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14 12:31
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今苏南、浙江附近为代表,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荆吴和先吴以及最重要的吴国文化为基础,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吴地文化的区域包括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
黄帝第五代孙,是上古五帝之一高辛氏帝喾。传说帝喾也象他的始祖黄帝一样,分别从四个不同的氏族中挑选了四位美丽娴淑的姑娘为妻,生下了四个有出息的儿子。二妃是屈原在《楚辞》中所赞美的有娀氏美女简狄,生子名契,是商王族的始祖;三妃陈丰氏美女庆都,生帝尧放勋;四妃鲰訾氏美女常仪,生帝挚。帝喾的原配妻子是有邰氏的姜螈。
姜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诗经》中有两篇专为她的美德而咏的。一是《鲁颂·闷宫》,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二是《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里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传说有一日,姜嫄趋郊信步而游,碰见一个巨人足印,其大小远胜常人,正惊疑问,顿觉一股暖流在气海泉涌,冲击遍身穴位,竟有说不出的畅快和舒坦,并莫名地产生了一种踩踏这个大足迹的强烈欲望。她将她的脚套在巨人足印的大拇指上,俄顷,就感到腹中微动,好似胎儿动作一般。她又惊又怕,却毫无办法,十月后产下一子,姜嫄以为儿子是妖,就把他抛入隘巷;可一连串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起先是隘巷中过往牛马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婴儿身上。后来姜嫄又派人把他丢到山林中去,可正巧碰上山中人多没丢成。最后将婴儿抛到河冰上,又忽然飞来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婴儿盖住,以防婴儿冻僵。姜嫄得知后,以为这是神的指示,便将婴儿抱回精心抚养。因最初本是要抛弃他;所以给他起名叫“弃”。
弃少时就喜好种植各种庄稼。稍长,谙熟农耕之事,被舜任命为掌管农事的稷官,封在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因而史称弃为“后稷”,去世后被中华民族尊为农神。弃生子不宙,继承父业,作夏朝的农官。夏太康时政治腐败,不重农业;废农官。不宙逃亡到西北游牧民族戎狄部落,致力农桑,自食其力。
不宙一族从此世居戎狄之地,一晃数十年。不宙的孙子公刘执掌该族,他摒除慵懒,力倡勤勉,更加注重农桑耕织,《诗经·大雅·公刘》赞道:“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 乃积乃仓,乃裹乃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伐戚扬。”《史记·周本纪》描绘的情景是可信的:“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于是,公刘带领自己的族人自鄙远的邰地迁居到豳地(又作邻,今陕西旬邑西南)。车辚辚,马萧萧,兵精粮足,其时的敌人是断不至于小觑。
公刘生子庆节。庆节继承父权时,以豳为都,开始营建原始部落国家。庆节生子皇仆,皇仆生差弗,差弗生毁逾,毁逾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亚圉,亚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古公亶父。九代以来,世居豳地,守住了公刘的事业,可也没有什么值得颂扬的拓展。古公亶父则不但继承而且光大了后稷、公刘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积善行德,颇有口碑。其时中原已值商殷之世,西北戎狄游牧民族也强大起来,豳地时常遭受到戎狄游牧民族的骚扰、威胁和侵犯。古公亶父决定进行一次大迁徙。他率领人民渡过烟波浩渺的漆河和沮河,翻越巍峨的梁山,南迁岐山曲麓下的周原地区(今陕山岐山县)。
古公亶父定居岐山后,改革原来戎狄游牧民族风俗,营造城廓都市和村邑,同时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各种国家统治管理机构。古公亶父建立的诸侯国得到了商王朝的认可,《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六年,那迁歧周。命周公卖父,赐以歧邑。”因为地处周原,故姬族从此称周人,建立的国家称周王国,古公亶父称周太王。在吴姓族谱中,尊古公亶父为最远先祖。
据史书记载,黄帝本从少典姓公孙。他的氏族长期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氏族强大独立后改以姬为姓。黄帝是历史上第一个姓姬的人,因而成为后世姬姓和所有从姬姓分衍出的姓氏如吴氏等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祖先。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即西陵氏的累祖、方雷氏的女节、彤鱼女之女以及嫫母。传说嫫母是世界上外貌最丑陋的姑娘,但却生了一颗非常仁爱、善良的心。黄帝与四妃生了二十五个儿子,他们大都又独立成新的氏族首领。在野蛮时代末期开始,那些刚独立出来的氏族的姓氏由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封赐。传说,黄帝吹律定姓,《国语·晋语》这样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姑、儇、依是也。”其中,只有黄帝与正妃累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继承了黄帝本姓姬,吴姓即从玄嚣这一支发派递传而来,《丹阳吴氏族谱》正是以少吴(即玄嚣)为第二世远祖。古公会父生子三:长子太伯(亦作泰伯),为姬姓吴氏的开氏始祖;次子仲雍,为姬姓吴氏的传代始祖;少子季历,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的父亲。
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小儿子季历娶了一位挚任族的好姑娘叫太任。当她怀孕后,“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十分注重胎教。后生下一个神童,取名叫昌。姬昌一生下来就聪明异常,而且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颇有伟人气质、王者风度。《尚书·帝命验》更有神话般的记载:“季秋之月甲子,赤爵衔丹书人于酆,止于昌户。其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因有此圣瑞,周太王古公亶父对姬昌这个孙子另眼相看,宠爱有加,有意要将周家的天下传给他。太王曾传言:“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但按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最小,无资格承嗣王位,这样姬昌也就没有继承周家天下的机会。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氏族的规范,又为自己不能依心意传位而十分苦恼,终日双眉紧锁,郁郁寡欢。古公的长子泰伯和二子仲雍为了顺从父亲要立少于季历以便传位圣孙之意,结伴出亡,逃到与周族邻近的游牧狩猎民族荆蛮句吴那里。泰伯、仲雍的出逃,据传是当古公亶父病的时候,他们托辞到衡山为父亲采药而一去不复返的。这样,季历才被改立为太子。
泰伯、仲雍出奔荆蛮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古代称“吴”之地有三处:一叫西吴,在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一叫北吴,就是西周虞仲封地,在山西平陆吴城;一叫东吴,在无锡梅里(在今无锡梅村街道)。其实,象我们先前所说,吴本是族名,后才成为地名、国名。泰伯、仲雍最初出走之地,是离周国所在岐下周原不远的荆蛮地区,也就是西吴。这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居住地,泰伯、仲雍逃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酋长,建立起氏族国家,号称“句吴”。泰伯的吴政权与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诗经·皇矣》因称“帝作邦作对,自泰伯、王季。”
不久,古公亶父病逝。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他留下临终遗嘱,要季历让位给泰伯。泰伯、仲雍回国奔丧,极尽孝义之道。这时,季历依照父亲遗命要将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受。季历不依。泰伯多次避让不成,只好带着弟弟仲雍再次逃回荆蛮吴部落中。这一次,为了表示决无反顾之心,泰伯、仲雍带着族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他们从陕西西部的西吴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辗转迁徙,最后一直到达长江入海处的江苏无锡、常熟地带。泰伯、仲雍易服毁容,完全改从吴人文身断发的习俗。在以礼义文明自诩的周人看来,只有遭刑罚的人才断发文身。泰伯出逃时曾传话说:“我已到句吴,改从吴人断发文身之俗。我已成刑余之人,再无资格当宗庙社稷之主了。”悲怆之极!壮烈之极!它不知感动了多少代中国人。那位被中华民族尊为圣人的孔子读到这一段动人的历史,感动极至,拍案惊呼:“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己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在孔子看来,泰伯的品德已到了极高境界,人世间再也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他的美德了。
泰伯的高风亮节感动了荆蛮,“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于是,泰伯在中国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三吴中的东吴之地)重建国家,国号依旧叫“勾吴”,并在今江苏梅里(在今无锡梅村街道)营建早期城市,作为都城。泰伯奔吴,给落后的江苏地区带来了北方文明的种子。而泰伯、仲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不畏艰辛、勇于开拓,数年之间,人民殷富,终于在东南地区牢固地站稳了脚根。为后世强大的吴国打下了基础。
这位品德高尚的开拓者去世后,就葬在他东迁的最后落脚点也即他在东南重新开拓新天地的据点一一梅里平墟。至今,无锡市东三十里的鸿山(也叫东皇山、梅里山)仍有这位开拓者的墓庐,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的大理石砌成,高2米余,直径3米多;墓顶填以黄土,常年绿草如茵。墓碑是四方形,正面刻着“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墓前矗立着两根高大雄伟的华表,华表上雕刻着威武勇猛的雄狮。墓前建有供祭祀用的享堂,建于公元1818年。享堂门旁石上镂刻有齐彦槐书写的一副对联,概述、歌颂了泰伯的最大功德,其文是:
相传泰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恸欲绝,哭声震天。百姓争相向他的遗体敬献鲜花,顿时漫山遍野花草无存。许多后去者不忍空手而归,聚众商议,泰伯生前最喜种麻,于是大家各采束麻束系腰间,以表达人们的敬仰怀念和哀悼。这个风俗历经数千年,在民间流传,遂形成了中华民族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的丧葬礼俗。
吴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开拓者的不朽功勋,将他在梅里的居所改为祠庙,这就是今天的“泰伯庙”,又名“至德寺”,老百姓亲切地叫它“让王庙”。今天那威严雄伟而富丽堂皇的泰伯庙是在明清古庙址的基础上翻修重建的。大殿前有明代修建的石牌坊,上书“至德名邦”四个大字,醒人耳目。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就曾有《和泰伯庙》一诗颂之:“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后代骚人墨客,多有颂泰伯庙的诗文遗墨。
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泰伯的忌日,所以每逢这日,梅里一带人民纷纷前往瞻仰朝拜。农历清明节,梅里乡俗更有祭祀泰伯庙的隆重节日活动。
孔子曾评论泰伯,有“志让两家天下,功辟万古江南”的至德圣人尊称。
泰伯先让贤后开辟江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融合全国东、西文化,奠定了江南古文明的基础,他不仅仅是吴国的创始人,更重要的,泰伯是一位杰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和群众领袖,他不坐享其成,而是历尽艰辛,去创建、去开发、去为百姓服务;他不因循守旧继承父业王位,而是去拓新,造就新天地。当弟季历为殷朝第29代商王太丁杀害后(B.C.1193年),泰伯再次让位于侄昌(周文王),时已年迈,不久病故,传说葬于鸿山(皇山)。泰伯生于约殷朝商王祖甲5年(约B.C.1253年左右),病故于殷朝第30代国君帝乙4年(约B.C.1187年左右),享年66岁,无子,死后传位于大弟仲雍。从此,这位伟人就长眠在无锡梅里(今梅村)鸿山之麓,泰伯墓作为千年古迹供后人瞻仰。
纪念泰伯名胜古迹有城里大娄巷内的的泰伯祠堂(解放后被毁)、锡山泰伯殿、梅村泰伯庙及鸿山泰伯墓道。在泰伯殿堂上高悬“至德无上”四个大字,他的功绩真可谓:“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孔子曾称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卒后传子周武王,于殷朝第31代国君帝辛32年(B.C.1123年),武王灭纣,并分封泰伯的后裔周章少子为安阳侯,现今江苏省无锡锡山区(原锡山市)阳山,又名安阳山。
三千二百多年来,从泰伯奔吴,历经沧桑,传至第十九世孙寿梦(B.C.585-B.C.561年)国力强盛,称霸江南,在位25年。寿梦第四个儿子季札受封于延陵。孔子曾书题季子墓:“呜呼,有延陵君子之墓。”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文字最短的墓碑记。
泰伯在无锡没有子女,是当今中国北方众多民族之先祖,姬姓吴氏虽起自他,今日吴姓却非他的直系后代,而是二弟吴仲雍的血脉。所以,许多姓氏学著作都说:吴太伯是吴姓的开氏始祖,而仲雍是吴姓的传代始祖。吴仲雍和泰伯一起奔赴今江苏省南部,在泰伯去世后,他接任吴国国君;继承哥哥开拓的事业。他去世后,葬在吴国附近虞山。至今,在江苏常熟市虞山东麓,吴仲雍的墓庐仍在。墓前原有三道石牌坊。第一道牌坊是清乾隆年间建立的,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第二道石牌坊正面是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的四字牌,上书“南国恭友”;三道石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一楹联,其文是:
一时逊国难为弟,
千载名山还属虞。
虞仲的墓穴在牌坊之后,墓上有四块墓碑,正中间一块是明代江南巡按御史路振的题字,上书“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
原因有三:其一,季札两度让位出亡,与吴国的政坛若即若离,时隐时出,他的一生伴随着吴国的兴亡史;其二,季札不但多才多艺,且仁德谦和,至贤至圣。曾被后世奉为“至德第三人”,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块里程碑;其三,季札子孙繁衍发达,今吴姓各支族谱,大多称出自季札之后,以他为始祖神,可见他实是吴姓血源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
初,季札回避王位,从王室出走,逃到延陵乡下,耕田种地当农夫。长兄诸樊无法,只得将季札所逃的延陵一带封赐给他作为采邑。时人因此称他叫做“延陵季子”。
季札(季子)封延陵,家室也跟随到此,更有一支后裔世世代代居在这里,因此,延陵成为后世吴姓的郡望之一。季札所封延陵邑,遗址在今江苏常州市南淹城。秦时为延陵县,隶属会稽郡;汉代改为毗陵县;西晋改毗陵县为晋陵县,又分毗陵县的暨阳乡置暨阳县,又分丹徒曲阿乡延陵镇置延陵县。毗陵县就是江苏常州市,暨阳县成为今江苏江阴市,而延陵县即今江苏省丹阳市,今县西南仍有延陵镇。后世延陵郡望应包括上述二个县及今常州一带。
季札去世后,葬在他逃耕和初封地延陵。《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上湖在今江苏常州市东,原芙蓉湖的西北部;明代以后已围湖成田。而杜佑《通典》载:“晋陵申浦有季子墓。”申港即今江苏江阴县西的申港。吴人为了纪念季札,又在他的墓上建立祀庙。而今天江苏省有五处吴季子的庙:江阴申港一处,丹阳延陵镇西九里庙一处,常州市存三处。相传,季札去世后,孔子曾手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而五处季子庙中都有此碑。
丹阳县的季子庙。相传自秦汉以来,庙中香火不绝。唐代景龙年间(公元707——709年),狄仁杰奏毁江南各淫祠;只有九里季子庙独被保存不毁;唐代时,孔子所书十字碑就见于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命殷仲容摹拓碑文。唐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肖定重新摹刻碑文,置于季子庙中,改修庙宇。宋元祐年间,宋润州知府杨杰奏请降旨封季子庙为“嘉贤庙”。南宋宁宗时赐封季子为昭德侯。每年四月十三日、八月十八日举行祭祀仪式。丹阳县的季子庙,十字墓碑仍在;原已断为二,碑是1982年重新修好的。
江阴申港的季子庙,原来规模也很宏伟。据宋常州太守朱彦《江阴季子庙碑记》说:江阴申港的季子墓,才是古代延陵季子的真墓。这个结论是朱彦派江阴县令赵士淝查访考证出来的。当时这里已有季子庙在。于是,朱彦又从丹阳季子庙中摹刻孔子十字碑,置于申港季子墓上,并设立季子神象祭祀
可惜,如今江阴申港吴季子庙和常州市的三处季子庙,庙宇殿堂湮没荒废,仅十字碑存。
根据各种吴姓家谱资料以及经典、正史记载,季札娶夫人颜氏,生了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德操、才华。长子早逝,名字不见记载,现已无从稽考。《札记·檀弓下》记载说,季札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今山东莱芜县西北),今此处仍存吴延陵季子长子墓,且也有孔子所题“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碑存,大概是后人从江苏摹刻来的。二子吴征生也迁齐国,三子吴重道,四子吴子五,五子吴木熹。吴季札这四个儿子的后代,人丁繁衍发达,宗族日益昌盛繁荣,逐渐又分衍出后世大部分的各吴氏分支,构成吴姓成员的绝大部分。所以,吴姓各支,多以吴季札为始祖神。
据姓氏书记载,吴季札居延陵,其后裔又有以“延”为氏和以“延陵”为氏者。所以,延陵季子又成为延氏和延陵氏的开姓始祖神。
浩瀚的太湖流域孕育着美丽而又富庶的江南地区,人杰地灵,她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从查山、崧泽等地遗址下层出土文物证明距今五千九百年前江南地区已进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期,经过远古原始社会、原始部落、蚩炎黄、三皇五帝、跨越夏商之交,江南腹地的吴地早已闪烁出“鱼米之乡”这颗东方明珠的光彩。
漫长的历史进程淡薄了人们的感觉。五千多年前创立世界古代文明的东方大国曾先后由三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大部落所组成。东部苏浙皖鲁及沿海一带由当时是国中最大的部落首领青帝蚩尤统率,他以强大的阵容击败炎帝族共工,直近黄帝族,气吞山河、威震华夏,一度主宰着中国的历史。北方内蒙黄河中游由羌人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率领;西部黄河流域上游蒙古高原一带的狄人由黄帝轩辕氏率领。战略军事家黄帝以少胜多,发明指南车,又联合炎帝,在十分危急困难的情况下出奇制胜,消灭了蚩尤,再击败盟友炎帝,又西伐白帝,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民族。
公元前3208年,泰伯来锡后先在梅里建城。公子光夺取王位后在常州武进雪堰乡和无锡胡埭乡一带建立阖闾城,但这以前若干年吴王僚早已在无锡建造城墙,并大兴土木建造吴王宫,宫殿建筑群(在今市中心中阳附近大娄巷)。
经春秋战国的动乱时期,无锡县城多次毁建,刘邦建立汉王朝(B.C.206年),复建无锡县城,规模尚小,城围2里19步,城墙高2丈1尺。
公元前496年,阖闾葬于苏州虎丘,此后直到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覆灭。
《吴地传》记载,大城内有“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秦汉“六尺为步”,阖闾大城内街道、河道宽达30—40米,超过了北方诸侯都城,且条条街河都由陆水八门连通城外。据《史记·春申列君列传》、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当时城内已有“四纵五横”的河道网沟通。
唐代陆广微《吴地记》“罗城”目有“苏州城作‘亚’字形,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七县(盖指阖闾宫、南城宫、东宫和西宫、射台、华池、华林园、石龙七处王宫、台榭和苑圃)八门,皆通水陆”等记载,与以上史籍所记相符。
宜侯夨簋是吴地文化起源的重要物证。据《左传》等史料记载,周朝建立后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宜侯夨簋上铭文记载的历史事件,与《史记》记载的太伯和仲雍来到江南建立吴国有关,周天子册封虞侯为宜侯的夨,可能是太伯的第四代孙吴国国君周章或虞仲。
西周青铜凤纹尊,重达18公斤,1976年12月发现于镇江丹阳司徒公社一个西周中期窖藏中,是目前所见吴国早期铸造最为华丽的青铜器。这件凤纹尊与同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丰尊犹如同胞兄弟一样相像。丰尊是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一件铜尊,形状丰满、沉稳,装饰凤鸟纹,底部铸有铭文。这件凤纹尊虽然没有铭文,但外形类似。凤鸟纹是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器铸造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花纹,吴国出土的凤纹尊具有中原风格,从《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中也许能找到线索:3000多年前,周太王姬亶率领族人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他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周太王非常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想让姬昌将来继承王位。太伯为了成全父亲的愿望,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来到现在的江南一带,建立了吴国。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给江南士族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这应当是吴国凤纹尊极具中原特色的重要原因。可见长江下游的吴文化,既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同时闪烁着江南地区的智慧光彩,成为长江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支重要血脉。
“宜城”曾是吴国的首都,在现在的镇江市大港一带。镇江市首次发现吴国古城遗址,距今有近3000年的历史,是目前江南地区考古发现吴国最早的一座城池。古考古人员根据土城的土堆层构造和火烧土房屋遗存,以及一件名叫“钺”的石器,已经初步断定城墙的高度和年代。它的发现,证明了在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镇江就是吴国的领域,进一步验证了吴国是在春秋中晚期才移都苏州的。也就是说,镇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大城,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阖闾城的筑城年代晚于春秋中期,早于汉代,大致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当,即公元前 515年~前496年之间。阖闾城遗址有郭有城,有完整的宫殿群,且阖闾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符,根据考古复查,完整地复原了公元前515年~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阖闾城遗址考古复查的另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龙山石城,第一次确认了春秋时期的吴国长城。石城两面用大石块垒砌,中部填土,为“石包土”的建筑形式。龙山石城的年代与阖闾城遗址相同,具备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基本要素,其建筑形制与中山长城相同,可能为年代仅次于楚长城和齐长城的“吴长城”。
2008年9月10日下午举行的“无锡阖闾城遗址专家论证会”上,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代表专家组在无锡宣布,无锡“阖闾城遗址”可初步认定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一代吴王阖闾的都城,并建议把无锡阖闾城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阖闾城是无锡与常州交界处的一处春秋时代古城遗址,东部为无锡市胡埭镇东城村,西部为常州市雪堰桥镇城中村。从泰伯奔吴到吴越争霸,历时400多年,期间经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吴国古城有安徽南陵县牯牛岭城、芜湖县鸠兹城、南京高淳固城、溧阳平陵城、丹阳葛城、武进淹城、无锡阖闾城(吴城)、苏州木渎姑苏城,此外还有文献记载但尚未发现的镇江朱方城。由于吴国都城王陵没有确认,近十多年来,各地纷纷开展吴文化探源考古研究,专家们对阖闾城的规模、性质都十分关注。
2004年因为无锡胡埭镇当地农民挖沟,南京博物院在农民挖沟的西北角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出土了马家浜文化、马桥文化和春秋时期的陶片以及青铜镞1件。2007年,无锡市抓住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契机,聘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带队,于当年3月至2008年4月对阖闾城遗址勘探复查,以确认50年来阖闾城遗址的规模和身份。
9月9日,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建筑设计院历史建筑研究所和江苏、浙江、上海、河南、湖北、山东等地13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达无锡,在经过严密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论证后,专家们对无锡阖闾城遗址勘探复查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次复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大城,完整地复原了阖闾城遗址;复查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发现并确认了阖闾城遗址周边的龙山石城和胥山湾,完整地复原了阖闾城遗址的防御体系。根据勘探复查的结果,阖闾城遗址有郭有城,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符合春秋时期都城的建制,因此可认定阖闾城遗址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良渚文化遣址群”中出土的五千年前一位军事首领墓中有48把石钺、琮、壁、镯、玉钺、钩、玉礼器等珍品,有力证明华东地乃泱泱大区、灿灿古文明区。
古代周族领袖亶父,世称周太王,即古公亶父,生於殷朝第23代商代国君武丁40年左右(约B.C.1284年),至殷朝第25代国君祖甲5年(B.C.1253年)遂建都陕西岐山周原,并生有泰伯、仲雍、季历三子。长子婚后无子女,三弟有子昌,聪明伶俐即周文王。亶父暗示王位传季,日后传孙昌。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载:“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之谓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其少子则季札,有贤材。兄弟欲传国,札让而不受。自寿梦称王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粤王句践所灭。”他把西北文化带来江南,并入乡随俗,把古代绘画艺术用在人体皮肤的美化上来,带头实行对百姓的理发制度,把披头散发的长发剪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短发,促进人们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即历史上著名的“断发纹身”。
次年闻父病重,上慧(即惠)山采约,收集治父病的药方,与弟北上控父治病后返梅里。尔后建立城邑、开发江南、变渔狩之地为稻田,扩大耕地面积,深受百姓爱戴。年后,至殷朝第27代国君庚丁10年(约B.C.1210年左右),古公亶父病亡,兄弟返岐奔丧,把王位继承权让位于三弟季历,并速离岐带孝返锡,为创建的句吴古国不辞辛劳,呕心沥血,是创建古代吴文化的先驱。
吴文化是开创江南古文明的源头,吴泰伯开创的基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诸侯国家,吴国具有740年的历史,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诸侯国所不可比拟的。
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泰伯浩气存千古,肝胆留人间。世上有“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如海源金匮(金匮即今无锡)”之说。泰伯南下,把周朝的诗歌和无锡地区的土(山)歌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吴歌,促使古老的所谓“荆蛮文化”和北方文化结合而发展成为吴文化,无锡是发祥之地,创出了无数的光辉灿烂的无锡山歌、田歌、村歌、渔歌、圩歌、船歌、情歌......等,这都是泰伯及其后人的丰功伟绩。
有史记载可知,无锡是具有3200多年历史的古城,随着考古的进展、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古文物的研究,可以断言无锡的古文化还可以推到更远古的年代,而不只泰伯作吴。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国都一直迁徙,诸樊为吴王时在今苏州吴中区的木渎建都,后公子光刺王僚后为吴王即是阖闾,在伍子胥主持下重新建造都城阖闾大城。由此无锡成为吴文化发源地,而苏州成为了吴文化发扬地。
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各族人民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互相交往,互相融合,逐步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政治制度,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作吴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期以来,其经济特别繁荣,其文化尤为发达,从这里的辉煌灿烂历史文化中,可见中华民族文化之一斑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建城历史和中国有相似之处,但3000年前乃至更早时间所建的城,大都较小,有的只是个大城堡。埃及古城卡宏,城墙长仅380米,宽260米;巴比伦城很大,但已不存在了。雅典城是规模较大、犹存的古城,但它是在公元383年马其顿帝国建立后,重新建造起来的。古罗马城在建设上有辉煌成就,但它是公元前一世纪经过较长的时间自由发展形成的,且没有统一的合理规划系统
由于城市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因军事、政治、经济发展和交换贸易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标志着建筑艺术的巨大进步,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缩影。苏州古城的建立,就表明当时吴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已相当高,后来又延续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是吴地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
吴国文化盛极一时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个性”非常突出,生命力异常强盛,历史上曾长期的繁荣发展,有卓越贡献,世界文明史中也占有光辉独特的一页。它曾一次次创造历史性奇迹,周代吴国的历史就是一例。
3100多年前,勾吴建立,逐步形成了吴文化。最初的政治中心在无锡、吴县交界处一带,2500年前吴国迁都苏州,大为兴盛,吴文化发展也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历史的奇迹从此反复出现。
春秋时期,楚、晋、齐是大国,吴是偏居南方的小国,竟能以3万之师,打败20万之众的楚国,占领其郢都。后来吴又战败齐军,威震晋国,夺得天下之霸主地位。
吴国为何能创奇迹?从表层看是有孙武、伍子胥等杰出将领,吴人尚武善战等,其根本原因是吴国已有高水平的文化。泰伯、仲雍奔吴,言偃到孔子那里“留学”,楚国的伍子胥,齐国的孙武被重用,使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出鼎盛一时的吴国文化。结果是文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苏州这个中心城市的形成,兵器,战船及经济技术进步,使吴国综合国力大为提高。由此看来,吴人善于筛选、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特长,是其成功之本,是靠文化和智力而取得经济和军事上的奇迹
吴地文化源远流长
吴国文化是狭义的吴文化,是断代史文化,这是取其政治概念。吴地文化,是广义的吴文化,取地域史志概念,它包括吴国以前和吴国以后发展延续的吴地区域性文化,即大吴文化。所谓大文化是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人们通称为历史文化。
吴地一般是指宁、沪、杭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是吴国以后的吴文化中心,位居吴地中心区域,习惯上把苏州历史文化称为吴中文化,应是吴文化的主要代表。
吴地文化源远流长。太湖三山岛,吴县草鞋山,吴江梅堰,张家港东山村及徐家湾等遗址的发掘,证明一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的文化是同步发展,某些文化甚至超过中原,如玉器、漆器、木结构建筑、纺织、丝织、水稻、航运等。相传黄帝与夷人蚩尤族团的文化是旗鼓相当,后因大水,蚩尤才北上,遇到黄帝族团而战败了,其族人却将先吴文化带入中原,又带到江汉和云贵......,融汇成中华民族文化。夷人、越人留在吴地山岭地带的支族,后来形成吴国吴人的主体部分。至隋代,改吴为苏州,吴文化中心苏州从此正式得名,并延续发展。
经济与文化相映成辉
吴地历史生动地证明,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进文化兴盛。由于文化有有形价值和隐形价值,有经济价值,又有精神价值。隐形的并非一般人所能看清,因之祖先的这条宝贵经验,往往得不到充分运用,回忆这段历史颇有现实意义。
6000年前已有人类在吴地定居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吴国文化兴盛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这里率先开运河,盛产金、锡、青铜,冶炼有很高水平。后春申君带来楚文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西汉初,吴王刘濞成为地方七国中实力最强者。隋唐以后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吴地竟成了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苏州七县更创历史纪录,以占全国1%的田,承担11%的赋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京官俸米。
从经济上讲,吴地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历来重视经济的发展,因此,农业、商业、手工业、丝绸、纺织、冶金、航运、食品工业等均较兴旺。市场和城市基础设施虽多次毁于战火,却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发展,在若干方面还达到全国的领先水平。无锡曾是全国重要的内外贸商业大都会,是重要的丝绸基地,是大米市和金融中心。在科学技术上,冶金、造船、医药、天文、印刷、航海、建筑、水利、丝绸、商业经营管理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经济实力在全国仍占重要地位,长江三角洲这块吴地,将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地区。
文化教育方面,同样是持续、全面、高水平的发展,集中反映在人才上。从圣哲到爱国思想家,从科技专家到能工巧匠,从政治家到军事家,从旧制度的造反者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者,许多杰出的人物从吴地土壤中成长起来。有些人才则是来到吴地后,才大展宏图,建立奇功伟业的。如言偃被称为江南圣人,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军事战略思想家武圣人,范仲淹、顾炎武是爱国的大思想家,况钟是大清官,还有冶金专家干将,建筑规划设计大师蒯祥等。更有画家、医师、商人、文学家及各类人才。近代的人才也是很多的,如章太炎、柳亚子、叶圣陶、费孝通等。历代人才辈出,也是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
人杰地灵才能物华天宝,人杰才能充分发挥地灵之优势。而教育文化的发展才能出人才,并带来生产力革命。
吴地文化教育发达,官方的提倡是有积极作用的,范仲淹办府学,更有深远影响。民间的文化教育意识,也有力地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兴盛。如在“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强烈的意识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书香门第、文化氏族,进而以苏州城为中心基地,形成密集的文化群体。吴地在这种民风氛围熏陶下,不断积极扩散,以至绵延长久。这是文化教育,乃至技艺得以继承发展、达到很高水平的扎根民间的基础。
事实表明,吴文化实质上是以先吴和吴国的文化为基础,兼收并蓄周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等,以优秀人才群体为代表而创造的高度文明的总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吴地控三江、跨五湖、通长江、临大海,交通便捷,从而带动市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吴国率先开运河、建水军攻楚伐齐,吴地城镇的兴起,大都傍水而建;秦汉以来吴地就是进出口岸,是海外来人的一个登陆点,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西方文化的输入,也是因水多之便。此外长江还有特殊的防卫功能,使吴地相对安定,这一切对吴地的创造奇迹都具有重要意义。大海、长江、运河、太湖可以说是吴文化的天然“渊源”。
吴人精于“水利”,首先是兴农田水利取得较高收成。其次较突出的成就是造船技术“先进”,大力发展水上交通等事业。吴国盛衰可以说是与船共命运。三国时孙权曾派使者去南洋开展外贸活动,南北朝时之南朝有强大水军而得以偏安一时,郑和及鉴真分别从太仓和张家港基地出发。苏州城有世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城市治水体系。造船和航运技术,使吴地在经济、文化乃至军事上都得到莫大益处。
吴地是位于长江之南,中国海岸线之中部,太平洋之西的宝地,有长江之天险,相对安定,再加上经济繁荣等因素,随着生态、政治等形势的变化,曾多次有大批中原人口南迁吴地。汉初关中饥荒,大批移民前来谋生,东汉末北方士大夫不断南迁,三国时北方居民渡江迁来十万余,孙吴军又大掳人口。
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之后,吴地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沿,在激烈冲突筛选融合中,孕育了大批爱国者和革命者以及企业家、科学家,创造了新文化和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进而向内地输送新的更高的现代文化,这就是吴文化的延伸和再创造。
城市的作用与科技的魅力
文化能推动生产力发展,那么人们在实践中是采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工具”来实现的呢?吴地史实表明主要是一靠市场,二靠科技。
这就是由于海派文化促使人们积极发展工商业,从而繁荣了市场,市场又振兴了城市,城市又起了火车头的作用,带动广大农村,使生产力全面提高。到了宋、明、清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聚集效益则开始体现在城市的第一乘数效应(由手工业项目投入,推动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第二乘数效应(由城市第三产业构成的投资环境吸引新一轮工业项目投入)及其相互的作用。吴地很早就有了丝绸工业和手工业、纺织印染业及食品加工、工艺美术等作坊性的生产项目,这就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投资环境更好,吸引更多的商人来苏投资或做交易。
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体从原始方式 —— 手工劳动方式 —— 机器生产方式 ——现代化生产方式。当中国大部分地方还是以原始生产方式为主的时期,吴地已到手工乃至机器生产的时代。科技的进步,超前的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则是聚集财富的主要手段。
吴地过去科技水平较高,与海洋文化和市场竞争有密切关系。工商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和多家竞争,促使人们刻意求新。由于众多的生产者、经营者聚居一个城市,信息想通,不同的行业,“多学科”的专业技能,相互配合,相互启迪,就能创造出新的东西,专业化的生产更有利于技术的提高。再加上教育和技艺的世代相传和积累,人才大批流到城市,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前进。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竞争,乃至国际上的政治、军事竞争,密切相关。科技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大,它已成为生产力和国家现代化,乃至决定国家命运的战略性问题。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科技也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联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史,我们必须走科技兴邦之路,应当重视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运用市场兴市的规律,建设大都会,发展高科技,还要发扬吴文化的特色,吸收现代文化,创造出更适合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吴地文化。
研究吴文化,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方针的具体内容,是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子孙后代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生动丰富的人们乐于接受的教材,是把马列主义与吴地的实际相结合,培养一代新人的有效途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应从吴地的历史特点和近日之实情出发,从数千年吴人的经验中,吸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从发展旅游业来讲,过去主要靠园林,如能以吴文化为内容,形成多种内容的线、网,如博物馆、历史遗迹、民俗、吴服、食品、戏曲、民间文学艺术、江南水乡、古城、太湖景区,乃至与沪、锡、杭连成一片,形成文化内涵丰厚的特色旅游,必可独树一帜,广招天下来客。
研究吴文化与吴地,有重要意义,让我们共同奋斗,为建设好家乡、建设好祖国多作贡献。
吴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锤炼中,凝聚了一种对中华文化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追求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的发展的创造精神,是一种在面临挑战和机遇时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是一种在时代变迁时既不能消融主体又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在建设现代化苏州进程中,就是要弘扬吴文化的优秀传统,要吸收吴文化的精髓,加强对吴文化的研究,为苏州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动力和良好的服务。
苏州市文广局近年来在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吴文化研究的与时俱进,发挥吴文化在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0年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等单位共同发起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吴文化研究课题,这一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精心准备,2002年 8月 6日至 8日苏州市“吴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市政府等100多位专家、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通过近四十个课题的研究,把对吴文化的认识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高新化的时代背景中,从历史的、比较的、现代的视野对吴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的把握;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视野对吴文化精华——苏州古城等保护问题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从产业发展的视野对吴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设想;从人的精神培育和社会文脉的视野、对吴文化的精神价值进行了多侧面的认识,从而充分发挥吴文化在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这是苏州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构筑文化战略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准备。
2000年以来,文化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吴文化的研究,专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一批文化丛书和专著。其中有,《苏州戏曲志》、《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苏州文化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姑苏竹枝词》、《苏州滑稽戏优秀剧作选》、《滑稽戏资料》、《迈向新世纪的苏州文化》等一批专门介绍吴文化的丛书、还开办了吴文化网站、增设吴文化论坛;无锡每年都会举办吴文化节等。其中《苏州戏曲志》获苏州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文化丛书》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获市“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 7月由世界著名大师贝聿铭题写书名、著名作家陆文夫作序的《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80万字,16开本,汇集了39篇有关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苏州吴文化研究工作又上了一个新水平。
2500年的历史形成了辉煌灿烂的吴文化,很多吴文化成果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然而也有很多优秀文化成果随着现代化而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苏州虎丘泥人苦于无传承人,喜爱昆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精美的苏绣也因为绣娘太少而愈发珍贵。为叱,苏州市政府2008年发出“传承吴文化,共建吴地和谐家园”的号召,提出建设吴文化网、扩大吴文化影响力的倡议。2009年10月,在苏州市政府、沧浪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吴文化网正式开通。