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撰 《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裴松之注 《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

唐人李肇撰 《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 《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　；林恩撰 《补国史》 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 《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 《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 《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 《春秋》、杜佑著 《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 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刘知几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 辨职 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人中，相传左丘明是 《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 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几从上述 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史家的理论。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