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但以补偿性为主。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责任的立法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违约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以一定程度的损害事实为显形特征，这种损害是发生在违约方和守约方之间的，并且同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关联。根据报应学说，就必须找到守约方和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点，给予守约方权利救济，补偿其损失。同时，给予违约方惩罚，以实现社会法的公平价值。

其次，从合同责任的内在要求看，主要侧重于赋予债权人利益的权利救济，弥补其受到的损失。这种损失中应该包括一些不能够精确计算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部分是带有对违约方的惩罚性质，而可计算的部分属于补偿性质。

再次，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看，双方订立合同时，都希望从合同中获得期待利益，并因此产生了依赖关系。基于这种原因，双方自愿设定一些保证条款以促成合同实现，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将理所当然取得补偿损失的请求权利，而违约方则承担处罚。这种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设定都基于双方自愿，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公抶良俗，法律是应该支持的。

最后，从合同责任的社会效果来看，应该支持其积极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果将合同责任只限于补偿性，一旦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将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弄清一些细小问题，或者查清的确很难查清的隐形损失，这样将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对社会资源则无益是种浪费，而且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荷量。不如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及时做出裁决，只有当违约金过高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可予以变更，这样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可减少举证、质证的麻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合同责任的范围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合同责任是合同制度中的违约责任，这在《民法通则》第6章中也有完整的体现。在这一章中，立法者只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即民事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这难免对人们的思维形成一种误导。目前，这种分法已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被证明有其不妥当之处。造成合同责任范围界定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合同概念理解的不同。

目前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概念只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属于合同范畴的，因此只产生从合同有效之时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段的责任范围，即违约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还包括无效合同。这种观点把合同时限延伸到合同生效前成立后，无益是大的进步。而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概念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而且应该包括无效合同，此外，还应当包括负责的缔结阶段，以及合同消灭之后的后契阶段。这样，就将整个缔结、成立、生效、履行以及后契约义务的履行阶段都包括在内了。

本人赞同最后一种看法，主要理由为：合同始终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建立的从人们开始订立合同而发出要约之日起，双方便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对方会真实地进行意思表示，诚恳的进行合同磋商，会信守自己的要约和承诺，会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在合同订立之日起，基于诚信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生效后则当然履行合同约定中的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也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之间还负有后契约义务，比如在一定时期内的免费保修义务等。因此，可以说从合同缔约之日起到履行完毕都应该属于合同范畴。基于以上认识，合同责任范围应该包括：缔约过失责任、预期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后契约责任这四种形态。

缔约责任是种“未尽到注意”所产生的责任。这是台湾王泽鉴先生基于产生缔约责任的原因而提出的理论。这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犯同样错误，以点盖面，将缔约责任的内涵大大缩小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种观点均不从同角度来阐述缔约责任，但都或多或少欠周全。在目前这个瞬息万变的合同社会里，一种定义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的扩展力，这样才不至于被新情况弄得措手不及。因此，缔约责任就是指在合同未生效的缔约阶段，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基于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合同成立有密切联系，因为合同成立标志着缔约责任的开始。从本质上讲，合同成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只要达成合意就可以说明合同存在。它不像合同生效那样明显增加了法律干预成份，把当事人意志上升为法律强制意志。但也并不是说合同成立没一点拘束力。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就受拘束力，这种拘束力来源于各方的意思表示，要约人做出要约，既给自己设定了权利，也设定了义务。同样，承诺人也受承诺的约束。总之，一旦形成含意，则发生合同成立的效力，各方都受共同意志的拘束，履行自己同意接受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预期违约是首先在英美法上确立的一种违约理论。它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界，将合同违约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即违约责任）。其含义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明确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引而产生的责任即为预期违约责任。依预期违约定义，将其分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预期违约制度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合同法律制度所认可，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一制度与当今社会法律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效益、安全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具有追求经济效益的合同合理性。预期违约的构建基础亦是诚信原则下的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约后，即使合同中没有明文规定，合同中也显然包含着下列条件，即一方当事人的履行是以另一方当事人能够履行、愿意履行、准备履行或已经履行为条件的。一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履行期届满前发出明示违约或默示违约，这一条件便丧失。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为履行的期待权，就被一方预期违约行为所侵害。虽然违约方这种预期违约行为引发的危险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颇大，如果在此阶段，法律不给予债权人以权利救济，而有等到履行期满后再对这种违约行为进行制裁，这将对债权人以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也有失公正。同时，在此阶段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违约方也是一种解脱。因为违约方之所以违约，也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如合同按期履行，履约成本将也许比违约金还要高，甚至履约后无效益还有。因此，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合同当事人都是有利无害的，而且基于诚信原则，法律也应该支持这一理论的运用。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双方约定的义务将转化成法律规定的义务，当事人必须像遵守法律一样遵守合同义务，违反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合同义务的履行是合同之债的第一次给付义务，当合同之债不履行时，则发生合同之债的第二次给付义务，实际上就是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亦叫实际违约责任，是指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不履行”既包括全部不履行，亦包括部分不履行。“约定的义务”既指主合同义务，也指从合同义务。

实际违约责任始终围绕着“合同约定义务”展开，可以说“合同约定义务”的是否适当履行则关系着实际违约责任的是否发生。当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了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合同之债。合同之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合同债权，二是合同债务。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是当债务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时，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种权利救济。合同债权作为权利的同时亦是种约定义务。而合同债务一般是包括法定和约定二种，是按照债权人的请求为一定给付的义务。严格意义上的合同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有的还包括附随义务。主给付义务决定合同类型，是合同固有的、必要的，必须被履行。在双务合同中，主给付义务构成对等给付义务，在对方未为对等给付义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而从合同义务若构成违约责任，即应缺少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合同目的的实现就根本不能，债权人利益也不能获得最大满足。

对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二大法系历来存在分歧。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主张构成要件为四个方面，即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违约人有过错。而英美法系中，通常只考虑违约行为一个要件。中国目前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中，确定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优点。在合同法中确立无过错原则，即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的责任感，也更符合公平原则要求。当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确立合同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完全都是自己选择的，符合意思表示自愿、真实。当违反时，就应该让违约方承担责任和给予守约方以救济来惩罚，以显示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也利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中的调试谨慎注意以避免因此带给自身的不利承担。

针对无效合同或被撤销合同。无效合同是指已经订立，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欠缺合同生效的要件，不受法律保护、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被撤销合同是指依法律规定，由于行为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或者意思表示不自由，导致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后，被撤销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合同责任体系大陆法系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点的“原因途径”，在中国合同法上可以看到其影子，即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粗略的规范了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和后契约责任。可以看出责任形态的不完整，而且在规定中显得过于粗糙，对很多细节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途径。

鉴于中国合同责任法系的不完整性，首先，应该加强立法举措使其更完备。其次，结合英美法系的“违约救济”的优点，应该用“违约救济”代替“合同责任”这一概念。再次将合同解除作为一项重要的违约救济手段列入到“违约救济”一章，不要与合同变更、终止规定在一起。虽然合同解除和合同变更、终止有一定联系，但从本质上讲，合同解除主要是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提前结束合同效力。从守约方看是守约方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手段，而对于违约方来看，合同解除将给违约方带来一定的不利后果。合同法将合同解除规定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对于法定解除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由国家强制力保障，而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从本质上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将其归入“违约救济”一章，一则可以使受人的救济更趋于完善，二则也利于提高违约方的注意义务。最后，用“根本违约”来作为违约标准。把违约标准分为重大违约和一般违约，这种分法局限性过大，而根本违约在形式上是限制合同解除权，但实质上在于平衡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及社会利益。而且根本违约适用于四种合同责任形态，内容范围更广、更详尽，应该被中国法律所吸收，这样也可防止债权人救济权的滥用，保护债务人合法利益。总之，合同责任体系应重新构建，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在中国的学说上，“合同责任”概念本身就是一项争点（参见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8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26页以下）。本文所说的合同责任，是因违反“合同法上的义务”而发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与上述合同义务的扩张相对应，相应地在中国合同法上也出现了合同责任扩张的现象。该现象虽与国外学说所谓的“契约责任的扩张”相似，但仍存有少许差异，比如对于德国判例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法理，在国外理论上被作为合同责任主观的扩张，中国学说虽对此不乏介绍，但原则上不应作为合同法上合同责任扩张的内容，因为合同法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仅个别条文允许第三人享受合同权利（如第二百三十四条将合同权利及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因而，目前中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责任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合同责任客观的、时间上的扩张。本稿所谓“合同责任”，主要指缔约上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

关于违约形态，学说解释不一。合同法颁布以前，争论最大的是应否吸收“先期违约”。合同法肯定了先期违约作为一种违约形态（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现在看来，违约形态包括先期违约与现实违约两类。具体言之，先期违约包括“明确表示不履行”（履行期前的拒绝履行）和“行为表明不履行”（履行期前的履行不能）；现实违约分为“不履行和履行不符合约定（第一百零七条）”，“不履行”包括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其特点是发生在履行期后；“履行不符合约定”包括履行迟延和不完全履行（包括瑕疵履行与加害给付）；在合同履行需要债权人协助场合，受领迟延亦属于违约，其中拒绝受领可归属于不履行，不能按时受领可归属于履行不符合约定。

合同法对于违约责任改采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做法参考了cisg（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picc（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合同法意图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表现。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其内涵实际上与大陆法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有所不同，表现在“担保责任”已经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之中（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等）；

另外，合同法虽规定了后合同义务，但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如何，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笔者以为，仍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不能作为严格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当要求债务人具有可归责性（称为合同终了后的过失）。

作为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四点：违约行为、损害、因果关系、无免责事由。

关于损害，是否非财产损害亦可以作为合同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对象，在中国原来的法律上是欠缺规定的，学说上为一争点。原通说上对此是持否定的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为少数说。不过，在司法裁判中出现了一些案件，比如冲洗的胶卷被丢失、寄存的骨灰被丢失、美容被毁容之类的案件，这些案件中都涉及到非财产上损害问题，而且都是存在着合同关系的。因而，这一问题实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个人的见解是主张在违约责任损害赔偿中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我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也已经为此留有了解释存在的余地。

关于免责事由，法律规定的为不可抗力（第一百一十七条）。在改采严格责任原则后，免责事由的范围大小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事人固然也可以作特别的约定，但仅就法律的规定来看，中国的严格责任其实比英美的严格责任还要严格，因为在英美法上，存在着合同落空原则，而合同落空的范围，则比不可抗力要广泛得多。

合同法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限定赔偿范围的手段（“法的因果关系”），中国法没有采纳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尽管条文中有“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是采纳了在比较法上居于有力地位的“可预见性规则”。

与日本民法第416条相比，中国法的特别之处在于：

（1）中国法没有区分“通常损害”与“特别损害”，而是对所有的损害统一地适用可预见性规则；

（2）就适用可预见性的时点，中国法明确规定了“订立合同时”，而非“债务不履行时”；

（3）就预见的主体，中国法规定为“违反合同一方”，而不是双方“当事人”。日本民法第416条的规定本是学自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自我妻荣以来，日本通说上则是按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解释，这可以说是日本民法“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双重继受的典型代表；不过，日本近时的学说上对第416条的解释又出现了返回本源（即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的新动向。我想日本民法第416条解释论的展开，对于中国民法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1．过失相抵在损害赔偿法上，过失相抵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的一项重要的规则，合同法草案中曾有规定，后来又被“双方违约”的条文所替代。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学说称此为“双方违约”。此概念能否成立，在中国民法理论上曾属一项争点.现在看来，虽然个别场合可以存在双方违约，而相应地各自承担其违约责任，本属当然之理，法律不作规定，亦不致出现问题；另外，从比较法来看，鲜有规定“双方违约”的，中国制定民法典时，亦不必保留这一规定，而应当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是指仅发生一个损害，惟对于该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亦与有过失或者与有原因。双方违约与此不同，是指双务合同的两方当事人彼此违反了各自的债务，并可能相互造成损害，这样，就存在两个违约行为，并且由此发生两项损害。由此不难看出，两者是存有明显差异的。

合同法没有规定过失相抵，构成法律漏洞，法官可以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作扩张解释，使这个针对侵权责任规定的规则扩张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起草民法典，其中过失相抵规则是作统一的规定，抑或是像日本民法那样分别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于两处规定，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减轻损害规则

减轻损害规则最初是在320多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上创设的，称为mitigation。在大陆法系，对减损义务或是欠缺规定，或是纳入过失相抵。在中国法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了这一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是什么关系，是首先应当辨别的问题。对于可避免的损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赔偿权利人的过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减损规则看做是一种过失相抵。但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针对可避免之损失而言，其效果是存有差异的，两种规则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也是不同的；减损规则的运作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而现代的过失相抵规则的运作逻辑，则是按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摊，如此，似乎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等同。我以为，中国法上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分界线应当以时间来划分，过失相抵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而减损规则分管的则是损失扩大的阶段。

3．损益相抵规则

在现在的中国法上，没有专门规定损益相抵规则，但在学理解释上，是普遍承认这一规则的，在司法裁判中也是如此。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这一规则应以明文规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