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涅金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没有勇气向朋友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本想拒绝决斗，但又怕人嘲笑和诽谤，最终杀死了连斯基，在连斯基死后到处流浪。

在对待爱情上奥涅金是个自欺欺人者，他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教训达吉亚娜，对她说不愿意把自己禁锢在家庭的圈子里，天生不会享受幸福，拒绝了达吉亚娜的爱情。可是后来，在奥涅金回到彼得堡后，他又爱上了达吉雅娜，身为人妇的达吉雅娜拒绝了他。达吉亚娜走了，只留下奥涅金一个人，在这里普希金结束自己的小说，关于奥涅金以后的命运如何普希金什么也没写，一个普希金的熟人说按照诗人的意思“奥涅金应该牺牲在高加索或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中”。

奥涅金的“多余感”是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贵族阶级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特别是黑暗腐朽的专制政体、愚昧落后的农奴制以及适应这种制度的旧文化；另一方面，欧洲启蒙思想文化的传播促使俄国的知识者去思考。在这场俄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博弈中，西方文化以压倒优势撞击俄国文化。

奥涅金厌恶旧文化并不采取行动，认同新文化也无力去实践。这样无法脱离旧文化，又不能扎根于新文化，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定位，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社会不需要他，他也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苦苦寻求俄罗斯的出路，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只会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在时代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历史大背景下，具有“多余感”的“多余人”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

奥涅金作为这种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个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具有贵族出身带来的各种缺点，并不是当时贵族青年的先进人物。作者从奥涅金身上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即俄罗斯进步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这也是十二月党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奥涅金的性格是真实的，他不仅代表了贵族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忧郁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情绪，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余人”心中的“多余感”具有民族性特征。

达吉雅娜是诗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别林斯基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是他在这篇长篇小说里诗意地再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以奥涅金和连斯基为代表，显示了它主要的一面，也就是男性的一面，可是，这恐怕是我们诗人更大功绩：他首先第一个以达吉雅娜为代表，诗意地再现了俄国的妇女。”在评论作品的人物形象时，别林斯基进一步肯定达吉雅娜是“俄国妇女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中，则把达吉雅娜称作“俄国妇女的圣像”。可见，达吉雅娜不仅是诗人的“理想”，而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达吉雅娜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贵族革命的前夕。乡村少女达吉雅娜，外貌上远不及妹妹漂亮，“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但她极富思想个性，具有理智的精神、崇高的心灵美、真实而深刻的情感、对责任的忠诚、纯而又纯的天性。她从小就厌弃女孩子的针线活计；她拒绝父母的溺爱，更不习惯贵族家庭对女孩的一般教育；她不满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热爱俄国自然景物和民间故事；她读过理查生和卢梭的著作，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有模糊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但在当时的俄国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她们没有任何经济或文化地位，传统赋予她们的角色只能是社交的、家庭的、被爱的、被征服的和性的角色。达吉雅娜作为一个女性，身处当时的社会，“为女——为妻——为母”是她必经的也是唯一可能的一种生命程式。作为女儿的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婚姻（为妻），于是，她渴望着爱情，渴望着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能帮她摆脱这种孤独的处境，给她以新生。孤傲不群的奥涅金出现了，达吉雅娜一见钟情，像是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她热情地幻想着，并被幻想不停地追逐着……终于决定抛弃一切传统的上流社会女性虚伪的种持和矫揉的束缚，抛弃父母的意见，主动出击，勇敢求爱。诗人把乡村少女达吉雅娜塑造成为一个勇敢、主动追求爱情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形象，女性因此逾越了当时贵族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具备了现代的爱的能力，这与传统的规则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传统的积习认为“两性必然是有差别的，一方是主动的，另一方是被动的，女性当然属于被动的一方”，而文本中达吉雅娜一反传统的被动而变为主动，其现代性非常明显。诗人充分肯定并赞扬了她的这种爱情和行为。

普希金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去给奥涅金和达吉雅娜一个光辉的结局。所以面对奥涅金，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情理想，达吉雅娜表面上冷若冰霜、无动于衷，私下里却悲痛欲绝。她独坐在豪华的起居室里，读着奥涅金写给她的信，心酸无言，泪如泉涌，表现了她在爱情和婚姻权衡中的悲哀与无奈。达吉雅娜是“俄罗斯妇女的典型”，她再一次以俄罗斯妇女们所特有的牺牲和隐忍承担了个人命运的一切悲哀。

如果说奥涅金是冷漠、自私的现实主义者，那么外省的贵族青年连斯基就是充满激情、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者。虽然他和奥涅金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性格迥异。连斯基沉醉于脱离现实生活的哲学学说和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诗歌，不谙世事，把一切都加以理想化。像他这样的人根本经受不住生活的打击，最终要么妥协于现实，要么就被现实碾得粉碎。连斯基在决斗中死于奥涅金的枪下，这一事件构成了小说情节的高潮，普希金对连斯基之死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连斯基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他在与奥涅金的谈话中，涉及许多哲学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普希金指出，连斯基有“爱好自由的理想”，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普希金在第2章第10诗节，列举了连斯基诗歌的主要内容，在第6章第21和第22诗节，把他的哀诗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范例加以引用。诗人指出，连斯基诗中的那些内容，与茹科夫斯基和当时一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相近似。“爱情、离别、悒郁”、若有若无的奇妙的内容，对“生命的凋谢的花朵”“缥缈的梦境”和“浪漫的玫瑰花”的赞颂，这一切正是茹科夫斯基诗歌的特征。像连斯基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是经受不住生活的打击的：他们或安于旧秩序，或一旦同现实发生冲突就沉沦下去。连斯基被打死了，但是，如果他还活着，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变成一个平庸的地主。从连斯基那些“阴沉和萎靡”的诗来看，他未必能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

奥尔加精神上非常贫乏，毫无个性，但她很漂亮。美色是她的价值筹码，在男性视野中，奥尔加就是他们理想中“洋娃娃”式的大美女。诗人连斯基因此而疯狂地迷上了奥尔加。然而，普希金让奥尔加使两个亲密的好友反目成仇，奥尔加是个间接凶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对奥尔加的责备态度，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男性作家对于女性恐惧心理的原始状态。这一点，精神分析学家霍妮说得很中肯；“男人总是通过对女性的攻击，使自己从对女性的恐惧中挣脱出来。”连斯基爱上了头脑愚钝、感情肤浅、水性杨花的奥尔加，对颇有个性思想的达吉雅娜却视而不见。当连斯基对婚姻无限神往和陶醉的时候，诗人普希金则把“我”与奥涅金封为“豪门的叛逆”。显然，普希金借“我”之口传达了自己的婚姻理念；理想的男性该自由自在的享受单身生活，享受天拘无束的爱情，而不应像连斯基那样将婚姻当成生命的目标，让婚姻束缚自由；男人属于自由的爱情，女人属于责任的婚姻，婚姻只是用来束缚女性的。舞会风波后，连斯基为了未婚妻奥尔加而决斗，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自始至终，奥尔加对连斯基生死攸关的重大行动，毫无觉察，她对连斯基的生命感念也非常短暂，在连斯基尸骨未寒之际，她便被一位骠骑兵用情场上几句献媚的话所俘虏，在神坛前羞答答头戴花冠作人家的新娘去了。无疑，奥尔加的见异思迁、另觅新欢，也是普希金对于连斯基婚姻理念的一个极大讽刺。

反映黑暗现实

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生态伦理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可以感受到诗人超前的生态伦理意识：返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诗人赋予达吉雅娜的纯真、自然的个性和品质，正是其对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方式的表达。在诗人笔下，城市里充满着喧嚣与浮躁，灯红酒绿，人影幢幢，满是虚情假意和花言巧语，而在农村，有恬静的溪流、牧场，有散发着野花幽香的丛林、山谷，有像达吉雅娜的奶娘一样淳朴、厚道的人民。这样的对比描写道出了达吉雅娜不愿意去那繁华的城市的原因，呆在古朴的乡村的缘由，也道出了诗人呼吁人们返归自然、诗意地栖居于大自然之中的心声。而这种境界又恰恰与生态伦理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

婚恋观

如果说乡村少女达吉雅娜是叛逆的、现代的，那么，作为婚姻的女性，作为将军夫人，达吉雅娜已完全归于了传统。为了不使母亲失望，她来到了莫斯科这个婚姻市场，将自己嫁给了老将军。作为将军夫人的达吉雅娜，光彩照人，雍容华贵，具有完全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旧情人奥涅金再次出现，当爱情与婚姻正面冲撞的时候，爱情让位于婚姻，自由让位于责任，将军夫人放弃了自己的爱情，断然拒绝了奥涅金的求爱，选择了忠于传统婚姻道德。

男主人公奥涅金最终拒绝了达吉雅娜的求爱，将“好心”地将女主人公教训了一通。花园里，他们的那场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两性之间的一场对话。一向心高气傲的奥涅金在爱情方面一直习惯于主动出击，而现在，一个女性却反客为主，把他当作追求对象，潜意识里他是难以接受的。在男性话语的统摄之下，女性只能被动地居于屈从的地位。因而，从两性文化的角度来看，达吉雅娜的求爱失败也是一种必然。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的对话表明，在爱情方面，主动权只能专属于男性，女性只能处于被动。一旦她逾越常规变成主动，那么结局只有一个——失败。所以，在普希金的爱情观念中，爱情自由是单向的，只属于男性。

总体风格

作者在奥涅金身上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作品生活场景广阔，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体裁别具一格。它用诗体写成，兼有诗和小说的特点，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有机交融。独特的“奥涅金诗节”（每节十四行，根据固定排列的韵脚连接）洗练流畅，富有节奏感。

人物形象

《叶甫盖尼·奥涅金》事件贯穿社会反农奴制运动时期，普希金讲述了年青人的命运，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不满，比如说奥涅金，他是十二月党人先进贵族、知识分子代表，是19世纪初叶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他出身贵族，从小受贵族教育，学说法语、社会交际等。奥涅金区别于社会上的年青人是他出众的智慧，他能在谈话中轻易地涉及一切，在重大问题中他会装出老练的、学者的严肃，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见解。

达吉亚娜和奥涅金在天性上，在对待社会的批判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都鄙视贵族上流社会，但在心灵气质上他们又不同。奥涅金无力摆脱贵族阶级思想和习俗的恶劣影响，精神空虚，而达吉亚娜与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与俄罗斯大自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内心充实。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概括了19世纪贵族进步青年的特点，提出贵族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在达吉亚娜身上突出了她和人民的亲近、她气质的高洁，诗人以达吉亚娜的豁达胸怀、善良、同情劳动人民来批评奥涅金的利己主义和精神空虚。

意象

连斯基通过百合花的意象表达了光阴虽然宁静美好，然而生活中有些东西却容易消逝的低沉郁闷的心理，百合花是美丽的，但却也会匆匆地枯萎。奥涅金的到来，让连斯基原本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也让他在最美的年华里为爱和奥涅金进行一场决斗，而这最美的年华就如同盛放的百合一般，纯洁而美丽，但也许在未知的明天就有可能会凋谢。普希金通过百合花的意象不仅突出了奥尔加圣洁美好的形象，而且还将连斯基内心复杂和伤感的情绪表现了出来，并且也充分显示出了作者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文化与宗教的热爱。

在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段是描写连斯基的：“……他唱着生死离别和伤悲，歌唱虚无缥缈和迷茫的远方，也歌唱浪漫主义的玫瑰”，然而在普希金的手稿当中却将玫瑰解释成将死的玫瑰、枯萎的玫瑰等，将忧愁的连斯基与代表浪漫的玫瑰放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充分显示出了作者的别具匠心。连斯基内心虽然十分的惆怅却喜欢将浪漫主义挂在嘴边，而就作者看来，那些寓意着浪漫的玫瑰已经开始逐渐地凋谢，并通过反讽的巧妙形式充分展现了浪漫主义正在消亡。

小说是俄罗斯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塑造了奥涅金这个“多余人”的形象。作品用奥涅金的冷漠、怀疑，连斯基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吉雅娜的纯洁、孤寂，突出反映19世纪20年代俄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自由时的困惑、迷惘的心理。这部诗体小说广阔地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了那一时代俄国青年的苦闷、探求和觉醒，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上尉的女儿》一起被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诗人以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达了那个时代俄罗斯青年的思想和苦闷，探求和觉醒，不幸和悲剧，并且通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展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揭示了沙皇主义专制制度下俄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和丑恶，使《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对当时和以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78年，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将其改编成同名歌剧。

2013年，图米纳斯根据普希金长篇诗体小说改编的话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首演。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首先我们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种看到一幅描绘俄罗斯社会的诗的图画，并且选取了这社会发展种最有意义的一段时期。”他称这部诗作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现代翻译家王智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完全是两回事。《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却恰恰告诉我们，这两种创作方法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同一部作品中，并存在同一个基础之上。

《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由甦夫于1942年译出，由世界语译本转译，由桂林丝文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奥尼金》。1944年，重庆希望社出版了吕荧的第二个译本《欧根·奥涅金》。1954年，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了查良铮翻译的《欧根?奥涅金》。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王士燮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冯春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智量译的同名译本问世。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未余、俊邦合译的译本，顾蕴璞的译本和台湾出版的书名为《永恒的恋人》的译本等等。此外还有王志耕、郑铮、何茂正等译的片段见诸报刊。

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俄国诗人。生于莫斯科。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使俄罗斯文学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主要作品有长诗《叶普盖尼·奥涅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