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20；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日良剑期乎断21，不期乎镆铘22；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23。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24，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入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25善游哉？此任物26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令?不是因为先王的法令不好，是因为无法效法它，先王的法令，经过了上世到了现在，人们或者增加它，或者减损它，怎么可能效法呢？即使没有人增加或减损，还是不能效法它。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法令，古今的法令，言辞不同而内容也不相同、所以古代的名称和现在的说法也不一样，当今的法令也多不符合古代的法令。习俗不同的人民，和这种情况相似。人们的欲望相同，但做法不同。口音不同，说话相互听不懂，叫人不愉快，就像人们对舟车、衣冠、滋味、声色都有相同的要求，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人们都自以为是，以他人与自己不同的说法为非。天下的学者多能辩说，花言巧语，不追求实效，而追求相互诋毁，以取胜为目的。这样的话，先王的法令又怎么能效法？即使能够得到，还是不能效法。

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切合时代的需要的。过去的时代不能与法令制度的条文一同存在下来。古代的法令制度即使现在还保存下来，还是不能取法它。因此要抛弃先王现成的法令制度，而取法他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是什么？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是人，自己本来也是人。所以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别人，明察现在就可推知古代。古代和现在是相通的，别人和自己也是相通的。明白事理的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根据现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据看到的推知未见到的。所以观察房屋下面的光影，就知道太阳、月亮的运行，早晚和寒暑季节的变化；看到瓶子里水结的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伏了。尝一块肉，就知道一锅里的味道，全鼎中的调味。

楚国人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设立标记。澭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顺着原来的标记在夜间渡水，结果淹死人的有一千多人，士兵惊骇的声音如同大房屋倒塌一样。以前他们设立标记的时候，是可以根据标记渡水的，现在水位已经变化，水涨了很多，可是楚国人还是照着原来的标记渡水，这是他们惨败的原因。现在的国君取法先王的法令制度，就像这样。他们的时代已经与先王的法令制度不适应了，但还在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取法它，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悖谬就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变貌，时代更迭，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比如好的医生，病症会变化很多，用药也要变化多。病症变了而药不变，本来可以长寿的人，现在也变成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

不敢议论法令的，是老百姓；死守成法的，是官吏；能顺应时势变法的，是贤能的君主。所以天下有七十一圣，他们的法令都不一样。不是故意不相同，而是时势不同的缘故。所以说，好剑要的是锋利，不必是莫邪的名称；好马要的是能行千里，而不是骥骜的名称。成就功名的人，就是先王的千里马。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于是他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了个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从他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动了，但剑没有动，像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法令制度治理国家也和这样一样。时代已经改变了，法令却不变。用这样的法令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困难吗！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有人正拉着一个婴儿，想要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大声啼哭。旁人问他这么做的原因。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即使孩子的父亲擅长游泳，他的孩子难道就一定擅长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一定会出错的。楚国的做法，和这个人一样。

吕不韦开始任丞相是在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罢相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正是秦统一全国的前夕。当时秦的变法已有百年历史，但六国中反对变法的大有人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焚书”，就是由齐人淳于越提出“师古”引起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师古”的主张写的。

《察今》是《吕氏春秋·慎大览》中的第八篇，主要体现了先秦法家的历史进化观。全文论点鲜明突出，而论述则是一步一步地展开。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因时变法”，这一中心论点是通过从反面论证“先王之法不可法”而得到证明的。换句话说，“察今而变法”的论点是通过批驳“泥古而守法”而得到证明的。

作者依次陈述了三点理由：第一，先王之法历代有损益，已非原样；第二，对先王之法解说不一，所谓“言异而典殊”，已无法遵循；第三，“时不与法俱至”，先王之法已经过时。从中进而提出“弃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正面论点，最后得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结论，从而阐明了“因时变法”的思想。

文章在论证过程中有破有立，边破边立，破立结合。辩驳入理，立论坚强有力。“先王之成法不可法”，这是破；“法其所以为法”，这是立。“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以己推人，以今推古，可知“先王之所以为法”是根据当时的人的各种欲求，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不是根据更为远古的前代先王的成法。今天制订法令也就没有必要对古法亦步亦趋，而应根据当今的社会状况与人的欲求来制订新法。

在先秦时代，孔孟儒家主张法先王，倡导儒法合流的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韩非主张尊今王。《察今》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思想，体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朝气蓬勃的精神。但作者认为只有“贤主”才能“因时变法”，而“众庶”则是“不敢议法”的，反映了轻视人民群众的观点，这是不可取的。

为了说明中心论点，文章还穿插写了荆人袭宋、刻舟求剑、引婴投江三个寓言故事。三个故事均能紧扣论题，但又各有侧重。荆人袭宋与刻舟求剑的故事都是说时间已经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但仍然泥古不变，必然遭致失败；引婴投江则是说客观的对象已有了变化，而主观的方面仍然固执地保守着陈旧的眼光，必与客观事物格格不人。故事中反复提到“荆”、“楚”，这是因为战国末年楚国国君大多昏庸无能，国内政治混乱，因而流传下许多“政治笑话”，常被人们引为笑柄。

文章不仅有对论题的精辟论证，而且有对哲理的生动阐发。“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都具有思辨色彩，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他一些警句，如“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等，既形象又精警，都能发人深省。

全文语句工整，语气明快，围绕中心反复申说，有论有断，有说理，有比方，更有寓言故事的穿插，使文章显得气势充沛，摇曳多姿，活泼有致。

嘉应学院副教授汤克勤《古文鉴赏辞典》：全文的精彩之处在于运用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和贴切通俗的比喻来说理。作者用三个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察今度势、因时变法的重要性，把文学与政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哲理寓于形象之中，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另外，文章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语言简练准确。生动多变而又不失严正，说理性极强，不愧为《吕氏春秋》中艺术性较高的一篇政论性散文。

吕不韦（公元前290年-公元前235年），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为秦王政的相国，是当时较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使他们各抒所闻，共著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号日《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吕氏春秋》文章大多，篇幅不长，但自成体系，组织严密，思想深刻，说理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