎尔海。在东欧草原上，各个游牧强权很难彻底消失，他们往往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融入其他的新霸权当中，为新的霸业贡献自己的能量。

由于信仰问题，哈扎尔帝国的很多事情没有被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所系统记录。他们仅仅作为外寇分散在凌乱的历史记忆中，并遭到文明世界的口诛笔伐或嫉妒讽刺。只有少量可汗留下的希伯来文献，才能帮助后人研究这段尘封的历史。

可萨人起初信仰腾格里。随着商业的兴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可萨国内找到了落脚处。在851至863年年间，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圣西利尔到可萨人中，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西利尔传记上记有他与犹太教教士在可汗宴会上的论战。在利奥六世统治期间，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主教区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为了在可萨境内传播新约。以大批阿拉伯居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从690年起也有许多皈依者，从868年起，特别是在965年以后，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宗教。犹太教更受欢迎。767年，伊沙克·圣格里开始在可萨人中任牧师。马苏第宣称，在哈仑·阿尔·拉施德哈里发朝的统治下（786-809年），可萨可汗和贵族都拥护犹太教。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发起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难民进入可萨境内。

据说一位使用圣经中约瑟之名的可汗于948年写信给犹太教士希斯达伊，描述了可萨境内犹太教盛行的状况，但是，马迦特怀疑这封著名信件的真实性，该信的时间似乎不会早于11世纪。据伊本·法德罕的记载（Risala），萨曼塔尔（在达吉斯坦内）的可汗、总督、王公和其他高级官员们都信奉犹太教。为报复伊斯兰境内对犹太教教堂的破坏，一位可萨可汗曾拆除了一座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然而，在可萨人民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过了犹太教徒。据说大约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兰教，而在1016年，塔曼半岛的可汗是一位名叫“乔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

信奉犹太教

可萨人信奉犹太教的史实散见于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犹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献是阿基坦的朱斯马（Druthmar of Aquitaine）对马太福音的注释，写作时间约为843—864年之间。文献提到，“据我所知，普天之下的各个民族里，都有基督徒生活于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称为Gazari的匈人中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称许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这一部族已经行了割礼，遵从犹太教的一切信条。但是，源于这个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里阿尔人（Bulgars）已经接受了洗礼。”10此后，阿拉伯地理学家如Ibn al-Faqīh，Ibn Rusta等都提到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但最重要的史料包括以下三份：

⑴Vita Constantini 由可萨可汗发给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信，写于880年左右，记叙了发生于可萨汗廷的一场神学争论。举行这次论争的原因是“犹太人想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习惯，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以和平和众多的礼物引诱我们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因此，可汗写信给拜占庭皇帝，出于我们以往的友情，希望皇帝派遣一名博学之人来汗廷解释基督教教义，倘若这位拜占庭使者能够击败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我们将皈依您的信仰。”最后，经过一番争论，犹太拉比获胜，可萨及其部族从此成为犹太教徒。

⑵剑桥文献（Cambridge Document），是住在可萨汗国的一位佚名犹太人写给西班牙的犹太名臣沙普鲁特的信。在信中，犹太人被说成在某个年代经过亚美尼亚到达可萨居住区，他们和当地的可萨人融合，但基本上保持着祖先的信仰，后来，有位身居高位的犹太军事领袖在虔诚的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开始力图恢复传统的信仰。这一做法激怒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为此，这位军事领袖召集三方人士进行宗教辩论，以解决纷争。后来，可萨人求教于保存在山洞中的犹太经典，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全部回到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从伊朗，伊拉克和拜占庭移居到可萨汗国。

⑶可萨国王约瑟（Joseph）给沙普鲁特的回信。13信中这样写道，当时，可萨的布兰可汗是一位智慧和敬畏上帝的人，他赶走巫师和偶像崇拜者，后来，上帝使他做了两个梦，使他明白上帝的启示，于是他召集王子，奴隶和全体部落成员，皈依了犹太教。按照第2个梦的指引，他为耶和华建立了神庙，并在阿塞拜疆发动战争，以获得建庙所需的费用。拜占庭皇帝和穆斯林哈里发听到此事，分别送给他许多礼物，企图改变它的信仰，于是，举行了一场宗教辩论，犹太学者获得胜利。此事发生在约瑟之前340年。

可萨人究竟在何时正式信奉犹太教，还不能够确定，只知道大致在8世纪中叶。那么，可萨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皈依犹太教呢？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写道，“喀扎尔人（可萨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一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鞑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觉奇怪。但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里亚（khazaria）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立法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间，他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方法规避他们；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脱拉罕市场来，以便特别促进喀扎尔人的商业。”这段话可谓道破了可萨人信仰犹太教的天机。可萨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盆地。它的崛起，得力于他沟通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而这条商路的重新开辟，实为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商业战争的结果。在750年前后，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红海，波斯湾和横跨大陆的亚洲商路，他们就从对拜占庭的贸易中榨取捐税，迫使希腊商人付出高价。所以，拜占庭帝国努力使经过中亚而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北方商路开放。后来，人们逐渐采用了另一条更北的北方商路。这条路线自印度和中国，沿阿姆河顺流而下，到咸海，绕里海北岸，过乌拉尔河口的萨拉坎谷，达伏尔加河河口的伊铁尔，从那里上至萨来，于是，下行顿河到亚速夫海的罗斯托夫。这条路由三项优点：不受阿拉伯人的控制；能避免山区部落的抢劫；几乎全部是水路。随着越来越多的商队来往于这条北方路线上，可萨首都伊铁尔成为繁荣的国际商业城市，商业税收成为可萨汗国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商业利益促使可萨可汗和拜占庭结成盟友。从610年至641年，可萨人协助拜占庭希拉克略皇帝同波斯人作战。从7世纪中叶开始，双方又联手抵挡波斯帝国的扩张，拜占庭的东北边境依靠可萨汗国的存在免受了阿拉伯人的侵扰。但是，可萨汗国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又是南北贸易的要冲。北欧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通过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完成。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在这条南北航线的附近发现了数以万计的8至11世纪的阿拉伯钱币。奴隶是这条商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伊铁尔是当时重要的国际性奴隶市场,大量的斯拉夫奴隶经由这里运往西亚和北非。据《世界地志》记载，“伊铁尔城分两部分，居西者国君及其战士，居东者伊斯兰教徒及偶像教徒。”757年，阿拉伯人击败可萨军队，迫使达干可汗（Tarkhān Khāqǎn）请求媾和，此后双方在达格斯坦地区形成对峙局面，战事平息，更多的伊斯兰教商人开始活跃于伏尔加河流域。

总之，可萨汗国的统治和财富依赖于通向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商路，这就决定了它同两大强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冲突。从前引文献的不同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萨人在正式信奉犹太教之前，曾举行了一场神学辩论，由三方人士参加。可萨可汗的态度是听凭他们辩论，胜者可以使可萨人皈依他的信仰。这种方式显示出可汗力图在两大强国的压力面前寻找平衡。除了这场有不同版本的半传说性质的神学论争外，真实的史料也反映出可萨可汗面临的压力。737年，倭马亚王朝的将军Marwān率军侵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可萨中心地区，俘虏了可萨可汗并强迫他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Ibn Atamal-kufi的记载，“除可汗外，他的宫廷大臣及国人都成为穆斯林。”16当然，这次强迫的皈依并没有获得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因为在750年，倭马亚王室发生内乱，无暇顾及可萨可汗的信仰，可汗正是在这段时间成为犹太教徒。从拜占庭方面看，对可萨人的改宗也是有强烈的反映的。克里米亚一直是可萨和拜占庭势力交错影响的地区，780年，可萨可汗的孙子利奥（Leon）成为克里米亚的统治者，在可萨可汗的支持下，他极力肃清拜占庭的影响。大约在790年左右，克里米亚爆发了反对可萨的叛乱，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叛乱的幕后支持者是拜占庭，但无疑，它反映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摩擦。此外，在775年左右，拜占庭的教会提出要在这一地区设立大规模的新教区。新教区包括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由Doros（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地区）的主教领导，这一教区正是可萨汗国的势力范围，显然，此举意在加强可萨汗国内的拜占庭即基督教的影响。

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8世纪中叶以后，可萨一直以犹太王国的名义统治着南俄草原，周边的民族也将可萨等同于犹太人。伊本·法都兰（Ibn Fadlān）写道，922年可萨可汗听说阿拉伯统治区的犹太教堂被毁，就破坏了伊铁尔的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以示报复，并且表示，如果不是担心阿拉伯人会迫害治下的犹太人，他肯定会对伊铁尔的清真寺和穆斯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表明，可萨可汗是以保护犹太人为己任的。

可萨人在心理上也同犹太人认同。剑桥文献（约作于949年）中叙述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在他们的犹太领袖带领下全体返回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陆续迁移到可萨汗国。姑且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信的作者，一位可萨犹太教徒无疑是将自己认同为犹太人。正如Zuckerman所分析的那样，“返回”一词意味着要消除犹太人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之间的差别。19可萨人也吸收了犹太文化的内容。安纳迪姆（An-Nadim）在987至988年讨论突厥人及其相关民族的书写方式时写道，可萨人运用希伯来文。1206年，法拉丁·穆巴拉克沙（Fahrad-Dīn Mubāraksāh）也写道，可萨人使用的字母是一种源于罗斯人的字母体系，罗斯人是他们的近邻，属于罗马人的一种。可萨人使用这种字母并称之为Rūm-Rūs。他们从右书写，字母相连，一共只有2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就是22个）绝大多数写这种字母的可萨人是犹太人。

由于可萨可汗，贵族，及所属部落都皈依了犹太教，因此，有大量的犹太人迁来可萨汗国。马素迪（Al-Masūdī）曾写道,“可萨的国王在哈里发希伦（Hārun 786-809）时期成为犹太教徒。一些犹太人开始追随他。这些犹太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以及拜占庭。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王（Romanos Lekapenos 920-944）强迫国内的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对他们使用暴力……于是，许多犹太人从拜占庭逃到可萨汗国。”22犹太人口的增加和犹太教影响的扩大，在该地区也是有迹可寻的。985年，穆库达希（Al-Muquddasi）写道，“可萨人的统治地区位于里海沿岸，幅员辽阔，是一片肮脏而悲惨的土地，只是有许多的羊群，蜂蜜和犹太人。23不应忘记的是，965年，可萨汗国被罗斯军队击败，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如果穆库达西所描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即使在可萨汗国走向衰落后，境内仍有大量的犹太人或可萨犹太人。此外，基辅罗斯的古编年史记叙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在986年皈依东正教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不里阿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信奉天主教的日尔曼人都曾力图说服他接受自己的宗教。这也可以证明10世纪末可萨境内的犹太教徒为数不少。

丝绸之路北道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全书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盛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网，诸处可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萨正是从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过这条路线，拜占庭帝国派往突厥可汗室点密处的使节扎玛尔克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返回拜占庭的。不过，那时，这条道路还没有成为交通频繁的商路。7至9世纪，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北道开始繁荣起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书和文物所证实。

姜伯勤先生在考证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后指出，“以‘金钱’（拜占庭金币）为虚构的随葬物，只见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5世纪只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不称‘金钱’若干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币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纪后的一个多世纪才十分重要。”1973年至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库班河上源，发掘了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及其东的墓葬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绢。其中中国产品约占23。9%和9.4%。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断代为8-9世纪，反映处在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与中国有规模性的商品交流。

北道也出现于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他们从海路或陆路到达中国，其中一条陆路路线是经过可萨汗国的，“从拜占庭腹地穿过斯拉夫人地区而达可萨人的首府，又渡里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们从那里通过河中地区（Transoxiana）继续其旅程而达回鹘人（Tagaygay）从那里至中国。“巴托尔德认为，胡尔达兹比赫利用了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Tamǐm b Bahr 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时间是760至800年之间，这也恰好是可萨可汗信奉了犹太教的时代。

唐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中国和可萨直接交往的记载，只是提到了可萨的物产。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北道上可萨人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

首先，从伊铁尔出发过里海到达巴里黑，这段路程经行的是花剌子模（Khwarazm）。

花剌子模地处里海东岸，是萨珊波斯辖下的自治城邦。它同可萨汗国有密切交往，巴托尔德曾指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面向西方和西南方的，面向伏尔加河流域的，是当时这里居住的不里阿尔人和可萨人。”在940年左右,马素迪（Al-Masūdi）报道说，来自花剌子模的穆斯林组成了国王的近卫军，宰相库雅（Ahmad b. Kūya）也出生于这支军队。当国王同反叛者作战时，有7000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士兵伴随国王。但是，他们不参加国王同穆斯林的战争。31在唐代史料中，花剌子模被称为火寻。《新唐书·西域传》 记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戌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唯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751年）君稍施芬遣使献黑盐，宝应时（762年）复入朝。”根据蔡鸿生先生的分析统计，从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火寻曾三次入贡。贡品包括紫麞皮，白玉，石蜜和黑盐。32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考证，在751年前不久，花剌子模可能和可萨联合起来，建立了阿弗里帝国，其疆域自克里米亚，外亚速海而达花剌子模。托氏的说法根据考古发现而来。有枚751年左右的花剌子模钱币上镌刻有 “MR’MLK ’pr’-rxzm字样，托氏译为“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如果托氏的说法成立，那末，天宝十载遣使向中国朝贡的火寻国君稍施芬就是这位“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天宝年间三次入贡的可能是花剌子模同可萨的政治联合体。

那么，可萨人何以会在数年间频频向遥远的唐朝入贡呢？原因正如蔡鸿生先生所分析的，是由于阿拉伯人的步步进逼。737年，在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战之后，阿拉伯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打尔班（Derbent），可萨人被迫向北退却，定都伊铁尔，开始向西扩张。此后二十年，可萨人积蓄力量，图谋反攻。可萨入贡唐朝正值此时，可见入贡是为了寻求唐朝的支持，增加获胜的把握。

其次，河中地区和回鹘人地区。河中地区也就是粟特（Sogdiana），这里的粟特商人，即唐代史书中的九姓胡，是当时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势力，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安史之乱（755-763）后，回鹘人因为助剿有功，大批进入中国中心地区，粟特商人同回鹘的关系也越加密切了。《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回鹘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殖产甚后。”九姓胡的商业活动远达可萨汗国。哥尔顿（P.B.Golden）指出，在可萨汗国的克里米亚地区，有地方名为粟特城(Sugdaia,斯拉夫语Surazh),这里是当时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可萨人可能参加了由西域诸胡组成的柘羯军，和回鹘军一起进入中国的中心地区。戎昱《苦哉行》在描写回鹘军攻占洛阳的情景时写道，“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据张星琅先生分析，此长鼻黄发拳者，显为不同于回鹘的人种。回鹘同汉族和藏族，发黑直，鼻低小，眼不下凹。柘羯军的主体是九姓胡，《册府元龟》卷961记载康国人（撒马尔罕）的相貌是“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直到元朝，刘祁在《北使记》中记载这一带人的相貌时，说“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唯见眼鼻。”可见，黄发卷曲并不是九姓胡的典型特征。张星琅先生认为，此长鼻黄发最可能为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犹太人为闪族，白肤，鼻高直，头发卷曲，为棕色或棕黄色，颇符合长鼻黄发的体貌特征。如果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柘羯军中包括了远在可萨汗国以北的斯拉夫人，那其中也有可能有居住在可萨境内的犹太人。

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联姻

732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主动提出与可萨汗国进行皇室联姻。这一安排，既是对两国在对波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的肯定，同时还有着迫切的现实考虑，即拜占廷帝国急需与可萨汗国建立军事联盟，应对阿拉伯帝国的大举入侵。除此之外，拜占廷帝国更希望借助联姻将基督教传播到可萨汗国，以遏制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趋势，防止两国因为信仰差异变成敌国。不过，两国虽然在732年实现联姻，但却未能奏效，可萨汗国最终在740年选择犹太教作为国教，两国的传统邦交关系自此之后开始让位于新兴的信仰冲突。

732年确实是两国外交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为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选择了可萨汗国的公主为妻。君士坦丁与可萨公主的后代，即后来的拜占廷皇帝利奥四世(Leo IV，775-780年在位)，也因母亲的民族成分而被称为“可萨人利奥”。从这一称谓来看，利奥三世与可萨汗国的联姻在拜占廷的历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但是，从拜占廷的传统来看，这是一桩十分反常的联姻。按照拜占廷人的传统，他们继承了古罗马的荣耀，拥有高贵的血统，拜占廷皇帝及其男嗣绝不能和所谓的“蛮族”统治者缔结连理。在君士坦丁与可萨公主的婚姻之前，只有一次例外，即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705-711年在位)与可萨可汗之姊的婚姻。不过，二者结合之时，查士丁尼二世已经是被废黜的皇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违背了传统。由此可见，利奥三世安排皇太子与可萨公主的联姻，显然违背了帝国传统，其行为也因此遭到后世拜占廷人的诘难。在对此举的众多责难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要数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论帝国管理》(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他以十分严厉的语气谴责了利奥三世与可萨汗国的联姻决定，认为此举“使罗马帝国和他自身蒙受奇耻大辱……由于这不合礼法的亵渎行径，他(利奥三世)将一直遭受教会的谴责，并被永久地逐出教会”。而这桩婚姻的产物“可萨人利奥”也遭到后世拜占廷史学家的蔑视，认为他“既非基督徒，亦非多神教徒，也不是犹太教徒，而是各种不虔诚信仰的混种”。

另一方面，这桩违背帝国传统的联姻的缔造者利奥三世，在位期间却表现出对帝国其他传统的格外尊重。由他颁布的《法律选编》，在行文中多次强调对罗马传统的重视。在治国实践中，利奥三世也努力营造一种回归传统的氛围。比如，在利奥三世执政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元老院已经几乎消失在拜占廷的文献中；而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他将元老院重新带回民众视野，无论是在他的即位大典上，还是在其子君士坦丁的受洗仪式中，元老院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此外，利奥三世还特别注重在礼拜仪式中凸显传统因素。根据拜占廷著名史家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的记载，利奥三世的登基仪式完全遵循传统程序，“他从金门进入内城，接受列队等待的民众的欢迎；然后他抵达圣教堂，在那儿等待加冕典礼”。

既然利奥三世一向如此遵从帝国传统，那么他为何要在皇位继承人的婚姻问题上公然挑战传统，主动为君士坦丁选择一位外邦女子为妻呢？这桩备受瞩目的联姻，在拜占廷和可萨汗国外交关系史上必有其极为特殊的影响和作用。考察这桩联姻，对于了解8世纪初期外高加索地区的局势，进而明了此后可萨汗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至为关键。同时，8世纪中期，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这是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桩联姻则是拜占廷帝国极力阻止此事发生的手段。通过对这桩联姻的分析，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8世纪初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为争夺可萨信众而进行的博弈。鉴于这两点重要性，学术界广泛注意到了这一皇室联姻事件，但对其动机的探讨却存在不足。惠特托(Whittow)虽然分析了此次联姻对拜占廷宫廷服饰的影响、拜占廷文化对可萨人的吸引力，但却没有对联姻动机进行论述。在对联姻原因有所涉及的学者中，奥斯特罗格尔斯基(Ostrogorsky)将其简单归因于军事联盟的缔结。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但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前文所述的此次联姻的“特殊性”。邓禄普(Dunlop)简单提到联姻与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之间存在联系，但其分析的角度仅局限于宗教层面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如外交传统与军事需要等。总体看来，关于732年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联姻的动机，学术界仍然缺少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以笔者之见，皇室联姻背后折射的是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敏感而摇摇欲坠的关系，利奥三世此举实则有着诸多的利益考量。

一、巩固两国传统邦交

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自从开始实质性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732年的皇室联姻，则可以巩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可萨人是半游牧民族，属于西突厥的后裔，其统治者源自突厥的阿史那氏(中国唐代昭武九姓之一)，在6世纪由中国西部边陲迁徙到乌克兰平原。自552年起，可萨人开始建立松散的部落联盟，实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度。因为可萨人首领的威望来自其军事成就，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扩张的态势。559年，可萨人战胜阿瓦尔人(Avars)，侵占了后者的领土，自此在伏尔加草原立足。7世纪中期，可萨人在伏尔加河(Volga)下游和高加索北侧山坡之间建立汗国，统治范围延展至亚述海(Azov)海岸。

历史上，可萨人曾臣服于中国皇帝，其政治理念也深受中国等级制度的影响。因而，可萨人对与中国相似的庞大帝国拜占廷格外仰慕，深深折服于它的先进文明，也对拜占廷皇帝充满敬意。这种崇敬之心在史料中有所体现。比如可萨人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泽别(Ziebel)，在见到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时，“欢欣雀跃，亲吻皇帝的脖子，向他行礼致敬”，“可萨士兵全体跪拜，伸直脖子，带着敬意向皇帝行礼”，“军官们则全部站到石头上，以同样的方式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可萨人对拜占廷帝国的此等敬重，奠定了双方一个多世纪友好外交关系的基础。

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可以发现，拜占廷与可萨汗国之间的友谊可追溯至公元626年。7世纪20年代，拜占廷与波斯间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战争，步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波斯帝国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近东地区，而拜占廷帝国则从622年开始进行有力反击，逐渐夺回优势。可萨汗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在这场战争中置身事外。可萨汗国既与拜占廷帝国相邻，又与波斯接壤，因此，在拜占廷与波斯的争霸战中，可萨汗国成为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拜占廷史学家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拜占廷与可萨汗国的密切交往。据他记载，626年，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深谋远虑，“邀请可萨人成为他的盟友”。可萨人出于对拜占廷帝国的敬重，开始在高加索和亚美尼亚地区与波斯人作战，他们“攻破里海边的城门，大举入侵波斯”，他们“四处游荡，到处俘虏波斯人，烧毁城镇和村庄”，成为皇帝希拉克略的有力盟友。可萨人珍惜与皇帝的友谊，从军队中“挑选了4万名勇士，交给皇帝作为援军……皇帝带着这些勇士一起，向波斯皇帝胡斯洛(Chosroes II，590-628年在位)进军”。

这些可萨勇士跟随希拉克略四处征战，历时一年有余，他们的勇敢和仗义赢得了拜占廷帝国的高度认可。塞奥法尼斯就曾称赞可萨汗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希拉克略的继任者们也一直与可萨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可萨汗国也屡次在拜占廷需要帮助的时候予以军事援助。例如，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在位期间，保加利亚人成为拜占廷帝国新的困扰，于是可萨汗国出兵，收服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族长，向他们每年收取贡赋。再如，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到车绳之后，为了东山再起，便去寻求可萨汗国的援助，可萨可汗不仅怀着极大的敬意和热忱来接待他，而且将自己的姐姐塞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他。查士丁尼二世与塞奥多拉育有一子，在重新夺回皇位后，查士丁尼二世专门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可萨汗国，将妻儿接回君士坦丁堡，为他们加冕，共同执掌大权。这些历史事件见证了拜占廷与可萨汗国友谊的延续。

除了军事上的联合，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商贸领域。出于对东方商品，尤其是中国丝绸长期以来的浓厚兴趣，拜占廷帝国极力推动与丝绸相关的贸易活动。根据裴矩的《西域图记》(成书于7世纪初)所述，当时有三条“丝绸之路”，其中“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由于拜占廷正与波斯进行战争，不得不舍弃中道，将获取东方商品的希望寄托于北道，而恰好处于北道之上的可萨汗国因此与拜占廷帝国建立起密切的商贸合作关系。彼时，黑海北部沿岸成为贸易聚集地，东方的香料、胡椒、乳香、丝绸以及其它奢侈品通过可萨汗国传入，令拜占廷王侯贵族趋之若鹜。在众多商品之中，乌拉尔的黄金和中国的丝绸成为可萨汗国获利的主要商品。现代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共出土了7至10世纪的700多件丝绸。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外高加索地区是连接拜占廷、中亚、中国之间极为重要的贸易枢纽，而拜占廷帝国为了满足对丝绸的需求，从7世纪起逐渐对可萨汗国形成贸易上的依赖。

与此同时，可萨汗国借助其丝绸贸易中间商的优势，努力发展国内产业，扩大了对拜占廷帝国的出口商品范围。考古资料表明，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可萨人手工作坊中，发现了质量上乘的首饰，它们用于出售给拜占廷人。特别是在7世纪，随着埃及和叙利亚相继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廷帝国的经济遭到重创，粮食等基本物资的供给出现严重问题。在这困难关头，可萨汗国的物资帮助使拜占廷有效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调整。据现代学者估计，在650至750年间，克里米亚地区的可萨人每年向拜占廷帝国提供约300吨的肉制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7世纪时，拜占廷与可萨汗国已经实现了军事上的亲密合作与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双方之间的友谊关系也已存在于统治阶层的观念和意识中。这样看来，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在732年安排的这次联姻，首先是对两国长期以来友好关系的肯定。当然，拜占廷帝国安排此次联姻，还有很重要的现实考虑，因为帝国需要与可萨汗国建立军事联盟，应对现时危机，共同抗击阿拉伯人。

二、建立抗击阿拉伯的军事联盟

从希拉克略到利奥三世的近百年间，阿拉伯人一直是拜占廷帝国的梦魇。他们不断扩张，在635至642年这短短八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迅速吞并了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一些领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717至718年间，阿拉伯帝国更是集结了2560艘战船和20万陆军，对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围攻。面对如此劲敌，拜占廷帝国深感仅凭一己之力的困难以及得到军事盟友援助的重要，而可萨汗国恰是拜占廷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从战略地位而言，可萨汗国“横亘在阿拉伯人的进军路线之上”，构成阿拉伯人进入黑海的最大障碍。为了进军欧洲内陆区域，阿拉伯人将地中海和黑海同时视为突破点。一方面，他们经西班牙半岛入侵西欧；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武力入侵高加索地区，征服可萨汗国，坐拥黑海入海口，继而进军东欧。于是，从642至652年，阿拉伯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战争不断，史称“第一次阿拉伯—可萨战争”。最终，可萨汗国成为这场十年战争的胜利者。71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之后，开始将更多的兵力投放到高加索战场。从722至737年，“第二次阿拉伯—可萨战争”全面爆发，而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同期在拜占廷帝国或者在西欧所发生的战事。723年，3万可萨人在亚美尼亚与阿拉伯人相遇，结果可萨人取得了胜利，阿拉伯人丢盔弃甲，一直逃到叙利亚。可萨人继续集结军队，希望能够一鼓作气，攻入阿拉伯境内，却被阿拉伯将军加拉(Jarrah)率军击溃。此后数年内，阿拉伯人每年都对可萨汗国发动入侵战争，并能获得大量俘虏和战利品。这一境况，直到730年才有所改变。根据波斯著名历史学家泰伯里(Al-Tabari)的记载，在730年，可萨汗国共投入30万士兵对抗阿拉伯人，最终大获全胜，他们杀死了阿拉伯将军加拉，屠杀了大部分战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但在随后不久的另一场战役中，可萨人损失惨重，1万人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双方之间最大规模的战役，发生于737年。是年，阿拉伯帝国派出15万大军，最终击溃可萨军队，俘虏2万户可萨百姓，并迫使可萨南迁，可萨汗国内部风声鹤唳，哀鸿遍野。以上这些战役，见证了“第二次阿拉伯—可萨战争”的惨烈。

在两次“阿拉伯—可萨战争”中，尤其是在第二次战争中，可萨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一方面，他们迫使阿拉伯人两线作战，忙于北部战事，从而无法集中兵力进攻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可萨人成功阻挡了阿拉伯大军进入东欧，进而拯救了基督教世界。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718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和732年普瓦提埃战役对于挽救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却对可萨人的功绩有所忽视，这对可萨汗国而言显然有失公允。

在8世纪上半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阿拉伯帝国时，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选择了相互援助。718年，拜占廷帝国击溃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军队，这为可萨汗国增添了进攻阿拉伯人的信心，他们在这一年第一次主动对阿拉伯人发起攻击。根据史学家泰伯里的记载，可萨人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大肆屠戮穆斯林，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由于军事实力的差距，最终可萨人损失惨重，被俘人数众多，其中哈里发奥马尔二世(Umar II)从这场战斗中分到的可萨战俘就多达50名。可萨汗国的此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受到拜占廷帝国的要求，借机打击共同的敌人，试图解除阿拉伯人带来的隐患。

在联姻发生之前的五年里，拜占廷帝国再度面临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威胁，甚至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因而有必要采取措施，强化与可萨汗国的军事联盟。虽然在718年，阿拉伯大军从君士坦丁堡战败撤退，但其陆军实力并未受到实质性损耗，阿拉伯人依然延续着每年对拜占廷帝国发动入侵的传统。726年之后，阿拉伯军队甚至可以轻易深入到拜占廷帝国内陆。特别是727年，尼西亚城遭到阿拉伯人围攻40天，给拜占廷人带来极大恐慌。此外，在732年，阿拉伯人还曾深入到帝国腹地阿克洛伊农(Akroinon)和帕弗拉格尼亚(Paphlagonia)。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多次入侵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kon thema)。多方史料证实，在729至732年间，阿拉伯人占领了查尔西安农(Charsianon)要塞，袭击了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Kaisareia)，抓获大批俘虏，掠夺到大量战利品。

可见，在732年缔结婚约之前，拜占廷帝国再次深感阿拉伯帝国的强大敌意与威胁，迫切需要可萨汗国对阿拉伯人进行牵制和打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联姻相当于一种盟约，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三、加速基督教传播，避免信仰对抗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可萨汗国在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中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单从军事和经济角度考虑，仍不足以解释为何“尊重传统的”利奥三世会选择如此“离经叛道”的联姻对象。毕竟，拜占廷皇帝完全可以通过提供国礼和贡赋等其他方式来缔结军事盟约。例如，根据塞奥发尼斯的记载，在同一时期，利奥三世正是通过提供贡赋和互通商贸的方式，与保加利亚缔结同盟。因此，利奥三世选择与可萨汗国联姻，必然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在塞奥发尼斯的记载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为了达成婚约，可萨公主必须受洗，成为基督徒。她需要学习“圣典”，遵照基督徒的方式生活。所谓的“圣典”，指的是基督教中的经典著作，包括圣经和其它基督教父的作品。利奥三世刻意将此作为联姻的条件，显然是希望能够借此将基督教传播至可萨汗国。实际上，这涉及到可萨汗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即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

8世纪初期，可萨汗国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阶段，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希望能够在可萨汗国获得国教的地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在740年，可萨汗国正式皈依了犹太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可萨人就曾于721年短暂地接受犹太教。这一事件导致拜占廷帝国的政策发生巨大变动。毕竟，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由于信仰冲突，长期存在敌对关系，拜占廷帝国的皇帝有义务打击异教徒。在拜占廷历史上，多位皇帝例如查士丁尼、希拉克略等都曾推行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而犹太人也会相应采取反抗措施。特别是在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少数犹太人异常兴奋，一直在宣扬：拜占廷帝国行将灭亡，犹太人将获得它的领土。8世纪初，在拜占廷帝国内，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一旦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拜占廷帝国则有义务对其进行打压，这样一来，势必将损害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拜占廷帝国都迫切需要可萨汗国的援助。由此，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者利奥三世也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722年，他颁布敕令，强迫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实际上，这一举措正有敲山震虎之意，皇帝希望借此来表明他对犹太教徒的敌视态度，从而希望可萨人能够考虑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而拒绝接受犹太教。

既然两国关系最可能因为信仰问题而发生转变，那么对于拜占廷帝国而言，想要消除这种隐患，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可萨汗国内部实现基督教的胜利，通过宗教和文化上的认同，来确保双方关系更加紧密、更加牢固。而且，通过教会，拜占廷帝国也能够实现对可萨汗国的进一步控制。在721年可萨人第一次皈依犹太教之后，利奥三世开始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为此，他竭力推动基督教信仰在可萨汗国境内的传播和建制。在与可萨汗国的毗邻地区，如车绳，拜占廷强调在和可萨人的日常接触中宣扬自身的宗教和先进文化，并在克里米亚建立起一些主教区，由多鲁斯(Doros)大主教管辖。嫁与利奥三世之子君士坦丁的可萨公主，很可能在可萨国时就已经用希伯来语学习了《圣经》等基督教经典。几乎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成功地在可萨汗国境内建立起哥特主教区。拜占廷帝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基督教在可萨汗国内获得主导地位。

但是，利奥三世的上述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73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可萨上层人士皈依犹太教。利奥三世被迫加大宣扬基督教的力度：一方面，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在可萨境内以及毗邻地区建立基督教堂；另一方面，即更重要的举措是利奥三世企图通过缔结皇室联姻，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基督教在可萨汗国的传播。在这次联姻中，拜占廷帝国的要求是“可萨公主必须受洗，必须学习基督教经典”，表明了利奥三世的核心目的。在利奥三世看来，可萨汗国公主皈依基督教、学习基督教经典的行为，势必受到汗国上下的格外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汗国各阶层的典范作用，从而加速基督教在汗国内部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可萨人皈依犹太教的势头。

利奥三世为了阻止往昔的亲密盟友变成信仰上的敌人，被迫使用了皇室联姻的极端举措。然而，随后的历史表明，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心意已决，利奥三世已然无法阻止这一进程。在737年，阿拉伯将军玛尔万(Marwan)领导了著名的“猎狗突袭”行动，并在这次行动中彻底击溃了可萨人，可萨可汗被迫向阿拉伯帝国遣使求和，在面对“或者皈依伊斯兰教，或者赴死”的两难抉择时，可萨可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仅仅三年后，即740年，可萨可汗不仅放弃了伊斯兰教，而且公开宣布皈依犹太教。由此可见，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早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利奥三世深知可萨汗国皈依基督教的难度，因此，他只能采取皇室联姻的措施，来做最后的努力。

而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也的确是740年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自此以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在8世纪中后期，拜占廷的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可萨汗国的身影。而根据中国史料《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以及中西交通史专家蔡鸿生先生、林英教授的推论，可萨汗国在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曾三次向唐朝纳贡，以期获得唐朝支持，增加战胜阿拉伯人的把握。可萨汗国选择在此期间向唐朝请求援助，或许正是因为它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已经因其皈依犹太教而恶化，只得向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寻求帮助。到9世纪时，拜占廷与可萨汗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往昔的亲密盟友甚至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在创作于10世纪的作品《论帝国管理》中，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将可萨汗国明确归为敌人范畴，并详细记载了如何引导其它国家打击、消灭可萨汗国。最终，960年前后，拜占廷帝国借古罗斯人之手消灭了可萨汗国。

由此可见，可萨汗国在8世纪初开始接纳犹太教，引起拜占廷帝国的恐慌。因为拜占廷帝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对可萨汗国甚为依赖，而皈依犹太教的可萨汗国将变成帝国的敌人。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迫于形势，只能在万般无奈之下提出联姻，并要求可萨公主皈依基督教、学习基督教经典，希望能够凭借此举力挽狂澜，阻止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两国虽然在732年实现联姻，然而这一策略却没有取得利奥三世所期待的效果。在740年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之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正如利奥三世所最不希望看到的那样，由于信仰的冲突而开始恶化，最终崩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8世纪上半叶拜占廷帝国的外交视角中，可萨汗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两国都面临着阿拉伯人带来的灭顶威胁，共同的命运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军事上的合作更为突出。然而，可萨汗国在面对信仰的选择时更加青睐犹太教，利奥三世为防止由此可能引发的敌对和冲突，企图扭转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趋势，实现基督教在可萨汗国境内的胜利，于是在732年安排了皇子与可萨公主之间的联姻，此次联姻可谓是利奥三世为在可萨汗国内宣扬基督教所做出的最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