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6 16:29
《启蒙时代》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杂志《收获》2007年第2期，首次出版于2007年4月。
南昌是革命人的嫡系后代，自小接受的是简单的阶级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点燃了他青春时期所有的盲目与激情，同时强化了他的阶级思想，使他沉迷文革时期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随着运动深入，南昌先后认识了陈卓然和小老大海鸥等人，而南昌这类青年由主力变为边缘人物。加之父母受到审查，南昌的优越感也只是有名无实的象征，但这种身份为他日后在城市中的游荡提供了假想的优越。南昌正是利用了这种身份，在舒娅、嘉宝等人面前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在比他更不谙革命真谛的女性身上找到优越感。他甚至与一伙人闯进嘉宝爷爷顾老先生的卧室，拷问一个老资产者的罪行。
之后，南昌侵犯了嘉宝。嘉宝的流产使南昌感受到疼痛与痛苦，从这时起，南昌对人的感受不再囿于阶级的差别，而是回到人的存在的本真维度。由于嘉宝流产的缘故，南昌结识了高医生。她教会南昌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且教育南昌有关生理的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她教育南昌要寻求“光和真理”。
对于创作《启蒙时代》的想法，王安忆称自己在《长恨歌》之后，写了《富萍》 《桃之夭夭》等小长篇，而写一部大长篇需要有一个大的欲望。到了2005年夏天，开始动笔写《启蒙时代》的时候，这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一种欲望，想写一个大的东西。于是，她找到“文革”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故事。这个年代的故事，她还没碰过。《启蒙时代》的故事一方面是和经验有关，那个时代是她已经有认知能力的时代，另外一方面，又和她有点距离，因为小说中人物的经验是她不曾有过的，她只是旁观者。
南昌：南昌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南昌的父亲、陈卓然、小老大、顾老先生、嘉宝、高医生等在他的思想成长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与陈卓然自我意识的自觉生长不同的是，南昌思想的成长更多源自外力。南昌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在城市中，他们这类人受到特殊的待遇。这种特殊的待遇让南昌从小自觉地与城市中的小市民区别开来。文革中，南昌与亲人的关系极为淡漠，革命运动激发了他身体内的热情。他沉迷于那个时代里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但在父亲的拷问下，这些概念中隐藏的空洞让他变得软弱、恼怒，而他解决这一状况的方法就是逃避。
陈卓然：陈卓然是位根红苗正的红色后裔，他善于阅读与思考，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他的阅读对象。文革开始，他即将高中毕业，他对运动的参与完全是思想式的。他思想的理论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但他对现实的理解是教条式的、概念化的。他无法深入体会与理解日常生活的具体性、生动性、复杂性与丰富性。不久，陈卓然在去北京的途中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出狱后的陈卓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他仍然善于思考，少了雄辩激昂，多了份温和。
小老大海鸥：他的外表具有老人与孩童相结合的特征，他拥有白色的头发、佝偻的身体，但是脸蛋娇嫩、眼睛清澈、身材矮小，一副顽童的模样，且他的肺部患有疾病。小老大对世俗世界的人和事有着深刻、清晰的洞见。他了解世俗但却拒绝庸俗，他与勤务兵小段的关系正是他拒绝庸俗、精神洁癖的体现。
何向明：作为南昌等的同代人，他并不算是红卫兵，他始终远离政治潮流，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热情。他世代出身小市民阶层，他的生活视野和生命哲学都打上了南方市井生活的深深烙印。数学专业的“走资派”“中学校长”给了他第一次启蒙，之后，他又在李卓然身上看到了启蒙的光。于是，他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令他们心仪的品质，也是他们自己所匮乏的另一面。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友谊。
嘉宝：嘉宝在小说里非常肉感，很壮硕、充实。她的世界则充满了丰富宝藏而秘不可知，原因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嘉宝背后还有一个老爷爷，一个工商业主，这使得她的血缘与南昌殊途同归。
高医生：高医生是个出身大户人家的女儿，却从小在民间贫苦家庭里成长，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经历过抗战中人道主义的救护工作。文革中她又回到了农村大地，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她身上，混杂着宗教、人道、高贵、健康、服务等复杂的文化因素。高医生不仅解除了嘉宝与南昌的难言之隐，更主要的是教给他们两个词：光和真理。
《启蒙时代》写几个不同出生、不同个性的时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里的精神成长，同时涉及两代人的精神状态。父叔代的压抑或忧郁，面对时代的大变革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或往往找不到出路，但主轴还是青年一代。可以看出，作者尝试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界、文化界那些骨干们的知识、精神气质的养成，那一代人在青春成长的年代恰恰受过文革的洗礼。小说意不在反思文革本身，而是以没有受到伤害的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为它辩护，间接的为文革的存在提供正当性论证。这样的立场因此可说是非常接近官方的，也可以看到作为作家的王安忆的意识型态底蕴。
小说结尾，南昌父亲以自身经历点明理想之父的革命真相：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抑郁病，使革命成为他们自救的归宿。南昌父亲从根子上彻底改写了光荣革命传统的严正性、纯洁性、崇高性，从革命动机上彻底颠覆了被青年一代视为指路明灯的、能真正代言革命文化传统与秩序的理想之父。南昌父亲站回儿子成长的原点，承认他也憎厌自己的父亲，但又强调憎厌与背叛是有区别的，而真正有理性的、有逻辑的背叛才包含着真正的成长。在最后，南昌父亲重申了自己那一代人被革命遮盖的小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困境，为下一代人的成长划定了界线、指明了方向：去寻找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的光明。
在小说中，南昌是真正激进化的革命理念的代表，所以小说以他为主视点来结构故事，在他身上，自我启蒙的戏剧冲突最紧张和剧烈。南昌的内心冲突，也是自我启蒙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外在表现形式，一是和市民生活的冲突，二是和“革命父亲”的矛盾。后者因与青春期的叛逆叠加在一起，显得格外醒目。
“启蒙时代”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大众参与的广泛、盲目和躁动，文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政治运动的狂潮，它披上了一层对大众进行政治启蒙的面纱，事实上却是最缺乏民主、最缺乏自由、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它与“启蒙”精神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小说中的南昌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身份，竟斩钉截铁地与父亲划清界限，而且他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得出这个判断的。于是小说命名便具有一种反讽和戏谑性。
作家黄锦树：小说以一群青少年为主人公，细腻地描绘他们在那动乱时代里得到的启蒙：知识上的、心理上的、甚至是生理上的。迥异于伤痕文学以来的大量文革书写多半从创伤的角度着墨，王安忆的书写策略很显然是要赋予文革正面的价值，或者说，给予积极的评估。
《北京晚报》：王安忆没有去渲染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变故，而是用力刻画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头脑和心灵，其实就是在写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
《收获》杂志编辑钟红明：《启蒙时代》中的年轻人几乎与作家同龄或稍早，这是小说的一个看点。《启蒙时代》不仅是一部青年人的精神成长史，也是对上海都市气质的精雕细刻。
王安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启蒙时代》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中篇小说《流逝》《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6年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