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喜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杨锺义精通考据学，对吉川的治学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吉川幸次郎难忘中国，喜穿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

吉川幸次郎1931年回国，最初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讲《韩昌黎文集》。京都大学附设东方研究所，从天津藏书家陶湘氏购进了将近三万册的明清线装古籍，吉川负责整点。他用四部分类编成《东方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作者书名索引》，一鸣惊人。东方研究所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即清朝对日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学术机构，是硕学鸿儒荟萃的学府。年轻的副教授吉川幸次郎主讲《毛诗正义》，并加校勘，表现了雄厚的功底。此外，每周还以定期“会读”的方式，研究《尚书正义》，探讨中国帝王主持君臣会议以及历代鼎革放伐之诏勒，一时成为学术热门。吉川幸次郎为自己的书房题名“唐学斋”，后来由于会读《元曲选》，书房又改称“诂典居”，着手主编《元曲辞典》。

“会读”是吉川的发明，废止从来死板的单独授课方式，师生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公开讨论，相互低砺。吉川主讲惯用中国语朗读，因而研究员都必须懂中国语，且学者们上课多着中国服装。

1940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方酣，京大学人多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因亲华而受监视。他闭门写作；1947年以《元杂剧研究》著作，获文学博士学位。

吉川幸次郎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讲学认真，与“东京学派”针锋相对。东京学人保守，有时歪曲历史。当时轰动全国的论争，因1927年，郭沫若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而引发。书中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京都学人不仅赞同，进而作深入的研究;东京学人却对之口诛笔伐，认为商朝纯属虚构，并无其国，说甲骨文也是伪造。后来这种谬论不攻自破。

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1974年，郭沫若率领中国文化访日团到日本，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盛大欢迎。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为团长回访中国大陆，并以珍藏《永乐大典》残卷，原式影印本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

吉川幸次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在他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借鉴有很大贡献。他将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中国文学的七大特色：1、文学传统的悠久和持续性；2、文学地位的崇高性；3、文学内容的日常性；4、文学描写的精确性；5、文学高度的修辞性；6、文学强烈的政治性；7、文学典型的重要性。吉川认为，中国文学以上七大特点都为他国文学所未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

一、西方文学属于幻想之学，中国文学属于写实之学。但由于受西方影响，当前的中国文学、东方文学，虽亦倾向于虚构，然而现实主义仍是中国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如果都朝虚构发展是不够的。因此，要向中国的写实主义文学学习。

二、中国文学强调修辞，从而使文学呈现丰富多彩的气象，的确有利于他种文学的借鉴和表现。

三、他国文学，多属为文学而文学，唯美主义倾向较重;中国文学强调美善一致。向中国文学学习，有助于他国文学表现一种伦理道德，即生活的美感和人类的理想。

四、世界文学中，没有一个能象中国那般强调榜样的，这一点也很值得他国学习。

五、中国文学发展缓慢，因此便有许多东西挖得较深，尤其是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和表现，都有益于他国文学的开拓和发展。

六、中国文学历来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尽管今天还不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认为自己的文学具有世界意义，从而表现了一种广阔高尚，容纳万象的伟大胸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就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意义。

以上七大特色、六项意义，概括地阐明了吉川幸次郎四十年前在京都大学执教时就已形成的中国文学观。在日本汉学界，能对中国文学作出如此精到分析的，无人能出其右。

吉川幸次郎著作等身，《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六册，皆为有关中国学术之论著，是他毕其一生研究中国的丰硕成果。

为日本艺术院会员。获文化功劳者称号。著有《唐宋传奇集》《支那人的古典与他们的生活》《胡适传》《唐代的诗与散文》《中国文学与社会》《中国散文论》《杜甫笔记》《新唐诗选》《中国的智慧》《唐代文学钞》《汉武帝》《中国的宋元画》《日本文明中的“吸收”与“能动”》《三国志实录》《元明诗概论》《论语译注》《中国散文选》《中国文学论集》《中国古典论》《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陶渊明传》《吉川幸次郎全集》(24卷)等。

《汉の武帝》，东京：岩波书店，1949年12月。

《中国の知恵》，东京：新潮社，1958年。

《中国文学入门》，东京：讲谈社，1976年。

《唐代の诗と散文》，东京：讲谈社，1976年。

《杜甫私记》，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

《元杂剧研究》，郑清茂译，艺文印书馆，1977年1月。

《中国文学史》，陈顺智、徐少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中华书局，2008年4月。

《读杜札记》，李寅生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2月。

《中国诗史》，章培恒、骆玉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2012年1月第2版。

《宋元明诗概说》，李庆、骆玉明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三年的留学生活，养成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生活处世的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购书，由于汉语好、买书多，在较多交谈后，仍被书店老板的父子认作是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回日本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骘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当他知道这样的误会后，心中暗自高兴，为自己形神兼备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得意。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就是吉川上课、演讲时，他所说的“贵国”指的是日本，而“我国”指的是中国。应该说，这中国是他从中国典籍中读解出来的、理想的儒教文明国。他是把儒家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家。

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

1926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8年赴中国，在北京大学留学。

1931年回国，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并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尚书正义》与《毛诗正义》的校定，并与青木正儿从事元曲的校注。

1939年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主任。

1945年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商议员。

1946年任文部省人文科学委员会委员。

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

1947年参加创刊《中国文学报》。

1953—1954年赴美国考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1954年参加《世界美术大系》(26卷本，平凡社刊)第14卷《宋元画》的编写。

1955—1956年任《中国古典选》(10卷本，朝日新闻刊)主编。

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

1959年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1届学术大会上作了《宋诗的地位》的报告。

1959—1961年参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编译，主编第7卷《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活本》

1960年赴莫斯科参加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

1962年参加“《诗品》的综合研究”(此项目文部省科学研究费拨款90万日元)，具体负责“《诗品》的批评与它的对象的研究”。

1963年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5届学术大会上作了《从文学史上看明代》的报告。

1965—1966年任《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集委员兼中国文学主编。

1967年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

1970—1974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修订。

1973年参加《中国讲座》(5卷本，筑摩书房刊)的编写，主编第2卷《旧体制下的中国》。

1975年任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团长访问中国。同年出席日本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召开的文明问题座谈会，任会议顾问。

1976年任《中国古典名著总解说》(自由国民社刊)的总指导。

1977年与小川环树一起完成编辑《中国诗人选集》(33卷本，岩波书店刊)。同年7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68次常任理事会聘请为该会顾问。

1978年任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

1979年4月再次应邀访华。

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1974年，郭沫若率领中国文化访日团到日本，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盛大欢迎。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为团长回访中国大陆，并以珍藏《永乐大典》残卷，原式影印本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

1969年，吉川幸次郎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