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一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作家们作品中的“多余人” 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的。不少作家们声称，他们的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上、阶级上、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当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入了他在1924至1925年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篇什，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彷徨》比起《呐喊》来尽管多了些忧郁的情绪，但笔法更冷峻，现实主义的力度更深刻，对于旧社会的分析与批判也更成熟、内在了。

当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此外，他还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了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不，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小说把批判寄托在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称之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它创作于30年代初，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 ）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 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他是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 月，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同时，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的夭亡、文嫂的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二月》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对其相当不错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的同情过多，而对他身上的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柔石的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还塑造了一位“多余人”形象——朱胜雨。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初稿写成于1926年春夏，1929年8月经鲁迅推荐而得出版。它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朱胜雨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的家道衰落，导致他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但是，朱胜雨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其中的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朱婚妻自尽以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了。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作者把朱胜雨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和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柔石在作品中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罪恶的同时；还通过主人公自杀前的呐喊等形式，透露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革命前程的探求。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的启发与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称它“总算是一部……优秀之作。”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4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然没有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 “能收百效的药”。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因此，到了小说末尾，与蒋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了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的有力影响。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的否定、摒弃、清算。所以，这部小说是不同寻常的。

第5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第一部剧本，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剧中的周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是周朴园的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是十分的苍白，空虚、苦闷、压抑。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的利益。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铸大错。可是，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母异父的妹妹鲁四凤给诱骗了，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的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的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亲周朴园罪恶的产物，同时也是周朴园罪恶的延续与代价。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觉新、肖涧秋、倪焕之、周萍这5个。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的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此外，前文提到的魏连殳、吕纬甫、朱胜yǔ@①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多余人” 形象。在下文中，笔者想再谈及几个较重要的人物。

茅盾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27年前后的《蚀》三部曲，是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中篇小说组成。其中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以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幻灭”的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1921年出版）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是投海自杀。“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运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的短篇小说《淡漠》（1923年）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一对“ 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了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男方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这时她认为：他俩已生活在 “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分手不可避免。

沙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为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而发生的爱情纠葛。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多余人”形象的五个主要典型是：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待他象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

别里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 ，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

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热好动 ”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 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 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是“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却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多余人”之所以会“多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特别是1812年卫国战争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西征中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团体，普遍对俄国社会的现状表示不满，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2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使贵族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的热情消退，沙皇政府则变本加厉地加强控制。在这一动荡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向来喜欢追问“谁之罪”和“怎么办”，因为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他们总是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但结局往往是不幸和无可奈何。这种特点决定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彩虹般美好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是“多余人”之“多余”的根源。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当贵族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不决和无力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时，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实践能力的平民知识分子就取代了他们。由此可见，时代特征和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共同促成了“多余人”作为客观人物的出现，而“作家只不过反映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罢了”。所以，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进行的一种反应方式，是他们在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1种生存状态，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理解与把握。

20世纪的俄罗斯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苏联。从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人民便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下，失去了个性、自由和思想。之后，在漫长的几10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与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对一元化语境，背负社会责任和历史十字架的俄罗斯创作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让他们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分析、思考、领悟、改变这个世界。

人们惊喜地发现，“多余人”和一系列类似“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这是由于俄罗斯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延续的缘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却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整合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这是由相似的时代特征造成的。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然而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持思考。第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俄罗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创作知识分子修正压抑的生存环境的一次尝试。作家们尝试通过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来反观社会现实。于是，新“多余人”出现了。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的形象。“普希金之家”即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作品主人公廖瓦·奥多耶夫采夫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失去了个性和独立的思想，只会按照别人的和现成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他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把严酷而丑陋的真相隐藏起来，只教他虚无空洞的理想主义，让他一直生长在幻想世界里。“解冻”时期的一天，他素未谋面的祖父突然回到家里。祖父莫杰斯特·普拉托诺维奇·奥多耶夫采夫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精英。他个性自由，执著地为自由而斗争，曾因反对当局对人的精神压迫而被判流放。多年的流放生活并没有把他变成精神奴隶和顺民。流放归来后，老奥多耶夫采夫依然坚持其反对僵化的体制的立场，提出不同于官方的异端思想，因而被驱逐到生活的边缘。通过与祖父的交流，廖瓦尝试着抛弃幻想，去思索人生和寻找真实的自我。但是，幻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廖瓦变得迷惘，他只从祖父那里接受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思想。廖瓦有才能，会思考，善推理，但沉湎于童话式的理想而不懂生活。他曾是一个有才干的年轻人，但充斥社会的恶与危险却慢慢地消磨了他的天赋，他变得害怕思考、害怕表达自己的思想，害怕成为当局批判和打击的靶子。他的创作也是虚幻的，是对虚假现实的模仿。类似廖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苏联还是很多的，这与“解冻”前后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所谓的“210大的孩子”。

“解冻”思潮虽然试图以文艺的“解冻”带动社会的“解冻”，以自由思想的启蒙反抗意识形态的压制，但最终却没能如愿。“解冻”仅仅停留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社会结果的层面上，却未对斯大林建立的僵化的苏联体制存在的深层原因加以追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冻”也仅仅是短时间的“解冻”而已，它并没有达到彻底反思的目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加紧控制。而当时该集团对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布罗茨基等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制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至70、80年代的所有这些事件都清楚地证明了苏联官方的社会理念与强权体制的不可分离性，以及相应的将苏联体制视为社会进步的最高形式、人类历史最为理性和可控制阶段的虚妄性。在这种源自“波将金村庄”的崇尚虚假的社会现实之下，廖瓦的真实思想是不可能被承认的，相反还会招来祸端，他只好回避、放弃，慢慢地失去自我，成为一个多余人。廖瓦的形象突破了苏联官方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窠臼，使知识分子恢复了思考能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回到知识分子体悟生命、探索真理的存在主义状态之中。耽于幻想的廖瓦尚可苟活在充满虚伪和假象的尘世，而学会了思考的廖瓦却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变得更加害怕思考，甚至不见容于整个社会。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一届俄语小说布克奖得主哈里托诺夫对“多余人”进行的新阐释。他的获奖作品《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的主人公之一“利扎文”是一名教师，正直善良，而又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厚待他：他的父亲因为某1政治事件的牵连受到批判，忧郁而终；母亲为丈夫的去世而痛苦不已；他在火车站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却被别人误会，给他打了小报告，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出卖自己获得解脱；看到薇拉老太太的悲惨遭遇，他更加厌恶势利的人们，开始躲避人，不与人交际，经常独来独往。经历了一次次的打击，利扎文变得迷惘了。到底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真、善、美。为什么人们都变得如此现实和丑陋？在对现实生活几乎彻底失望后，无奈的利扎文只好整日埋头整理、思考和分析米拉舍维奇的手稿。不久后，母亲也去世了，家里了无生气。后来，他搬了家，换了工作。为了躲避他人，他情愿到图书馆工作，因为在这里他不必与人交往，他是自由和安全的，拥有个人的独立空间，可以尽情地想象和思考。他继续着对米拉舍维奇的研究，与他对话，思考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同时，利扎文也逐渐地陷入一种由于过度疲劳而引起的精神病人的虚幻状态中。由于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利扎文觉得现实生活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整日浑浑噩噩，出门就会感到不适，只好每天躺在长沙发上懒得起来。一个叫柳霞的女人常来看他，照顾他。利扎文决定与她结婚。虽然他试图追求爱情和幸福，但是却不知他与柳霞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他挣扎着生活，身体也日渐衰弱。

利扎文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印记，可以说，他身上同时有着奥涅金、毕巧林和奥勃洛莫夫的影子，是一个苏联体制下多余的人。主人公利扎文生活在“专横暴虐地支配人的行为和良知”、用“超越人的良知所能容忍限度的经济和仕途的盘算乃至专业利益” 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时代。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下，他们只能思考，却从不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变成铅字，也不与公众交流，甚至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把住房、职务、有影响力的岗位、杂志的版面”都留给别人，自己蜗居在窄小的房子里，靠打点零工过活。尽管置身于这种生存状态，利扎文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远离具体生活实践的缺陷。利扎文认为，“所谓高尚的知识分子先生们的不善实践” 令人生厌，他们不干预实际的事情，却把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都让给了那些无赖坏蛋。于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周旋于体制与自由之间，对外部环境做出让步，甚至把虚伪作为苏联知识分子可悲的求生方式和自我保护手段。可见，利扎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的身上一方面有“多余人”的影子，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积极努力改变他周遭的环境，努力探求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和生存之道，尝试着使自己不“多余”。正是这些对知识分子的探讨使利扎文的形象具有了一种自我剖析、自我颠覆的特性，使其突破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多余人”形象的框框，带上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得以后现代化。

米拉舍维奇作为小说的第2主人公，也具有“多余人”的气质特征。十月革命时期，年轻的米拉舍维奇因被牵连进1起谋杀案而入狱。出狱后，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尔贝涅茨市居住，并在那里开始了文学创作。米拉舍维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曾经呼唤革命，并实践革命。然而，米拉舍维奇亲眼看到社会动荡中自发势力所引发的暴力及其对法制的破坏，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会动荡对人的愚化和人们道德的滑坡，却又无能为力。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变革之后，特别是认识到社会动荡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贵们主张的欺骗性之后，他开始思考，换了一种全新的、有点类似于隐士和圣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冷眼看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局外人。

同样，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等小说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对廖瓦这一“多余人”形象的发展。比如，马卡宁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刻画了一幅20世纪“当代英雄”的肖像。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是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生活。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在苏联停滞时期“受迫害的有才华的作家”，因作品得不到承认，无法出版，而面临生活的窘迫境况。为了谋生也为了保持自我，他避开一切正式的工作，蛰居于生活的边缘。他在一个筒子楼里当上了看门人，替出远门的客人看家。其实，彼得罗维奇并不是没有可能发表作品，只要他肯妥协、肯修改作品，他也许早就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了。在改革到私有化的进程中，有的地下人学会了媚俗，遇到了好的机遇，争先恐后地“往地面上窜，刚醒过闷来就开始捞取、攫取、获取昼光下的名声(并且成了名声的奴隶，成了历史的残废)”，而彼得罗维奇却依然如故。他不需要给自己找补些什么。即使有人想给他出书，他也都婉言谢绝，因为他已经不想发表作品、不想当文学的附属品了。他的边缘生活让他独立，让他满足。然而，彼得罗维奇的看门人工作很快也失去了。住房实行私有化后，他被赶出了筒子楼，进了精神病院。彼得罗维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在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新旧秩序始终格格不入，因而成为一个生活在边缘的人，一个地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与时代无法相融的人。但是，与19世纪“多余人”无力逃脱周遭的环境相比，他没有像奥涅金一样在尘世中堕落，而是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性，与现实世界保持着1定的距离。他的“多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他在世界中为自己选择的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生存状态。因此，他只是1个与“多余人”类似的人物。准确的说，他就一个“边缘人”，是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为“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大概就有此意吧。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4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余的人。但是，他们的“多余”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余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余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余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

在前面分析的4个主人公中，廖瓦与传统的“多余人”形象最为接近，他对现实不满，尽管多次尝试却依然无力从其周遭的环境中逃离出来，只能被动地苟活于世间。因此，有批评家称“廖瓦是比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是毕巧林和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的杂糅”。他的“多余”呈现在无助的个人与蛮横的专只当局间的冲突之中，其实质就是无力改变现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逃避、失望的心理。他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人物一样，成为时代的“多余人”。相形之下，马卡宁笔下的彼得罗维奇就显得理智而独立，他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去感悟世界，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不相容、而他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他选择了躲避1切，成为边缘人。哈里托诺夫笔下的利扎文是这个4个主人公中最具自我意识的形象，一方面，他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多余状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的身上似乎永远具有两个悖论似的特征：其一是外界使他成为“多余人”，其2是他自身又在不断地消解这种“多余人”特征。正是这种悖论让他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多余人”。米拉舍维奇则深感自己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并因此而逃避和遁世，完全与现实世界脱离开来，陷入理想世界之中。他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制和弊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处在“多余人”的状态，独善其身，冷眼旁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参考，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在自己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多余人”在自己的生存状态的选择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观色彩。诚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