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朱氏本出曹姓，颛顼之孙陆终第五子曰安，赐姓为曹。周武王克商，有曹挟以功封于邾，即今山东兖州邹县仙源东南四十里古邾城，以国为氏，遂易曹为邾氏。从邾挟以下至邾仪父，名字始见于《春秋》，齐桓公霸，仪父附从，进爵称子，春秋后八世邾为楚灭。邾既失国，故子孙去邑以朱为氏。其后盛大者，有沛国、义阳、吴郡、河南四望。汉时有朱买臣，武帝时为会稽太守，和帝时有朱梁，仕为正(谏)议大夫，吴郡太守，郡中朱氏多其后。汉末以至三国间，吴中朱氏之显赫者实有二支，一支是以朱桓、朱据、朱异为代表的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氏，朱据因直言劝谏被孙权杖责，后矫诏赐死。而另外一支是以朱治、朱然为代表的沛国朱氏，此即理学家朱熹之先祖。朱治领吴郡太守，在郡三十一年，公族子第及吴四姓多出仕郡。

从东汉末年直至隋统一，这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处于江南的六个王朝政权，虽然兴亡更替，迅如走马，但他们裂土分疆，雄踞江东，致力于与江东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因而，仍然获得了相当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江东世家大族在积极支持六朝政权，维护门阀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为维护江东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吴中朱张顾陆四姓，也正是在与六朝政权合作的过程中，随六朝的兴衰而曲折地发展衍变，在六朝的政治舞台与社会环境中，充分显示他们的家族势力和社会生命力。

四姓的崛起，在东吴一代。孙权据江东而王，不能不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代表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核心与主体，在孙吴政权的创建、稳定、发展与衰落的全过程中，都发生了重要作用，成为孙吴政权重要的支柱力量。当孙吴创业之初，吴郡人士跟随创业的，军事上有朱桓、朱异、陆逊、陆抗等人，政治上有顾雍、陆逊、张温等人。朱桓朱异父子在与曹魏征战中累建战功。陆逊为东吴大将，黄武元年，刘备率大军来攻，举国震恐，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五万人拒敌。陆逊在夷陵用火攻，破蜀军四十余营，刘备夜遁白帝城，惭恚身亡。东吴从此消除了蜀的威胁。顾雍是最早跟从孙策孙权的江东世族代表，建安四年，孙策取合肥，以顾雍为合肥长。权为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顾雍为丞，行太守事，讨平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后代孙邵为丞相，“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伍，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诺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顾雍为相十九年，以缜密而宽容的长者之风，保持了孙吴政权与江东世族之间和谐的合作关系，国势呈稳定而上升之态。孙权晚年，忌吴地世族势力膨胀，危及王权，因而一改信任为控制，用陆逊为丞相，然“州牧都护领武昌如故”，实际上未能回京履行相事。又逢两宫构争，陆逊多次上疏陈己见，孙权不听，多次派使者责备陆逊，“逊愤恚致卒”。顾雍之孙顾谭、顾承及张昭之子休也因数陈嫡庶之义，而被流徙交州，死于其间。陆逊侄陆胤坐下狱，楚毒备至，骠骑将军朱据被殿杖一百，“以正丧身”。这是孙氏集团与吴地世族之间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吴地世族以陆逊之死而遭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之后，东吴国势渐衰。而吴中陆氏仍倾全力为之经略。东吴后期对曹魏与西晋的防务，主要依靠陆抗。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抗都督柴桑，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也是陆抗率军剿灭叛军，收复西陵。后期政治上主要靠陆凯为丞相，凯正直敢谏，积储理财，乃心国事，忠恳内发，使孙皓的独裁暴政不得不有所收敛。

西晋灭吴，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转入低潮，作为东吴世胄，他们摆脱不了亡国之余的耻辱，因而西晋立国之初，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只有陆抗二子陆机陆云及顾雍之孙顾荣北上赴洛阳，时号三俊。二陆入洛，虽得张华爱重，吴王晏、赵王伦、齐王、成都王越等先后用之，然终不能行其匡世济难之才，为宵小构陷，兄弟数人，惨遭杀害。顾荣亦数践危亡之际，恒以恭逊自免。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世族官僚的共同支持下建立的。永嘉南渡后，琅邪王氏拥戴之功最多，权势也最显赫，王导任丞相，王敦都督六州军事。其次，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等北方大族相继兴起，成为东晋王朝重要的社会基础，把持着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司马睿初镇建康，吴人不附，王导患之，因进计引顾荣、卢循以结人心，二人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司马睿既依靠北来侨姓世族的支持而立脚江东，又对“敦控强兵”、“导专机权”的现状“畏而恶之”，他急欲改变“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抑制王氏，加强皇权，因此，他不能不依靠江东吴姓世族以求取政治上的平衡。他对顾荣的信任，又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为理由，提拔陆晔为侍中，都体现了他对吴中世族的依靠与信任。这种依靠与信任，在成帝与穆帝时有进一步体现，那就是顾氏和陆氏相继进入中央政权并担任最高职务。成帝时，苏峻反，右光禄大夫陆晔卫帝于太极殿，与弟陆玩守宫城，玩暗中劝说匡术归降，事平，进陆晔卫将军，陆玩为尚书令，兄弟二人俱开府仪同三司。咸康中，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以陆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穆帝时，又以顾荣族兄顾众为尚书右仆射，族子顾和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尚书令如故。这是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权合作最好的时期，也是吴姓士族仕于东晋最为辉煌的时期。吴姓士族由于分享了一部分重要政治权力，使得南北世家大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既保持了国家一个时期的稳定，也使国家能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此后历三十余年，至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复有陆玩之子陆纳以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拜尚书令。从东吴到东晋，吴中四姓由崛起而发展，至此达到鼎盛。

南朝刘宋，是四姓中衰之时代。东晋末年发生的桓玄之乱与孙恩起义，给东晋门阀士族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战乱历时八年，侨姓士族桓氏、庾氏同归于尽，王氏、谢氏也被大大削弱，东晋初年南下的门阀士族几乎复灭殆尽，只有吴姓士族还保存残余势力。刘宋之初，吴中四姓进入中央政权的几无一人。见于《宋书》所载，陆氏只有陆徽一人，顾氏只有顾琛、顾恺之二人，所任只是地方州郡太守、刺史及将军。只有朱氏犹存先世家风，在刘裕崛起之时，走军功之路，朱龄石、超石兄弟勇武果锐，刘裕伐蜀，以龄石为元帅，累建大功。而张氏则一反前代崇尚玄学清谈、以任清贵之官标榜，不屑地方与武职官之旧习，开始走军功之路，而使吴中张氏有复兴之势。张澄之后，张裕、张邵兄弟并为镇军将军。高祖北伐，张裕出为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绥静百越，岭外安之。张邵则预为谋划，舟船武库，一时俱备，武帝重其临事不挠。文帝镇荆州，以邵为司马领南郡相，军国大事，悉决于邵。张裕子永，幼涉书史，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太祖谓堪为将。永光中，四方反叛，以张永为冠军将军，假节镇吴郡，率军东讨。又持节监青、冀、幽、并四州诸军事，统诸将讨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战克捷，破薛索儿。张永为将三十余年，累建功勋，亦三次折兵受损。其间，张氏子弟为将军尚有张岱为冠军将军领益州刺史；张悦为持节辅师将军领巴郡太守；张辩为广州刺史，张兴为右卫将军雍州刺史；张瑰为辅国将军等。

齐梁时代，吴中四姓渐生分化，顾氏、朱氏相继式微，张氏以军功及人物继盛于二朝，而陆氏则有复兴之势。张氏之族由宋入齐有张岱、张绪、张瑰。张岱为张裕之子，少与其兄太子中舍人张演、新安太守张镜、征北将军张永、弟广州刺史张辩俱知名，称张氏五龙。宋明帝时，四方同反，帝以岱有才堪任，使持节督西豫州诸军事、益宁二州诸军事，数年，益土安其政。迁吏部尚书。入齐出为左将军领吴郡太守，齐高帝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换，但总戎务殷，宜须望实。今用卿为护军加给事中。”次年迁金紫光禄大夫。演子张绪，少以清简寡欲、善谈玄理为时所重，仕宋为太子太傅、长史加征虏将军，入齐为中书令。王俭尝盛赞“张绪过江所未有”，齐高帝欲用为右仆射，以问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也，但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曰：“俭少年未忆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代衰政，不可为则。”乃止。这仍然是北来侨姓士族对吴姓士族的权力限制。但琅王牙王氏终竟未能限制吴郡张氏的发展，张绪后为吏部尚书，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永子张瑰亦英武有勇，入齐迁侍中，持节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竟陵、随郡军事，以功授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张氏子弟还有张冲，初随族叔张永为将，除绥远将军，冠军将军，持节督南兖、兖、青、冀、徐五州军事，永元中封定襄侯。永子张稷，建武中曾助宁朔将军沈文秀镇豫州，破魏兵百万之围。梁王萧衍起兵，张稷与王珍国部将杀东昏侯以献，入梁为中书令。由齐入梁，吴中张氏未能继续保持军功家族的地位，除张稷外，绪子张充、瑰子张率、稷子张嵊、由事武复归于文，以学尚风流，人物俊彦享誉吴中。

陆氏沉寂于宋，至齐有陆慧晓享誉极高。建元初为太子洗马，何点称其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武帝子为南豫州剌史，帝呼其小名曰：“乌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为行事，无以压一州。”乃以慧晓为长史行事。后与谢月出同为竟陵王左右长史，竟陵王谓王融曰：“我府前世谁比?”融曰：“明公二佐，天下英奇，古来少见。”慧晓历抚五政，立身清肃，以礼处人，毋论贵贱。他是六朝时代士庶观念转变的代表，自云生平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这种观念在士族与寒门对立的时代，是极为可贵的。它表明随着战乱与寒门的崛起，门第显赫如陆慧晓者，也正发生着价值观念上的重大转变。陆氏入梁有陆倕、陆杲、陆襄等，陆倕为昭明太子宾客，礼乐多所创革。陆杲为御史中丞，执法敢言，不畏强御，累迁太常卿，金紫光禄大夫。陆襄亦见知于昭明太子，除太子洗马，掌管记，后死于侯景之乱。

发生于梁太清二年的侯景之乱，对南朝门阀世族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侯景攻破建康后，对“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尽入军营”。城破时，“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复灭略尽。”吴中四姓在侯景之乱发生后，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抗，陆子隆于乡里聚徒为御，顾野王召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援京邑，城陷逃东阳，与刘归义合军据城拒敌。张嵊时为吴郡太守，闻叛兵围京都，即遣弟张伊率郡兵数千人赴援。又集士卒，缮城垒，为吴郡之备，破叛兵刘神茂部。后兵败，与子弟十余人同时遇害。经过这次战乱，江南的侨性士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吴姓士族也仅存残余，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不断上升，这些残余势力的地位也不再能显赫一时了。

由梁入陈，吴中四姓走向衰落，张氏、顾氏只有张种、顾野王堪称。陆氏有陆山才、陆琼、陆子隆堪称，其余陆琰、陆瑜、陆琛皆以文学见重。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结束分裂，统一南北，建立隋朝，建都长安，吴中四姓作为江东世家大族的历史地位便无足轻重了。

吴郡四姓从萌生于东汉，崛起于东吴，鼎盛于东晋，到中衰于刘宋，又分化，中兴于齐梁，而衰落于梁陈，三百年中，起落兴衰，既留下深沉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四姓之兴，是适应汉末以来特殊的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又是江东特殊的经济地理环境决定的。六朝偏安江左，咸都建康；吴中地迫都辇，有海陆之饶；而商贾并凑，人文鼎盛。永嘉南渡，衣冠来归，当时已有“君子尚礼，黎庶敦庞，土风清嘉”之誉。四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故虽处乱世，也不废中兴。四姓之衰，主要是寒门崛起，削弱了门阀士族对权力的控制，使得门阀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随着隋的统一，京都的北去，新兴家族的不断涌现，以及九品中正制为科举考试所取代，吴郡四姓的优势尽失，因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魏晋南北朝是儒学衰微，玄学兴起的时代。玄学以思辩的形式，表达的是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它通过对有无、体用、本末、言意、动静以及自然名教等“辩名析理”的清谈争论，构建成一套全新的思辩哲学体系。吴中四姓生于斯时，长于斯地，在儒学的禁锢崩毁之后，他们也以完全自由和开放的形式，表现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生观和新的生活方式。吴郡张氏子弟如张镜、张敷、张绪、张卷、张融、张畅、张充等都好读玄书，能清言。《世说新语》载：“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张镜少与颜延之为邻，延之常谈议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从篱边闻之，取胡床坐听，镜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这两则故事很能代表四姓清言谈玄之盛。而其最负盛名的当推张融。融弱冠知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善草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大胆否定和对自我创新意识的自信与尊崇。在生活方式上，他们率性而为，不以世俗议论为意，如张瑰精音律，齐高帝时官给事中，光禄大夫，建武末屡求还吴，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讥其年衰蓄妓，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无复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张充少好逸游，尝臂鹰牵狗，招摇过市，至三十而折节读书。张氏自张敷以来，并以理音辞、修仪范为事，至张融，则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见者惊异。这些，都表现为对传统礼法和行为规范的超越和反动。

六朝选官，行九品中正制。作为江东世家大族的代表，吴郡四姓自东吴以来即掌握了论荐选拔官员的特权。他们不仅担任丞相、司徒、吏部尚书等官，而且累朝担任地方中正官、大中正官，成为决定士族或庶族士人进入仕途的关键人物。四姓中，陆晔、陆玩、陆纳、陆倕、陆缮、陆襄、陆杲、顾众、顾琛、顾恺之、顾宪之、张裕、张绪、张永、张稷等人都先后担任州中正和大中正官。在六朝门阀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中正官站在士族集团的立场上，利用论荐选官的特权，为士族子弟进入仕途大开方便之门，那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所论荐选拔的官员上任后，官品政绩如何，是更为重要的。从上所论可知，吴中四姓为官，大多能清廉自守，不自封殖，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如顾雍为丞相，其所选用文武官员，皆随能授任。陆绩为吴郁林太守，罢归时无行李装束，舟轻不可越海，乃载巨石为重。后树其石于家，称廉石，成为陆氏清廉的象征。陆琼官至吏部尚书，而性谦俭，不自封殖。虽位望日隆，而执志愈下。室宇不改，车服不华，俸禄皆散之宗族，家无馀财。张绪亦官至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加金紫光禄大夫，而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谈端坐，或竟日无食。死之日无宅以殡，遗命凶事不设柳，止以芦葭车需车引柩灵，上置杯水香火，不设祭。最堪称道的是顾恺之，其三子顾绰积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恺之每禁之不能止。后为吴郡太守，谓绰曰：“我常不许汝出债，今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尽出诸文券，恺之悉焚烧，告语远近，凡欠三郎债，皆不须还。这与战国时冯谖客孟尝君，焚券市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凡此种种，都是儒家民本思想和义利观念的体现，代表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

六朝又是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吴四姓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们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培养了像陆机、陆云、陆厥这样的文学文论家，张宏、张彭祖、张永、张融这样的书法家，以及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顾宝光这些著名的画家，并以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学风格，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艺术精神，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增添新的血液。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张华尝谓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称其文“犹玄圃积玉，无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其宏丽妍赡，英锐标逸，亦一代之绝乎!”所作《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最早的一部系统专论，他用赋的语言，分析了文学创作过程，对情与物、意与辞等关系进行了透彻的描述，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齐梁文风兴起之时，“吴兴沈约与琅琊王氏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禺页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陆厥第一个站出来，作书与沈约，对那种忽视情物内容而注重章句形式的理论提出了大胆批评。他说：“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又云：“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这是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有力批判。

汉魏六朝是书法史上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见于记载的书家比比皆是。吴中顾、陆、张氏亦多出书家。如张宏善篆隶飞白书，妙绝当世，陆机、陆云皆能书，张裕三世皆以书名，惜均未臻一流，只有张融超越二王的创新精神，值得肯定。相形之下，吴中四姓之绘画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新的阶段。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画家，多才艺，诗赋书法俱能，尤精绘画，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擅画人物、肖像，兼善山水，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画人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毛，而益觉有神。又为殷仲堪画像，殷眇一目，顾明点瞳子，飞白拂其上，有如轻云之蔽日，人称妙绝。所著《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据刘纲纪先生研究，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留存至今的第一篇绘画评论”，而且，“在他的画论里，形与神都因同玄学、佛学相联而提到了哲学——美学的高度”，“是魏晋玄学的美学在绘画理论上的完成。”同郡陆探微，刘宋时为明帝侍从，亦工人物画，尤擅肖像，师法顾恺之。后人论画，以“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联绵”等特点而将顾陆并称，号为密体，以别于梁朝张僧繇及唐吴道子的“疏体”。张僧繇以擅画佛教人物造像而著称，他虽望出吴郡，而师模宏远，六法精备，用笔多依书法，一变顾陆作画联绵循环之势，着笔不多，点画缺落，而形象具备，有意到笔不到之妙趣，故人称“疏体”。疏体的出现，为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后人对吴中这三位画家都评价极高，张怀说：“像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喻之书，则顾陆比之钟张，僧繇比之逸少，俱为古今之独绝。”张彦远曰：“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这些评价，既揭示其差别异同，又肯定其地位与价值，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