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建筑师和美术家悬奖征求陵墓建筑设计图案。9月，他以简朴、庄重的钟形图案（指陵园总体），在40多种设计方案评选中，一逾群雄，荣获首奖。不久受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之聘，担任陵墓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1927年5月，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在28份中外建筑师应征设计方案中，再夺魁首，从此蜚声海内外。在中山陵主体工程施工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跋涉于沪宁之间，并长期住宿山上，督促施工。为确保工程质量，选料、监工一丝不苟。终因积劳成疾，于1929年3月18日患肠痈在上海不治逝世，年仅36岁，终生未婚。同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中国发布第472号褒扬令，全文为：

“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勚，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翌年，陵园管理委员会又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由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作者，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右任书写的碑文。文曰：“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石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

在短短4年中，吕彦直除承担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与纪念碑的设计，主持陵墓工程施工，参与孙中山座像、卧像、棺椁底座和华表、牌坊的设计外，共9次出席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议决分部工程项目、造价、招标、修改图样、施工进度等问题。他还接受国民政府聘请，担任总理陵园计划专门委员，参与陵园区规划及廖仲恺、范鸿仙墓葬地点的选择。在他得知身患不治之症后，仍强忍病痛，在医院绘制“规划首都都市两区（中央政府区、京市区）图案”和“国民政府（包括五院）建筑设计鸟瞰图”留下一生中的最后遗作。弥留之际，他谆谆教诫同事，继承他建设祖国之遗志。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决定按其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成立由张静江、汪精卫、林森、戴季陶等12人组成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设葬事筹备处于上海。段祺瑞临时政府的非常国会亦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的议案。1925年5月13日，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征求陵墓图案条例》，决定向海内外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并采用密封卷方式评选。5月15日在《申报》登载启事。规定截止日期为8月底（后延期至9月15日）。当时年仅32岁，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上海报名应征后，潜心研究了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根据《征求陵墓图案条例》的设计要求，参照紫金山地形，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工作，精心绘制出“设计范界略呈一大钟形”的平面图及建筑物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等9张设计图和1张祭堂侧视油画，撰写了约1000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设计说明》，对布局、用料、色彩提出了初步设想。9月19日，葬事筹备委员会聘请凌鸿勋（南洋大学校长）、朴士（德国著名建筑师）、王一亭（著名画家）、李金发（著名雕刻家）等4位评判顾问分别对仅标暗号，不署姓名的中外建筑师、美术家应征图案，写出书面评判意见。凌鸿勋、朴士、王一亭3人均评选标有“自由钟”（也叫“警世钟”）形暗号图案（吕彦直设计）为第一名，标“”形暗号图案（范文照设计）为第二名。而李金发则评选范文照为第一名，吕彦直为第二名。最后评出首奖吕彦直（奖金2500元）、二奖范文照（奖金1500元）、三奖杨锡宗（奖金1000元），名誉奖7人，除中国建筑师赵深名列第二外，其余为美国建筑师1人，俄国建筑师5人。同时决定1月22日起，将全部应征图案在上海四川路36号大洲建筑公司三楼公开展出5天，进一步征求意见。22日，《申报》公布中奖名单及展览消息，同一天吕彦直建筑师在《申报》登载启事，声明“从前与他人合营事务，除用本人名义注明者外，其余概不负责”。陵墓设计图案展览，一时轰动了上海滩，每日参观者在1000人以上，中西各报纷纷对获奖图案发表评论或采访。评判顾问凌鸿勋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此次陵墓设计，巩固宏壮当为首要，而建筑费用既经确定为30万元，则不能过于华丽，应征者每于此层忽略，而徒为宏钜之建筑，殊可惜也。”展览结束后，葬事筹备委员进行复议，一致认为吕彦直设计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此方案建造陵墓，同时聘请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陵墓建筑师

受聘担任中山陵墓建筑师，主持绘制建筑详图、选用建筑材料、监工及工程验收等事务。（报酬为工程造价的5%）。他担当此重任后，立即着手编制初步概算（总数约50万两），限于经费，经葬事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工程分两部进行。11月1日起，在《申报》公开招标，征求第一部工程（包括墓室、祭堂、平台、石阶、围墙及石坡）的承包人。规定必须建造过造价30万两以上工程的营造厂方能投标，同时必须缴纳1000两银作保证金。11月3日，葬事筹备委员会代表张静江与吕彦直订立建筑师合同。吕彦直深知，要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必须要有一个资金强大，施工经验丰富的营造厂承建，而当时上海几家大营造厂中，又只有曾经建造过上海电话大厦、外白渡桥和南京南洋劝业会的姚新记营造厂最为合适。谁知直到招标结束的前5天，仍未见姚新记前来投标。他一面将招标期限延长4天，一面嘱人以他的名义写信请姚新记前来投标。至招标结束，共有佘红记、姚新记、新金记康号、周瑞记、辛和记、竺芝记、新义记等7家营造厂投标，姚新记报价为483000两，居第二位。吕彦直在出席葬事筹备委员会第16次会议时，除详细介绍了7家营造厂的资金和经历外，还提出说服姚新记降低报价至44万两左右，几经商量，姚新记同意以443000两银的造价承包。年底，家属代表孙科与姚新记签订第一部工程合同，吕彦直以证人身份签字，合同规定工期14个月。1926年1月7日，吕彦直和葬事筹备委员叶楚伦、林焕廷、陈去病、杨杏佛，前往南京。在家属代表宋庆龄、孙科等人勘定的陵园范围内，确定建陵位置。次日中午在中茅山南坡召开第20次葬事筹备委员会议，当场确定墓室、祭堂位置，方向。吕彦直返沪后绘制工程详图，从此闭门谢客。1月15日，中山陵工程开始炸山填土，3月12日举行奠基礼，吕彦直委托助手黄檀甫出席典礼仪式。由于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施工，条件极差，材料运输尤为困难。从意大利、香港、青岛、苏州等地运来的约3000吨各种石料，只能运到沪宁铁路下关车站，还须经宁省铁路（市内小火车）转运至督署车站后再用自备汽车运出城外。城外道路更加崎岖。几经周折方能运至山下，然后在山坡铺上木枋、铁轨，用人力加绞关拽上山去。而从意大利进口的850吨大理石及从比利时进口的竹节钢，经香港转运上海后，海关要征收巨额关税。沪宁铁路局和宁省铁路局也以“不办联运”和“枕木腐朽，不堪承重”为理由，勒索巨款。当地土豪劣绅又以占用农田，破坏道路为借口，进行敲诈、阻挠。加之当时南京被军阀孙传芳盘踞，政局动荡不安，工地常被散兵游勇骚扰，工人被拉夫，财物被抢掠，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姚新记营造厂多次致函吕彦直，要求帮助解决施工中的困难。至7月中旬，开工已半年，而主要材料尚未运到，墓室、祭堂的基础工程尚未完成。为此，葬事筹备委员会于7月19日致函吕建筑师，告诫工期已近一半，如不能按期完工，将要承担责任并受到罚款处理。为加快工程进度，吕彦直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之间。至9月，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有关工程事务，均委托黄檀甫全权处理，但技术工作，仍须亲自裁决。因此，每一分部工程的图纸大样和做成的模型均须送往上海，由他亲自审查、修改。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按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定要返工。他的严格要求与一丝不苟的态度，不免引起姚新记营造厂发出“工程在宁、取决于沪”和“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的怨言。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葬事筹备委员会由上海迁至南京，加推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5月起，材料运输顺利。6月，吕彦直来宁出度葬事筹备委员会议，讨论工程进度，筹划第二部工程开工事宜，并住宿山上督促施工。10月5日，第二部工程（包括挖土填土、水沟、石坡、石阶、撑墙及平台铺石等项目；原定第二部工程中的牌楼、陵门、大围墙等因限于经费而缓建，改为第三部工程，于奉安大典后，始由陶馥记营造厂承建）招标，上海新金记营造厂（康号）以造价规元银268084两中标承建。

1927年11月24日，第二部工程开工，两部工程同时进行，进展十分顺利。1928年1月，南京严寒，虽大雪盈尺仍照常施工，但由于开工时拖延太久，工期已超过了一年，工程量尚不及一半。至7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召集委员、建筑师、包工联度会议，商量赶工办法，采纳了吕彦直提出日夜施工的建议。8月11日起，两部工程同时日夜赶工。吕彦直拖着虚弱的身体，不分日夜在工地巡视督促。12月13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召开第64次全体会议，会上讨论了吕彦直和包工姚新记营造厂请求在祭堂西墙外镶嵌石碑的议案，决定“建立‘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石碑，建筑师及包工名义可以加入。”1929年2月，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吕彦直在上海卧床不起，病中仍念念不忘中山陵工程。20日他写信给姚新记，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原定3月12日奉安大典（后推迟至6月1日）前验收交工。不料就在工程即将全部竣工准备迎接他来工地验收之时，他却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人们无不为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秀建筑师，未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设计、监造的中山陵建成就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4月3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第66次会议，通过了“继承吕建筑师工作案”、“承认此项工程用彦记事务所名义，由彦记建筑师李锦沛继任陵墓建筑师”。5月，李锦沛、黄檀甫代表彦记事务所进行工程验收。6月1日按期举行孙中山遗体归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孙中山逝世后，即已筹备在广州建造中山纪念堂，国民党第二次中国代表大会代表曾在观音山下（今越秀山，即原总统府后的中山公园）举行过中山纪念堂奠基礼，后因战事影响加之经费无从着落，一再拖延。直到1927年初，始正式成立“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由当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主持，陈铭枢、冯祝万、李福林等人为委员。计划建筑费白银100万两，决定由广东省政府每月筹10万两，归国库支拨。当时，除各机关职员捐薪外，各校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售卖遗像、徽章，进行募捐活动。4月，纪念堂筹建委员会登报向中外建筑师悬奖征求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的设计图案。当时已受聘担任南京中山陵墓建筑师的吕彦直报名应征后，连夜绘成中山纪念堂建筑图案，5月中旬评选揭晓，吕彦直荣登榜首。筹委会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图案，由吕彦直主持建筑详图设计，参加设计的有结构工程师李铿（清华学堂毕业，1916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冯宝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学士，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硕士）和建筑师李锦沛、裘燮钧、葛宏夫等。1927年11月，中山纪念堂招标，吕彦直委托黄檀甫代表他去函邀请姚新记营造厂投标，由于姚新记承建中山陵亏损甚多（工程结束共亏银14万两）决定停止营造生涯，而婉言谢绝。招标结果，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以造价928085两规元银中标承建。1928年4月，全部设计图纸绘制成功。4月23日动工兴建。翌年1月纪念碑设计详图完成。1月15日，纪念堂正式举行奠基礼。此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广东省政府又将每个月筹集10万元降为5万元，经费不足，影响了工程进度，至1931年10月10日，才基本建成，共历时3年半，总计建筑费用为1268110两。而大门楼和室内灯光、冷气设备以及四周道路、绿化工程，直到1933年5月才由香港宏益建筑公司和广州吴翘记营造厂先后完成。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构思巧妙、风格独特，“完全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格，别具匠心，庄严俭朴，实为惨淡经营之作，墓地全局造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建成后，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盛赞。人们认为，这一设计的特点，概括起来有4条。一是结构完整，聚散巧妙。设计中结合钟山的形势，把孤立的，尺度不大的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贯串于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的绿地和宽广的石阶，联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显得庄严雄伟。二是中西一体，珠联璧合。墓圹置于祭堂之后，合乎中国传统观念，祭堂采用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基调，吸收西洋建筑之长处，墓室则完全采用西洋建筑做法，两者结合可谓天衣无缝，同时运用牌坊、陵门、碑亭等中国古代陵墓的传统形制，再饰以华表，石狮、铜鼎等部件，使整个建筑群既富有中华民族特色，而又别具一格。

三是气势磅礴，视角见奇。陵墓建筑在山坡上，用392级石阶相连，石阶中缀以8个平台，坡度逐渐加大，视角不断变换（由博爱坊望祭堂，仰角为9°，至碑亭望祭堂，仰角为19°），瞻仰者缘石阶拾级而上，庄严肃穆之感，景仰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到达大平台，再回首俯视，不见石阶，仅见平台连成一片，如同平地，令人啧喷称奇。四是简朴庄重，寓意深远。建筑古雅纯正，结构朴实坚固，色彩庄重，整个建筑布局呈一大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凌鸿勋语）“适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李金发语）“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王一亭语）。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传颂着这一钟形布局寓意“暮鼓晨钟”、“警钟长鸣”和体现陵墓主人“必须唤起民众”之精神等等。这就像许多传世之作的艺术效果超越原作者的意境一样，已为吕彦直始料所不及。在陵墓图案展览会上，就有参观者询问过当时在场的吕彦直，请他谈谈设计的想法，吕很直率地回答说，他的设计主要考虑灵柩放于地穴之中，便于后人瞻仰；祭堂宽敞，符合中国传统习惯；不追求华丽，以节省费用等。至于呈“自由钟”形，不过是根据地形作出来的一种偶合罢了。建成后的中山陵与原设计相比，有一些改动，如，原设计镌刻墓志铭的石碑立于祭堂内，后改为大理石座像，另加筑碑亭立谭延闿书写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纪念碑。采纳夏光宇建议增加一条480米长的墓道，并将牌坊移至墓道南端。此外祭堂大门也略有改动，还有祭堂原设计采用铜瓦，后因价格昂贵且易招盗窃，经张静江提议，改用蓝色琉璃瓦等。在西方文化逐渐渗透，民族形式的建筑有被取代、湮没危险的当时，中山陵这一由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规划设计的大型建筑组群获得成功，对于运用民族形式进行新建筑设计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中山陵为起点，当时的首都南京和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形式的建筑，形成中国近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对于中山陵，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的评价是：“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吕彦直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为一宫殿式建筑。顶盖蓝色琉璃瓦，地面至屋顶高41米，长、宽各71米，面积为8700平方米，楼上下共5000个座位，其中楼上座位2200个。全部采用悬臂式钢屋架，由跨度约30米的4个三角形桁架成45°相交，构成八角形攒尖屋顶，堂内不见一柱，是当时国内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中山纪念碑（或称中山纪念塔）高37米，共12层，从塔底大门进入大厅，沿螺旋梯拾级而上，可达塔顶，站立塔顶凭窗远眺，珠江横亘，气象万千。塔与纪念堂之间，以300余级石阶相连，气势非凡，海内外人士曾誉为岭南最著名之建筑。1934年，吕彦直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看了这一建筑后说：“中山纪念塔是亡友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中山陵图案，……看了黄花岗，再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塔，可以知道这20年中国新建筑学之大进步了。”尽管中山纪念堂因受时代的局限，在通风、采光、传声等方面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杰出作品。

自近代以来，西方多元的建筑文化汹涌而来，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受到强烈的冲击，可以说近代是中国建筑风格的转型时期，通过对西方建筑风格的克隆，变异，与融合的过程，把传统的木构架体系与西方的混凝土结构相融合，将儒家思想影响的院落布局与西方的独立别墅融合，经过一个世纪的融合中国现代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

吕彦直的家族中人才很多。他的父亲吕增祥字秋樵。光绪五年考中举人，后在天津李鸿章幕府任文案知县。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历任天津、临城、南宫、献县知县。1900年，任开州知府，1901年因脑瘤卒于任上。吕增祥是严复的亲家、挚友，严复称其是“生死之交”，并誉其为“三绝诗文字，一官清慎勤”。

吕增祥先后娶夫人两房，生三女四子。

长女吕韫玉（字慎宜）嫁著名翻译家伍光建（字昭扆），其第三子伍范字蠡甫，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美术理论家、国画家、西方文论专家，一生著述写作，教书育人，与其父伍光建被称为“中国译坛双子星”。（伍季真《回忆前辈翻译家、先父伍光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邓世还（伍光建长女吕莹的女儿），精心保存着太外公吕增祥（秋樵）于1900年赠送给伍光建的一副楹联，上面用隶书写着“艾康万里，厉清八荒”。2010年9月，邓世还将这幅家人已传承了110年却完好如初的珍品，捐赠给了江门市档案局。并向笔者承诺，滁州市如有需要，可赴江门复制楹联。次女吕叔宜（韫清）嫁严复长子严璩（伯玉）。三女东宝嫁晚清外交重臣罗丰禄（稷臣）的侄子。

长子吕彦深（伯远）在外交部工作，长期派驻中南美洲国家，娶严复堂侄女严琦为妻。其外孙女薛晓育保存了吕彦深的手稿，曾于2009年5月27日来滁州寻根问祖。给滁州市琅琊区政协副主席、吕彦直研究专家徐茵带来了吕彦深手稿的照片。三代曾祖如松、祖凤翔、父增祥。

次子吕彦直（仲宜、古愚）是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设计者。三子吕彦宏（叔达）。四子吕彦介（季刚）。

吕彦直的姑妈吕汶字鲁东，擅长作诗，有很深的文字功底。嫁给滁州所辖的来安县的严海帆，时在保定作县令。严海帆是民国才女吕碧城的舅舅。吕碧城的姐姐吕美荪曰：“予舅母严鲁东夫人美而贤，能文章。其兄秋樵明府宰临城、天津，著循声，夫人实佐之。其诗集多长古，惜不能记忆矣。”《安徽名媛诗词征略》收入吕汶诗二首，今录其一：

哭子诗

土花漠漠又生苔，今日临风一恸来。

惟有寻香小蝴蝶，伴儿飞去复飞回。

吕彦直的祖籍为山东，但从他曾祖父起已迁居滁州。吕彦直，字仲宜，别号古愚，清光绪二十年（1894）出生于天津。那么，吕彦直是何时到南京的呢？严复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光绪戊申年九月廿七日（1908年10月21日）吕姑太来。……九月廿八日（10月22日）　到德源里，见吕姑太，劝其南去，勿在京、津之间。九月廿九日（10月23日）　下午到德源里，送吕一百元”。

日记中的吕姑太就是吕彦直的大姑妈，终身未嫁，一直和吕增祥生活在一起。吕增祥去世后吕家经济拮据，度日艰难，从生计考虑前来征询谋划。严复劝她“南去，勿在京、津之间”，因为其时正处在辛亥革命前三年，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京、津之间不安宁。再加上吕增祥已去世多年，家属旅居外地多有不便，因而劝其南下到家乡滁州去，也可省些开销。吕家接受了严复的建议，准备回乡。所以，严复于第二日又到吕家，并送去一百大洋，应该是送行的路费。因此，吕彦直也就有可能在1908年底或1909年初南归，时年十四、五岁。但吕彦直随他的姑妈及家人并未回滁州，而是到了南京，进入汇文书院读书。这是因为乌衣镇的教育不发达，截止解放初期，乌衣镇的孩子都是在南京读中学。汇文书院原是教会办的学院，后来改为金陵大学和金大附中（今金陵中学）。南京金陵中学原副校长汪庆云先生寄来曾在汇文书院读书的校友洪润庠、王子定的回忆文章——《清末民初之毕业生及学校生活》，其“学生生活一斑”一章中记载“文学会最盛时代，系由民初应尚德初由美国应聘来校之时。应先生将大学以下同学分为Alpha与Beta二组，前者取名木铎会，后者为醒石会。二会之中，以木铎会人才鼎盛，如陈宗熙及傅宝诚诸先辈、国父陵园建筑设计人吕彦直先生、德国教育博士罗良铸、奚伦、洪润庠诸先生（其时皆为在校学生）多人均属之。”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印行的《清华同学录》第38页最后两行记载：“吕彦直 建筑（Cornell） 古愚 安徽滁县 已故”。这份《清华同学录》印行的时候，吕彦直已去世八年，所录内容应该是别人根据他的入学登记填写的。他所填的籍贯是“安徽滁县”而不是滁州，是因为民国元年已改滁州为滁县。可见，时年十七岁的吕彦直也认为他的籍贯应是滁州。

吕彦直哥哥吕彦深及家人对籍贯的认定

吕彦直之父吕增祥字秋樵，一字君止，号太薇，别称临城、开州。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去世（他的好友吴汝伦回忆为1901年，吕媞媞回忆为1903年），50多岁。先后娶了两房妻室，原配生二女，继室生四子一女。四子：吕彦深、吕彦直、吕彦红、吕季刚。四兄弟中吕彦直没有成家，吕彦红、吕季刚没有后代。吕彦深生一子吕道机，二女吕娴娴、吕媞媞。吕娴娴有一女薛晓育，定居香港，现随夫李自炜先生（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世博项目部顾问）暂居上海。

吕彦深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南京金陵大学修业生，民国二年（1913）四月到外交部工作。民国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调署驻秘鲁使馆主事。民国三年奉调驻巴拿马总领事馆主事，六月七日到任。

吕彦深的外孙女薛晓育于2009年5月27日—28日，来滁州寻根问祖。薛晓育夫妇来滁时带来了2009年5月27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首发式的巨著《中山纪念建筑》。书中83页有薛晓育提供的吕彦深人事档案手稿的照片，上面写着：“驻巴拿马总领事馆主事吕彦深，现年二十四岁，安徽省滁县人。三代曾祖如松、祖凤翔、父增祥”。吕彦深的手稿是吕彦直滁州籍贯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吕彦直的家至少在他曾祖时即已从山东迁居滁州，他的父亲在滁州中举，南京是他中学读书的地方，南京和上海是他从美国归来后工作的地方。吕彦直在清华读书时填写的籍贯是滁州，他的哥哥及其后代也认为自己的籍贯是滁州，所以，吕彦直的籍贯应该是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