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7:43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彊力,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於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於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緥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观於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於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蒙恬,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蒙骜,从齐国来到秦国侍奉秦昭王,官做到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韩国,占领了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庄襄王二年,蒙骜攻打赵国,夺取了三十七座城池。秦始皇三年,蒙骜攻打韩国,夺取了十三座城池。始皇五年,蒙骜攻打魏国,夺取了二十座城池,设置了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蒙武的儿子叫蒙恬。蒙恬曾做过狱讼记录工作,并负责掌管有关文件和狱讼档案。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担任秦国的列将,和王翦一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项燕。始皇二十四年,蒙武又攻打楚国,俘虏了楚王。蒙恬的弟弟叫蒙毅。
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做了秦国的将军,率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授给他内史的官职。秦国兼并天下后,就派蒙恬带领三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向北驱逐戎狄,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修筑长城,利用地理形势,设置要塞,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逶迤绵延一万余里。于是渡过黄河,占据阳山,曲曲折折向北延伸。烈日寒霜,风风雨雨,在外十余年,驻守上郡。这时,蒙恬的声威震摄匈奴。秦始皇特别尊重推崇蒙氏,信任并赏识他们的才能。因而亲近蒙毅,官至上卿。外出就陪着始皇同坐一辆车子,回到朝廷就侍奉在国君跟前。蒙恬在外担当着军事重任而蒙毅经常在朝廷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因此,即使是其他的将相们也没有敢和他们争宠的。 (蒙恬出身,家庭背景)
赵高,是赵国王族中被疏远的亲属。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下来就被阉割而成为宦者的,他的母亲也以犯法而被处以刑罚,所以世世代代地位卑贱。秦王听说赵高办事能力很强,精通刑狱法令,就提拔他担任了中车府令。赵高就私下侍奉公子胡亥,教导胡亥决断讼案。赵高犯下了重罪,秦王让蒙毅依照法令惩处他。蒙毅不敢枉曲法令,依法应当判处死刑,剥夺他的官籍。始皇因为赵高办事勤勉尽力,赦免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始皇打算巡游天下,路经九原郡,直达甘泉宫。就派蒙恬为他开路,从九原到甘泉,打通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然而,这条通道没能完成。 (蒙毅与赵高结仇)(“隐宫”应为“隐官”一词之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据此,隐官产子,其身份当是无爵的士五。也就是说,尽管赵高的母亲是刑余隐官,身份低贱,但是,赵高兄弟的法律身份是士五,与普通的庶民相同。赵高的身份仕途,主要受“其母为刑戮”的影响。)
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御驾外出巡游会稽,依傍着大海,向北直奔琅邪。半途得了重病,派蒙毅转回祷告山川神灵。没等蒙毅返回,始皇走到沙丘就逝世了。始皇逝世的消息被封锁了,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这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经常侍奉在秦始皇左右。赵高平常就得到胡亥的宠幸,打算立胡亥继承王位,又怨恨蒙毅依法惩处他而没有袒护他,于是就产生了杀害之心。就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策划,拥立胡亥为太子。太子拥立之后,派遣使者,捏造罪名,拟定公子扶苏和蒙恬死罪。扶苏自杀后,蒙恬产生怀疑,又请求申诉。使者就把蒙恬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另外派人接替他的职务。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担任护军。使者回来报告时,胡亥已经听到扶苏的死讯,当下就打算释放蒙恬。赵高唯恐蒙氏再次显贵当权执政,怨恨他们。 (始皇扶苏公子之死)
蒙毅祈祷山川神灵后返回来,赵高趁机表示替胡亥尽忠献策,想要铲除蒙氏兄弟,就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很久以前就选贤用能,册立您为太子,而蒙毅劝阻说:‘不可以。’如果他知道您贤明有才能而长久拖延不让册立,那么,就是既不忠实而又蛊惑先帝了。以我愚昧的浅见,不如杀死他。”胡亥听从了赵高的话,就在代郡把蒙毅囚禁起来。在此以前,已经把蒙恬囚禁在阳周。等到秦始皇的灵车回到咸阳,安葬以后,太子就登极即位做了二世皇帝,赵高最得宠信,日日夜夜毁谤蒙氏,搜罗他们罪过,检举弹劾他们。
子婴进言规劝说:“我听说过去赵王迁杀死他的贤明臣子李牧而起用颜聚,燕王喜暗地里采用荆轲的计谋而背弃秦国的盟约,齐王建杀死他前代的忠臣而改用后胜的计策。这三位国君,都是各自因为改变旧规丧失了他们的国家而大祸殃及他们自身。如今蒙氏兄弟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而国君打算一下子就抛弃他们,我私下认为是不可以的,我听说草率考虑问题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不可以用来保全国君。诛杀忠良臣子而起用没有品行节操的人,那是对内使大臣们不能相互信任而对外使战士们涣散斗志啊,我私下认为是不可以的。” (赵高除去蒙氏兄弟)
胡亥听不进子婴的规劝。却派遣御史曲宫乘坐驿车前往代郡,命令蒙毅说:“先主要册立太子而你却加以阻挠,如今丞相认为你不忠诚,罪过牵连到你们家族,我不忍心,就赐予你自杀吧,也算是很幸运了。你反复地考虑吧!”蒙毅回答说:“要是认为我不能博得先主的心意,那么,我年轻时作官为宦,就能顺意得宠,直到先主仙逝,可以说是能顺应先主的心意了吧。要是认为我不了解太子的才能,那么唯有太子能陪侍先主,周游天下,和其他的公子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还有什么怀疑的。先主举用太子,是多年的深思积虑,我还有什么话敢进谏、还有什么计策敢谋划呢!不是我借口来逃避死罪,只怕牵连羞辱了先主的名誉,希望大夫为此认真考虑,让我死于应有的罪名。况且顺理成全,是道义所崇尚的;严刑杀戮,是道义所不容的。从前秦穆公杀死车氏三良为他殉葬,判处百里奚以不应得的罪名,因此,他死后给予评定为‘缪’的称号。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这四位国君,都犯了重大的过失,而遭到普天下人对他们的非议,认为他们的国君不贤明。因此,在各诸侯国中名声狼藉。所以说:‘用道义治理国家的人,不杀害没罪的臣民,而刑罚不施于无辜的人身上。’希望大夫认真地考虑!”使者知道胡亥的意图,听不进蒙毅的申诉,就把他杀了。 (蒙毅之死)
二世皇帝又派遣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您的罪过太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犯有重罪,依法要牵连到您。”蒙恬说:“从我的祖先到后代子孙,为秦国累积大功,建立威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带兵三十多万,即使是我被囚禁,但是,我的势力足够叛乱。然而,我知道必死无疑却坚守节义,是不敢辱没祖宗的教诲,不敢忘掉先主的恩宠。从前周成王刚刚即位,还不能完全脱离襁褓,周公旦背负着成王接受群臣的朝见,终于平定了天下。到周成王病情严重得很危险的时候,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黄河,祈祷说:‘国君年幼无知,这都是我当权执政,若有罪过祸患,应该由我承受惩罚。’就把这些祷祠书写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这可以说是非常诚信了。到了成王能亲自治理国家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已经很久了,大王若不戒备,一定要发生大的变故。’成王听了,就大发雷霆,周公旦逃奔到楚国。成王到档案馆审阅档案,发现周公旦的祷告书,就流着眼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杀了造谣生事的那个大臣,请周公旦回归。所以《周书》上说:‘一定要参差交互地多方询问,反复审察。’如今我蒙氏宗族,世世代代没有二心,而事情最终落到这样的结局,这一定是谋乱之臣叛逆作乱、欺君罔上的缘故。周成王犯有过失而能改过振作,终于使周朝兴旺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落个身死国亡。所以我说犯有过失可以改正振作,听人规劝可以察觉警醒,参互交错地审察,是圣明国君治国的原则。大凡我说的这些话,不是用以逃避罪责,而是要用忠心规劝而死,希望陛下替黎民百姓深思熟虑地找到应遵循的正确道路。 ”使者说:“我接受诏令对将军施以刑法,不敢把将军的话转报皇上听。”蒙恬沉重地叹息说:“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竟然没有过错就处死呢?”很久,才慢慢地说:“我的罪过本来该当死罪啊。起自临洮接连到辽东,筑长城、挖壕沟一万余里,这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的地方吗?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了。 (蒙恬之死)
太史公说:我到北方边境,从直道返回,沿途实地观察了蒙恬替国修筑的长城和边塞堡垒,挖掘山脉,填塞深谷,贯通直道,本来就是不重视百姓的人力物力。秦国刚刚灭掉其他诸侯的时候,天下人心尚未安定,创伤累累尚未痊愈,而蒙恬身为名将,不在这时候尽力谏诤,赈救百姓的急难,恤养老人,抚育孤儿,致力从事于百姓安定生活的工作,反而迎合始皇心意,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他们兄弟遭到杀身之祸,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哪里是什么挖断地脉的罪过呢?(司马迁斥责蒙恬不关心百姓疾苦)
在《蒙恬列传》中,主要记述了蒙恬和他弟弟蒙毅的事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中,他们的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秦国著名的将领,为秦国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夺得了几十座城池,为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蒙恬做了将军,大败齐军,屡立战功。始皇兼并天下后,他又率领三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北逐戎狄,收复黄河以南土地,修筑长城一万余里,风风雨雨、烈日寒霜,驻守上郡十余年,威震匈奴,受到始皇的推崇和信任。蒙恬在外担当军事重任;蒙毅在内为始皇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
佞宦赵高犯罪当诛,是由蒙毅依法经办的。始皇念及赵高平常办事勤勉尽力,又赦免了他。从此结下怨仇。始皇巡游会稽,中途驾崩,封锁消息。李斯、赵高、胡亥暗中策划,迫使公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曾私下侍奉胡亥,深得胡亥宠幸。赵高趁机捏造罪名,日夜毁谤蒙氏,终于把蒙氏兄弟处死。
全文均以概括简练的笔法,客观地记述了蒙氏兄弟的一生事迹。使蒙氏的忠与赵高的谗佞奸诈相互对比,相互映衬,使两者形象,忠之所以忠,奸之所以奸,就更加突出、鲜明了,从而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蒙恬自杀前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把自己的罪归咎于挖绝地脉、受到上天应有的惩罚。后来有些史家指责太史公记载“失辞”,是“演说报应”,宣扬迷信。其实赞语末“何乃罪地脉哉”一句,是可以说明太史公并不迷信。这是把蒙恬不愿直接指陈杀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有意转换说法,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表现蒙恬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含蓄、委婉、不露声色的表现手法。这种文学的表现手法,《史记》其它篇章中不乏佐证。作者有意为之,是借以揭露统治者残害功臣的罪行,而不是有意地宣扬迷信。
该传篇末批判了蒙恬在人心未定,痍伤未瘳的情况下,修筑长城、驰道“阿道兴功”,而不顾百姓疾苦,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阳(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出身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官至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先后求学于董仲舒和孔安国门下。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所到之处均考察风俗,采集史迹传说。继承父亲太史令的职位后,司马迁得以饱览朝廷藏书,又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增长了见识;他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亲写一部“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的通史的遗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时因友军接应不力身陷重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以宫刑。受此大辱,司马迁愤不欲生,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心“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著《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